郭熙：《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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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海外華語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海外華語。

不久前接到南京老友段業輝教授來電，說自己承擔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最終成果《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研究》即將付梓，希望我能寫幾句話。

我對新聞語言文字規範並無專門研究，雖說早年寫過一點兒與此相關的文章，多是淺嘗即止。這些年參與主編《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對媒體語言時有留意，但也不過是「路人甲」的角色。這次讀段教授的大著，倒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

首先想起的是我20多年前給新聞語言下的一個定義：新聞語言是隨著新聞事業的產生和發展而逐漸形成的一種功能變體。這個定義很籠統，因為那個時代對新聞語言的認識很有限：不少討論還停留「三性」（鮮明性、準確性、生動性）方面；新聞傳播形式也遠比今天單一——紙媒數量相當有限，雖說廣播事業已經很發達，但「經濟台」還只是剛剛問世，「播新聞」還是「說新聞」的討論則剛剛開始。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問題遠沒有今天這麼突出。

段業輝教授研究的新聞語言文字顯然不像我說的「新聞語言」那麼狹窄，其目標不在於探討新聞語言在什麼地方有別於其他領域語言，而是在對新聞領域裡語言使用實態的全景式跟蹤記錄和分析。

不同時期的新聞語言文字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載體的影響。早期的新聞語言存在於報刊，是「目治」的語言，供人「閱讀」，故有「看報」「讀報」之說，讀報人則是「讀者」；廣播的產生造就了有聲新聞語言，目的是服務於「聽」，故有「聽廣播」「聽新聞」之說，聽廣播的則成了「聽眾」；而電視的出現，則催生了「看」「聽」結合的新聞語言，儘管有「看」有「聽」，大概「看」更具有優勢，所以通常只說「看電視」「看新聞聯播」，於是也就有了「觀眾」；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新聞呈現方式豐富多樣，令人目不暇接，但仍離不開語言文字，無非也還是「看」和「聽」。無論是「看」「聽」還是「看和聽」，都離不開人，統稱「受眾」。受眾有「大眾」「小眾」之分，「大眾」無疑是主要的。既是面對大眾的領域，語言文字規範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對語言文字的各種實態進行調查分析，就是摸家底，找對策。段教授一干人所開展的研究的價值不言自明。

實態調查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看了段教授的研究就會知道，作者是如何觀察記錄當今新聞語言文字實態的。書中大量的實例，如「某媒體某時某刻將某字讀作某」等，如果不是潛心監聽是無法獲取的。這些資料是觀察新聞語言文字規範狀況的重要參考，其中不少會是今後進行語言規範教育的典型案例。

如果說記錄實態還是一個功夫活兒的話，那麼對新聞語言文字使用規範的研判則需要更多的理論分析的功底。如何認識語言規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1999年，我在《中國社會語言學》（第1版）中談了對當時語文生活的一些認識，其中提及「大量超規範現象步入大眾傳媒」。於根元先生隨後表示了異議。他指出：「『超規範現象』的提法，可能是把規範同規則等同起來」「我們提出規範是語言交際的到位。不少學者在討論語值、語用值、交際值、規範度，這涉及語言觀了。郭熙在這方面恐怕要做些調整。」可見，大家對規範的理解並不一致。而在新聞這個複雜的領域裡面討論語言文字規範問題，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例如，如何確定是否規範，規範的原則、標準是什麼，新聞語言是動態的，需要不斷地創新，那麼如何處理動態發展、語言創新和規範之間的關係等，都是繞不過的問題。段教授的大作認真考慮了今天新聞語言文字使用的複雜性，充分重視不同媒體形式的差異。實證數據表明，不同類型的有聲新聞在播音語言的質量、播音語言的規範要求等方面是有差異的，比如廣播節目的不同播報形式與相同廣播不同播音主體的新聞播報對廣播語言規範有著顯著、成系統的影響。

在不同的新聞領域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之後，段著明確指出新聞語言規範具有顯著的層級性，應該區分不同媒介的新聞語言規範度，即使是同一媒介，也要區分不同類型、不同欄目的新聞。這些見識無疑是新聞語言文字使用的重要突破。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對不同領域的語言文字使用規範形成新的認識，對語言文字規範的提升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

結合社會語言生活來考察新聞語言文字使用，應該是段教授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又一個因素。語言存在於語言生活之中，這是中國語言生活派的一個核心觀點。在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化方面，以往人們更多地是關注語言文字對大眾社會語言生活的影響，實際上，二者是相互影響的。例如，段著指出，報刊語言在從書面語吸收語言材料的同時，也因反映社會生活的需要，從現實生活中吸取新的語言形式，從社會生活中吸取營養；有聲新聞語言，除主播播音、記者播音、記者連線等以外，同聲傳譯、頻道編輯播音、社會採訪者、特約評論員、國家領導人、官員等的同期聲等，直接記錄了社會語言生活；反過來，它們對社會語言生活的影響可能更直接，更大。

由於貼近語言生活看語言文字規範，作者對一些老問題發表了新見解。例如，關於字母詞和方言詞，作者提出，規範要解決的不是用不用的問題，而是如何用的問題。這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也表明了作者對字母詞和方言詞的科學態度。作者通過對《人民日報》《新聞和報紙摘要》《新聞聯播》等十個權威新聞類節目或報紙字母詞使用狀況的調查發現，媒體與主題的不同都會對字母詞的使用特點和規範重點產生影響，而評價新聞中方言詞的使用是否規範，最終的原則只能是「處境性」。

上面我用了不少篇幅去討論段著對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做出的貢獻。事實上，這部著作對「新聞語言」這一功能變體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也有提升和拓寬。段著指出，新聞語言的動態規範觀跟時代特徵有密切聯繫。例如，當今廣播的生存空間不斷壓縮，被迫向「移動收聽」的方向轉移，頻率專業化日趨明顯，類型化廣播越來越受歡迎，而無聲媒介語言的表達開始追求口語化、形象化、個性化等。作者分析了這些語體風格的活躍度的影響因素，指出新聞內容的類型決定了其新聞語場的特點，不同內容的語體風格存在明顯差異。這些認識都是很有意義的。

讀段教授大作，也時不時冒出一些一時想不清楚的問題。有的書中談到了，例如，數字錯誤是語言規範問題，還是新聞差錯或失實問題？在尖團音問題上，有的字社會分化或變異已經很明顯，媒體是繼續「抗拒」，還是應該「順應」，還是部分或有條件地「順應」？有的問題書中沒有談及，但我覺得也值得思考，例如，「標題黨」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屬不屬於語言規範問題？如何遏制這一惡劣行為？很希望段教授指點迷津。

總的來說，《新聞語言文字規範研究》一書綜合了時代性、區域性、領域性等不同的方面，打破了單一強調規範的模式，這種從實際出發的規範理念不僅對新聞語言文字規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其他領域語言文字應用規範化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一讀。我在大著出版前有機會先讀，實在是一件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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