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重磅│吳禮敬:讀《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

原標題：獨家重磅│吳禮敬:讀《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

《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這篇文章，錢鍾書本來是用英文寫成，題為An Early Chinese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發表在《書林季刊》（Philobiblon）1948年第2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張隆溪因為籌辦北大比較文學的專業期刊，向錢鍾書提出把這篇文章翻譯出來發表。錢鍾書回復稱他手頭又有了很多新材料，所以決定用中文重寫這篇文章。改寫後的文章篇幅大大超過英文原文，發表在《國外文學》1982年第1期，香港《抖擻》雜誌1982年第1期、《新華文摘》1982年第4期也都刊登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這篇文章著眼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小事情：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將美國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 –1882）的詩歌《人生頌》（A Psalm of Life）翻譯成中文，然後請清朝戶部尚書董恂（1810-1892）大人代為潤色，董恂先把它改寫成一首七言詩，後來又把它書寫在一張扇面上，請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送給朗費羅本人。錢鍾書結合洋務運動的時代背景，具體評說這漢譯第一首詩歌的翻譯過程和譯文錯訛，以揭示清末出洋人員對外國文學普遍漠視的情況，使讀者「對那個消逝了的時代風氣增進了理解」。

錢鍾書這篇文章發表已三十多年，如今對中西交往的研究和評價發生了很多變化，因此他的一些結論、看問題的一些視角和由此生髮的一些思考，都值得重新討論。本文首先介紹圍繞《人生頌》是否第一首漢譯英詩產生的爭論，其次介紹賀衛方在朗費羅故居發現那把詩扇的經過，進而分析晚清人士翻譯西洋文學的目的，最後對威妥瑪其人及董恂改寫詩歌的方式稍加點評。如果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本文希望可以呈現她的更多側面。

一、關於「第一首」的爭論

對《人生頌》這首詩是否漢譯第一首英語詩歌，錢鍾書的判斷經歷了一個反覆的過程。1945年12月6日他在上海美軍俱樂部的講演《談中國詩》里提到：「第一首譯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詩是首美國詩——朗法羅的《人生之歌》（A Psalm of Life）。這當然不是西洋詩的好樣品，可是最高尚的人物和東西是不容易出口的，有朗法羅那樣，已經夠體面了。這首《人生之歌》先由英國公使威妥瑪譯成中國散文，然後由中國尚書董恂據每章寫成七絕一首，兩種譯文在《蕉軒隨錄》第十二卷里就看得見。」[2]因為這是針對普通人的講演，所以錢鍾書的語氣顯得很肯定。時隔三年，錢鍾書在《書林季刊》（Philobiblon）1948年第2期發表的文章An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里，轉而留有餘地地說：「Of al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A Psalm of Life) isperhaps the first that was eve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3]（在所有英語詩歌里，《人生頌》可能是第一首譯成中文的詩。）「That the Psalm of Lifesh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sample of 『European』 literature imported into Chinais depressing but not surprising.」（《人生頌》應是破天荒第一首引進中國的西洋文學樣品，雖令人泄氣，倒並不怎麼出人意表。）[4]他採用了「可能」、「應該」這樣留有餘地的字眼。到了1981年11月在英文稿的基礎上擴寫並改定的《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里，錢鍾書轉而肯定地說：「《人生頌》是破天荒最早譯成漢語的英語詩歌」、「《人生頌》既然是譯成漢語的第一首英語詩歌，也就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語詩歌譯成漢語的第一首。」[5]他肯定《人生頌》是第一首譯成漢語的英語詩，但是否第一首譯成漢語的西洋詩，他的語氣還是存疑。而在1986年第二版《管錐編》中，錢鍾書的語氣又有變化：「晚清西學東漸，譯外國詩歌者浸多，馬君武、蘇曼殊且以是名其家，余所睹記，似當數同治初年董恂譯『歐羅巴人長友詩』為最早。」[6]

