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是凝固的歷史——《鑒若長河》的細節導讀

【著書者說】

作者：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2017年11月，拙作《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由三聯書店出版。幾個月來，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回首寫書歷程，雖然充滿艱辛，卻也不乏苦中作樂，其樂融融。

我一直將《鑒若長河》與《洛鏡銅華》視為姊妹篇。記得四年前，由我和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長主編的《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上下冊）歷經三年寫作，終於出版了。在完成這部銅鏡著作的編撰之後，我時常有意猶未盡之感。因為在編書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問題，並試圖去解決。於是，利用《鑒若長河》一書較為靈活、自由的敘述模式，我那些依舊活躍的銅鏡研究思維有了任意馳騁的廣袤空間。

在以往研究中，關於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圓盤，有學者說是銅鏡，有人說不是。筆者在編撰《洛鏡銅華》時，也遇到同樣問題。在經過詳細論證之後，決定不收錄這面銅圓盤。這些考證文字當時無法寫入《洛鏡銅華》，最終在新近出版的《鑒若長河》之《金村王鑒》中有所體現。

（清）乾隆妃梳妝圖（局部），選自《中國歷代仕女圖集》

西漢長安城遺址是否出土了銅鏡？有學者認為城址內未見到銅鏡。我通過大量的資料檢索，發現該城址內外曾出土了一些銅鏡殘片，由此引發了我較為深入的思考，即銅鏡與古代都城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這個問題很少有人考慮，因為大家關注的都是形制完整、紋飾精美的銅鏡，對於銅鏡殘片一般不屑一顧。我以為，作為考古學者，我們不僅應該重視銅鏡紋飾的內容題材與精細程度，更應關注鏡子的出土信息及其學術價值。這就是《鑒若長河》一書中《耕人犁破宮人鏡》專題的由來。

如何通過銅鏡來研究大歷史？我的研究思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小專題，長時段，將銅鏡作為切入點，中國歷史設定為落腳點。把銅鏡這樣一種古人日常使用的「蕞爾小物」，放在一個宏觀的歷史背景之下來考察。如通過對洛陽漢河南縣城遺址內外兩座漢墓出土銅鏡的分析，揭示出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這種研究思路彷彿徜徉於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入口處極小，進去之後感覺境界很大，出來後回味無窮。另一方面，本書並非按傳統金石學的探討路數，而是在考古學視野下進行鏡鑒學研究，將「以物論史，透物見人」作為目標，把銅鏡與古人的社會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儘可能復原鏡鑒在古人生活場景中的位置。正所謂，從單純的器物把玩鑒賞上升到物質文化史的高度來探究。

所以，在上述研究方法論的指導下，《鑒若長河》一書的篇目設計有別於以往諸多銅鏡著作。

通過寫作，我發現這本書的最大特點在於跨界雜糅、整合引領。它以考古學為根基，試圖熔文物、歷史、文學、藝術於一爐，整合與銅鏡相關的各類資料，有點像我小時候在家鄉洛陽吃的燴菜。這種文體看似信手拈來，實為捉襟見肘，需反覆錘鍊才行。

《鑒若長河》 霍宏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有人問我是如何走上銅鏡研究之路的？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由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促成。具體而言，一是天時。我最早接觸銅鏡實物是在1986年暑假，當時我在河南省洛陽市澗西區158廠考古工地實習，參加了漢墓的發掘工作。在一些漢墓中，清理出鑄造精美的銅鏡，大多是日光鏡、昭明鏡。1996年，我跟隨蔡運章先生編纂《洛陽銅鏡研究》。由於種種原因，當時書沒能出版，但我發表了一篇關於洛陽金村東周墓出土銅鏡的論文。2010年，我將未能出版的銅鏡書稿、資料從洛陽全部運回北京。2013年，與同道歷經三年辛勤耕耘，《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出版。2017年，《鑒若長河》問世。回首30多年來，在有意無意之間，我能多次與銅鏡結緣，並陸續有學術成果呈現，感到很幸運，也非常珍惜這些難得的機會。

二是地利。我出生、成長皆在古都洛陽，工作之後經常會遇到銅鏡資料。特別是2012年年底，當我從北京回到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時，在文物庫房內細緻觀摩並拍攝了一百多面戰國至宋元時期的銅鏡標本，真是大飽眼福。十三朝古都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中國國家博物館豐富的館藏資源與寬廣的學術平台，為我探究銅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在銅鏡研究過程中，四川大學霍巍與黃偉兩位導師，中國國家博物館銅鏡專家孔祥星先生，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運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與熱心幫助，成為我在銅鏡探索征程中強有力的學術後盾。

對古人而言，銅鏡具有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的含義，不僅能夠映照容貌，而且能趨吉辟邪，譬喻德行。後人耳熟能詳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段富有哲理的話：「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段話還被唐朝詩人白居易引入詩作《百鍊鏡》：「太宗常以人為鏡，鑒古鑒今不鑒容。」總之，歷史是一面鏡子，鏡子是一段凝固的歷史，可照容顏變化，可鑒國家盛衰。

《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28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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