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論語》：中國《論語》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中國《論語》學史上，明代《論語》詮釋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它在薪續宋元《論語》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為清代《論語》研究的興盛奠定了厚實基礎。

原文：中國《論語》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作者：聊城大學教授 唐明貴

明初《論語》學：唯朱獨尊

從洪武元年（1368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的68年是明代《論語》學的發軔期。這一時期，在政治上，實現了統一。在經濟上，隨著社會秩序的逐步穩定，物質生產得以恢復，經濟發展增速明顯。在文化上，由於帝王對儒學的青睞、對孔子的尊崇，以及對程朱理學的高度重視，為《論語》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明朝肇基之始，朱元璋便竭力提高朱學在官方學說中的地位，「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供士子們講習，以期達到「道興俗美」的目的。及至明成祖，為「倡明聖道」，實現「家孔孟而戶程朱」的目的，敕令胡廣、楊榮等人編修《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而成《四書大全》。它的成書，標誌著作為治國齊家的統一法理和準則的朱子之學取得了獨尊的官學地位。與此同時，他們還規定凡鄉試、會試，涉及經義者，《四書》主朱子《集注》，《五經》主程朱之學。伴隨著《四書大全》的頒布，朱學的地位日漸榮盛。永樂之後，「不講朱氏之學，不名為士」，「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五經》為可緩。受此影響，這一時期學界雜然紛出的各種注釋、疏講《四書》的著作，大多奉朱子《集注》為圭臬，宗主朱學遂成為該時期《論語》注釋的主旋律。代表性著作有熊釗的《論孟類編》、周是修的《論語類編》等。程朱理學遂成為明初統治集團為尋求統一思想而推行的精神觀念和價值準則。

明中期《論語》學：三足鼎立

從正統元年（1436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是明代《論語》學的中期，共計131年。這一時期，受「土木堡之變」和景泰、天順之際政局動蕩的影響，《論語》學好長一段時間內發展較為緩慢；直至嘉靖中晚期出現了「天下翕然稱治」到「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的轉折後，《論語》學開始擺脫宋元遺風，呈獨立發展之勢，不僅在著作數量、傳播範圍等方面較明初大幅提升，而且在詮釋方式、解經手法、思想發揮等方面也多有創穫。

一是宗主朱學依然是《論語》詮釋的主流。一方面是株守朱學的傳注類著作，如楊守陳的《論語私抄》。另一方面是為應付科舉考試而撰寫的著作，如蔡清的《四書蒙引》等。

二是《論語》的心學化詮釋開始湧現。自中葉開始，明王朝面臨內憂外患，受到刺激的儒生開始由讀書窮理轉向「求心」，形成了崇尚心學的時代潮流。這一潮流由陳獻章發其端，至王陽明而蔚為大觀。

三是《論語》詮釋的考據化趨向開始顯現。明中葉開始，部分學者有感於宋學的種種缺失，開始衝破宋學的窠臼，轉而注重名物制度的考訂和文字、音韻的研究，如陳士元的《論語類考》、薛應旂的《四書人物考》等。

晚明《論語》學：異彩紛呈

隆、萬以降，明代《論語》學逐漸步入了晚期。面對統治結構和社會思潮帶來的社會矛盾和精神危機，無論是在制度上、實踐上尋找治國安邦、救亡圖存合法性依據的努力，還是順應時代潮流，高揚自我意識，專研名物，講究性理，檢討學術得失，《論語》學都成為學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

一是尊朱類的《論語》學著作仍然十分強勁。這一時期雖受到了方方面面的衝擊，但尊朱類的《論語》學著作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如范謙等人的《二刻禮部增補訂正四書合注篇主意》「遵守朱注，闡眾家之紛紜，一以朱注為準」。

二是陽明心學派的《論語》學著作數量大增。這是由於陽明學一度「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代表性著作有焦竑的《焦氏四書講錄》、周汝登的《四書宗旨》、張岱的《四書遇》、鹿善繼的《四書說約》等。這些學者揚棄了傳統朱注的《四書》詮釋觀點，普遍以「心學」觀點來詮釋《論語》。

三是考據類的《論語》學著作持續升溫。晚明，為了反對王學末流糟粕六經、空言心性的虛妄之風，以及士子參加科考的需要，考據類的《論語》著作不斷湧現。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顧夢麟的《四書通考》、陳禹謨的《四書名物考》、徐邦佐的《四書經學考》等。

四是調和朱王的《論語》學著作不斷湧現。在當時學者看來，朱學、陸王學均背離了原本「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合一的儒學本質，淪為了「教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因此，有必要從治學方法和致思路線的視角來反思朱學與王學。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顧憲成的《四書講義》、高攀龍的《四書參解》、劉宗周的《論語學案》等。

五是會通儒釋道的《論語》學著作次第出現。及至晚明，為挽救社會危機，部分有識之士力圖從學術的層面尋找解決社會問題之道。代表作有李贄的《四書評》、林兆恩的《四書正義》和蕅益大師的《論語點睛》等。這些著作通過對《論語》等經典的佛學解讀，力圖「發聖言之精蘊，闡日用之平常」。

六是應舉類的《論語》學著作大量湧現。此類著作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帶「講」、「說」、「解」等名的講章類著作，如葛寅亮的《四書湖南講》、沈志言的《四書說義》和毛尚忠的《四書會解》等。另一種是圍繞科舉考試而做的制義類著作，如張自烈的《四書大全辨》、張溥的《四書註疏大全合纂》、楊彝的《四書大全節要》、馮夢龍的《論語指月》等。

由上可見，明代《論語》學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其中既有對宋元《論語》學的承襲之作，也有體現時代特色的《論語》學原創之作，尤其是後者，對清代《論語》學影響甚大。因此，個別學者主張的明代「停滯的《論語》研究」之說是有問題的。（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代《論語》學研究」負責人）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96期第5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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