錢鍾書之所以這樣猶疑不定，是因為做學問說「第一」是件很冒險的事情。《國外文學》2005年第2期發表沈弘、郭暉的文章，指出1854年《遐邇貫珍》上刊登的英國詩人彌爾頓《自詠目盲》十四行詩的中譯，比威妥瑪和董恂所譯這首《人生頌》要早上十年，應該是最早的漢譯英詩，譯者可能是中英文俱擅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7]台灣李奭學發表在2007年3月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上的文章，指出明末來華的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1637年翻譯的《聖夢歌》，應是第一首翻譯成漢語的西文詩，一下子把第一首漢譯西文詩的歷史往前推了兩百多年。[8]究竟哪一首西洋詩最早翻譯成中文，目前很難得出定論，按李奭學的說法，說「第一」只能是種修辭權宜。但張隆溪認為，艾儒略的《聖夢歌》和《遐邇貫珍》上刊登的彌爾頓《哀失明》，其影響都超不出傳教士範圍，不如董恂潤色的這首《人生頌》，由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的戶部尚書改寫，並題在紙扇上，再由外交官遠渡重洋帶給作者本人這樣具有文化交流上的重大意義。這種「為尊者諱」的態度，我們固然能夠理解，《人生頌》這首詩的翻譯經過和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確實具有重大意義，但就傳播的廣度和接受的效果來看，上述兩首詩未必就比董恂改寫的這首詩遜色。說到意義大小，宗教傳播也不一定就不如文化交流，只是大家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如果就影響所及而論，那麼嚴復在《天演論》（1898）里節譯英國詩人蒲伯（Alexander Pope）的《人道篇》（Essay on Man）和丁尼生（Alfred Tennyson）長詩《尤利西斯》（Ulysses），[9]因為《天演論》在晚清民國期間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它們的意義似乎還要大過前述幾首詩。[10]當然，這些都是假設之論，要切實研究第一首漢譯英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和影響，還需要更為紮實的資料支撐。

二、贈給朗費羅的詩扇

錢鍾書在文中提到1864年9月英國人福開森（RobertFerguson）拜訪朗費羅，看到詩人的書桌上攤放著那把寫有《人生頌》譯文的扇子。而朗費羅1865年11月30日日記記載「邀蒲安臣夫婦飯，得中國扇」，扇子是中華一達官Jung Tagen所贈，錢鍾書推測Jung Tagen是Tung Tajen之誤，就是甘泉尚書董恂。「下文要引的《人生頌》譯文和那把『官老爺扇子』上面寫的是一是二，有機會訪問美國而又有興趣去查看朗費羅遺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11]

1996年7月，賀衛方到哈佛訪學時特意拜訪朗費羅故居，並且有幸見到了這把「官老爺扇子」。「扇面為黃底紙飾以冷金。《人生頌》詩文不著標題，楷體書錄。上款處蓋一閑章，印文難以辨認。下款所署時間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署名『揚州董恂』。名下有印章二，白文印『董』，朱文印為『恂』。」[12]同治乙丑是1865年，根據錢鍾書文中所述，福開森1864年拜訪朗費羅時即已看到這把扇子，而朗費羅1865年11月30日日記則說他邀請蒲安臣夫婦吃飯，得到這把扇子。那麼福開森1864年怎麼可能會見到這把詩扇呢？賀衛方查閱朗費羅傳記，發現福開森於1864和1865年分別拜訪過朗費羅，後來的一次恰好看到蒲安臣帶回國送給朗費羅的扇子，於是就在他的《戰時和戰後的美國》那篇文章里籠統記下來，結果給朗費羅作傳的人沒有加以區分，將這些事都歸到1864年之下，才導致錢鍾書文中的小失誤，賀衛方順便又糾正那次慶祝得到詩扇的晚宴時間是10月30日，而不是文中所說的11月30日。

賀衛方將扇面所書詩歌與錢鍾書《七綴集》中所錄詩歌相比對，發現文字上有四處小小不同：「擾擾紅塵聽鼓鼙」，扇面作「擾攘紅塵」；「已去冥鴻亦有跡」，扇面作「猶有跡」；「欲問失帆誰挽救」，扇面作「欲問失風」；「沙洲遺迹可追求」，扇面作「可探求」。他又找來《蕉軒隨錄》核對，發現所錄詩歌與扇面所書完全一致，揆諸錢鍾書1948年發表的英文論文，發現後兩處錯誤在英文引文里並不存在，賀衛方由此推斷後兩處是論文傳抄時的筆誤。[13]

將錢鍾書1948年的論文與1982年的論文比對，還可以找到幾處筆誤的例子。如威妥瑪的譯文，前者是「爭宜勉力做英雄」，後者為「努力」；前者是「見海邊有跡才知有可解免」，後者為「可銷免」；前者是「心中預定無論如何總期有濟」，後者作「總有濟期」。最後一例尤其使意思發生了改變，「總期有濟」是「總希望成功」，而「總有濟期」則是「總是會成功」。再拿《蕉軒隨錄》對照，則前者引文與其相一致，而後者引文出現錯訛。那時並非電子時代，可以方便地複製粘貼，在謄寫過程中或作者抄錄不慎，或手民大意誤植，均有可能。

