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得不太好

我開始迷茫、沮喪、喪失理智，受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困擾，那就是：我為了什麼而活？我就這樣在喪失理智的狀態中生活了六年，直到結婚為止。這期間我出了國 ，生活在歐洲以及和歐洲學者、進步人士的接觸，使我更加肯定了我所相信的「自我完善」的信仰，因為我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同樣的信仰。這種信仰在我身上的反映就是那種最普通的形式，但凡受過我們那個時代教育的人，都會反映出這種形式，可以用「進步」這個詞進行概括。當時我認為，這個詞含義深邃，我還不能完全參悟。

還有一個問題令我感到困惑，這個問題同樣也在折磨每一個食人間煙火的人——我應該怎樣更好地生活？「進步地生活。」我回答說。這個答案像是一個人在隨波逐流的小船上問「我該何去何從」時，得到的回答是「隨遇而安」一樣驢唇不對馬嘴。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只是偶爾不理智，感覺很氣憤地反對我們這個迷信時代的一切。

人們用迷信隱藏自己對生活的不解。當我在巴黎時，死刑的場景卻向我展示了這種對社會進步的迷信的不可靠之處。當我看到一個人身首異處，被扔到棺材裡時，我知道了，這不是理智所能理解的，應該用全身心去體會。任何一種當時存在的合理的進步理論，都不能為這種暴行開脫辯解。我明白了，即便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為應設立死刑，但不論援引何種理論，我都認為這壓根兒就不必要，也是不好的。因此，評判善惡的標準不是他人的言行，也並非是否進步，而是我的心和我自己。

另一件讓我意識到這種對進步的迷信不足以詮釋生命的事，就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是一個聰明、善良、嚴謹的人，他很年輕就得病了，病痛折磨他一年多，他才痛苦地死去。他自己也參悟不透。生，是這麼地不可思議；死，更是讓他費解。任何的理論都不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在卧榻上垂死掙扎、最後痛苦死去的哥哥。但是，這些只是偶爾的懷疑罷了，事實上我還是繼續生活，信仰這種進步。

「萬物都在進化，我也在進步，至於為何我會與萬物一起進步，總有一天會明白的。」那時我應該是這樣描述我的信仰的。從國外回來後，我去了農村，開辦農民學校。辦學校這事非常合乎我的心意，因為其中沒有文學教育中那些顯而易見的虛偽。在這裡我仍以進步之名行事，但卻對這種進步本身持有批評的態度。

我對自己說，某些方面的進步其實是不對的，應該完全自由開放地引領這些淳樸的鄉親和農家子弟，建議他們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其實，困擾我的一直是同一個沒有解決的難題，就是想教書育人，卻不知教什麼。在文學活動的最高層面，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要是不知道教什麼，就不可以教別人，因為我看見了所有人教的都不盡相同，而他們彼此之間用爭論的方式來掩蓋自己的無知。

對待農家子弟，我想可以繞過這個難關，為他們提供他們想學的知識。現在我回想起來，仍覺得可笑，當時閃爍其詞，僅僅是為了支撐自己的欲求——教。雖然我心裡明鏡似的清楚，他們需要的，我什麼都不能給，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是需要的。學校成立一年之後，我又一次出國取經 ，為的是知道怎麼做，才能在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去教別人。

我覺得，在國外已經掌握了這些本事，能用那些卓越的智慧來武裝自己了。在農奴解放那年（1861年），我回到俄國，干起了調解人 的活計，在學校教沒文化的人，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教有文化的人，這給人的感覺是，事業在按部就班地發展了。但感到自己精神上不是完全健康，這個工作也不會持續得太久了。那個時候，假如我缺失了另一種我尚未探索但會給我幸福希望的生活——我的婚姻，我就很可能陷入五十歲時候那樣的絕望。這一年期間，我忙於做調解人、老師，寫雜誌專欄，疲憊不堪，尤其是由於思想上的紊亂——作為調解人我要處理繁雜事務，學校的教育工作也不在狀態，我覺得這和我在雜誌中的影響簡直大相徑庭。我的初衷和造成的影響一直都是一個目的——一邊教書育人，一邊掩蓋自己不知道應該教什麼這一事實。我病了，心病而非身病。我放棄了所有，奔赴草原，呼吸巴什基爾的空氣，喝馬奶酒，過畜生一般的生活。從那裡回來之後，我結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完全轉移了我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在這期間，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妻子、孩子，以及改善生活水平上。

先前對於自我完善的追求，已經演化成對一般意義層面的完善和對進步的追求，現在這種追求更是直接變成了如何讓我和我的家庭儘可能地過好。就這樣，又過了十五年。儘管我認為，文學創作百無一用，但在這十五年間，我依然筆耕不輟。我嘗到了文學創作的甜頭，沉湎於高額稿酬的誘惑和這微不足道的勞動帶來的讚揚，並痴迷於把它當做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減少自己和大家對內心深處關於生活意義所有問題的探討的手段。我一邊寫作，一邊把我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傳授給他人，教他們怎樣生活，才能使自己和家庭儘可能地好。我便如此活著。

但是，五年前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開始我很困惑，感覺遇到了生活的瓶頸，彷彿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樣去生活，應該做些什麼。我迷失了，陷入了無限的沮喪。但這些過去後，依舊像往常一樣生活。可是這些困惑經常以相同的形式，重複出現在我的生活中，越來越頻繁。這些生活的瓶頸，往往以相同的問題來表達：「生命的目的是什麼？生命去向何方？」

一開始，我覺得這些都是些漫無目的、不相干的問題，這些問題家喻戶曉。假如我著手去解決，應該是不怎麼費事的，只是我現在沒有時間而已。但只要我想，我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它們總是陰魂不散地重複出現，越來越急切地要得到答案。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就像無數的點聚集在一個地方，凝結成一攤黑色的污跡。這件事發生了，就像每一個患有絕症的人一樣，首先出現了一些不易察覺的徵兆。通常病人不會在意這些徵兆，隨後輕微的不適頻繁地重複出現，最終匯聚成病人不間斷的痛苦。痛苦慢慢滋生，病人還沒來得及回想，就已經意識到，他曾經不以為然的小毛病，如今對他來說已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死亡！同樣的故事也在我身上上演了。我明白這不是偶然的小毛病，而是很重要的大事。

如果再有同樣的問題重複出現，那麼就應該回答它們。我也試著回答了。問題是那樣的愚蠢、簡單，有些小兒科。就在我剛接觸並試著解答它們時，我就確信：首先，這些不是愚蠢的小兒科問題，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意義深遠的問題；第二，無論我做什麼，不管是治理薩馬拉 莊園，教育我兒子，還是著書，我應該知道我為什麼做這些。在我不知道目的為何時，我什麼都不做。對農場的盤算那時候佔據了我整個腦海，有時突然間在腦海里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瞧，已經很不錯了，你在薩馬拉已經擁有6000俄畝 土地和300匹馬……你還想要什麼？」我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想。或者當我開始琢磨如何教育孩子時，我會突然對自己說：「為了什麼目的呢？」或是討論如何才能讓人民豐衣足食時，我又突然對自己說：「但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或者是想想我的作品能給我帶來什麼榮譽時，我對自己說：「瞧，已經不錯啦，你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還有世界上的所有作家都更有名——那又如何？」我完全無法回答自己，啞口無言。這些問題不能等，現在就要答案。如果我不回答，那就沒法生活。然而，答案卻沒有。我覺得我的立足之地已經坍塌了，我腳下已經什麼都沒有了。我賴以生存的一切也不復存在，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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