賀衛方說：「在扇子背面扇骨處，有一行鉛筆書寫的英文字：The 『Psalm of Life』 in Chinese by Tung Tajen」，館長以肯定語氣告訴我，此乃朗費羅本人的筆跡。」[14]所以詩歌為甘泉尚書董恂所潤色，終成定論。經過賀衛方這個「有機會」並且「有興趣」的人刻意訪求，有關這把詩扇的疑問終於得到了解決。

三、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出洋考察的時代背景

錢鍾書感嘆，董恂以相當於外交部當家副部長的身份，親手翻譯了西洋文學作品，而中國最早到外國去的使節又都是在他的主持下派出的，那時候的公使和隨員多數不失為「文學之士」，對外國詩文不會缺乏獵奇探勝的興味，公使里像郭嵩燾的詩和古文、張蔭桓的詩和駢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過得去，曾紀澤會作很好的詩，又懂英語，參贊里的黃遵憲更是開派的大詩人，黎旭昌作古文不亞於薛福成。而清廷派出的這些出使人員最終卻沒有成為比較文學所謂的「媒介者」，在「發播者」和「收受者」之間牽線搭橋，這些詩人文人彷彿「只掃自己門前雪」，把隔了一垛語言牆壁的西洋詩文看成「他家瓦上霜」，連撿起一點兒道聽途說的好奇心都沒有。[15]

晚清這批出使人員，為何對外國文學的興趣會如此淡漠？錢鍾書在文章里探討了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指明方濬師對翻譯外國政法科技類書籍與外國詩歌的態度迥異，引用黃遵憲和日本人的談話說：「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黃遵憲在著作里又說：「吾不可得而變者，凡關於倫常綱紀者是也。吾可以得而變者，凡可以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張之洞更為學術二元化定下了一個流行公式「新舊兼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大家承認自然和一部分社會科學是「泰西」的好，中國該向它學；同時又深信文學、道德哲學等是我們家裡的好，不必向外國進口，而且外國人領略到這些中國東西的高妙，很可能會來歸化。[16]

晚清國勢日蹙，內外交困，有識之士夙夜憂心者，在變法圖強，挽救危局。出洋遊歷者眼光所及首先在於外國的風土人情、典章制度、科學法政；派駐外國者留心查看的也多是富國強兵之技，文治武功之道，這些人之所以未留心到西洋文學，「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清末國門洞開，推行洋務運動，實行制度變革，一切都是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施行的。而有著幾千年儒家傳統的中國，本身有一套固定的道統禮法，兩者之間形成一定的矛盾。洋務派主張的中體西用策略，其實是在調和封建統治之「道」與富國強兵之「器」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科學法政是強國富民的手段，盡可以學習西方，以避免亡國滅種的危險；而文學道德則關乎世道人心，是清朝的立國之本，如果連這些都向西方學習或者照搬西方，那麼國體就要不存，清廷的統治就要陷入危機，這是牽涉到祖宗基業的事情，自然不能大意。乾隆皇帝堅持英使馬嘎爾尼行三跪九叩大禮，嘉慶皇帝要阿美士德跪拜叩首，咸豐皇帝避難熱河時拒絕英法使者求見，斥責美國總統平等相稱的國書為「夜郎自大」，居上者在國土淪喪的情況下還要堅持朝廷禮節不可廢，祖宗法度不可違，一直以天朝上邦自居；士大夫階層深受多年科舉和封建體制的熏染，從思想和心靈深處已經接受了儒家的正統學說，自然也會抵觸或輕視西方的文學道德，何況在晚清思想動蕩的時局下，這樣做還會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因此清末出使西洋的人，即使對西方文學有蜻蜓點水式的接觸，也不會太過留意。

錢鍾書後來意識到評價這批清末出洋的人，除了文學交流以外，還可以有其他的視角。他在為鍾叔河的《走向世界》一書作序時說：「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行記、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象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17]這些話當然不免有抑己揚人的美德，但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鍾叔河全面考察晚清這批出洋考察人士的功績，是種更值得嘗試的方法。

四、晚清翻譯西洋文學和思想的手段和目的

錢鍾書文中有一段話說：「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濬師講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恰恰把我們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倒了個兒。按道理，翻譯外國文學，目的是讓本國人有所觀摩借鑒，喚起他們的興趣去欣賞和研究。方濬師的說法剛好相反，翻譯那首《長友詩》的『用心』是要『同文遠被』，引誘和鼓勵外國人來學中國語文，接受中國文化，『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18]

清末知識分子，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保守派，對西方文學都有輕視之心。翁同龢等人把西方語言視為鳥語，自然認為他們是化外之民，有何文學可言！即便是錢鍾書眼裡較為通明的石遺老人陳衍，也對他念西洋文學頗感到不解：

「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我在陳衍先生的蘇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長談。陳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學的專科是外國文學，以為準是理工或法政、經濟之類有實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問明白了，就慨嘆說：文學又何必向外國去學呢！咱們中國文學不就很好么！我不敢和他理論，只抬出他的朋友來擋一下，就說讀了林紓的翻譯小說，因此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陳先生說：這事做顛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興。你讀了他的翻譯，應該進而學他的古文，怎麼反而嚮往外國了？琴南豈不是『為淵驅魚』么？」[19]

林紓翻譯外國文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讓本國人有所觀摩借鑒並進而欣賞和研究外國文學，部分原因倒是為了吸引讀者來學習他的古文！即便真正要通過翻譯引入外國新思想的嚴復，也要「採取漢以前字法句法」。王佐良指出：「嚴復之所以選擇『漢以前字法句法』，不只是從語言或風格著眼。他從事翻譯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吸引士大夫們的注意。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卻保守成性，對外來事物有深刻的疑懼；只是在多次敗於外夷之手以後，才勉強看向西方，但也無非是尋求一種足以立刻解決中國某些實際困難的速效方法而已。」王佐良認為，嚴復想要徹底改革中國社會，所以意在引進一整套新的思想。但他知道承載這些思想的西文書籍對那些仍在中古的夢鄉里酣睡的人是難以下咽的苦藥，所以他在外面塗上了一層糖衣，這糖衣就是士大夫們所心折的漢以前的古雅文體。雅，是嚴復的招徠術。[20]林紓想讓讀者通過閱讀翻譯小說來學習他的古文，嚴復則想用古文來吸引士大夫階層的興趣，他們翻譯的目的雖然不同，追慕古文的手段則一。

嚴復的用心雖在於喚醒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古文僅是手段，但實行起來，往往手段和目的變得不可區分。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說：「《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21]他在《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更進一步申明旨意：「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以鄙倍之氣。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收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22]由此觀之，嚴復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一方面固然如王佐良所說是為了吸引士大夫階層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認為只有用深奧的古文，才能表達深邃的西文學理。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注重文以載道，精深的思想輔以華美的辭章，才能流傳久遠。從這個角度來看，董恂同意給威妥瑪的詩歌潤色，將它改寫成中國詩歌的形式，並寫在扇面上「同文遠被」，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五、威妥瑪的中文與董尚書的改寫

錢鍾書所說的威妥瑪是英國外交官，漢學家，1818年出生於一名軍官家庭，畢業於哈羅公學，1838年從軍，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開始學習漢語，1841年來到中國，先後擔任英國上海副領事、上海海關稅務司、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等職。1883年退休回國後，威妥瑪將他的4304冊中文藏書捐贈給劍橋大學，並於1888年擔任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23]威妥瑪在華期間曾根據漢語的特點，使用拉丁字母創造出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讀方法，這套方法後來通過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 –1935）的改良，成為沿用日久的威妥瑪—翟理斯式拼音 (Wades-Giles Spelling System)。

根據考狄在《通報》上發表的追悼威妥瑪的文章，威妥瑪的作品主要有《尋津錄》（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of Experiment, 1859）、《語言自邇集》（Yiu-yen Tzto-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department; In Eight Parts; with Key, Syllabary, and Writing, 1867）、《平仄編》（P"ing-Tse Pien, a new edition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designed toaccompany the colloquial Series of the Tziu-erh Chi; Exercises）、《漢字習寫法》（Han Tzu Hsi Hsieh Fa, A setof writing exercise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oquial Series of the Tzu-erhChi）、《文件自邇集》（Wen-chienTzu 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China），[24]此外，他還翻譯了《論語》（1861）。[25]「威妥瑪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國通，通過《語言自邇集》，我們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漢語語言學家。他在中國43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在上海海關負責培訓從英國本土來的新關員，包括教他們學習漢語，在漢語官話和方言方面，積累了系統豐富的知識；對於官話與方言的異同，他也毫不含糊。」 [26]他的《語言自邇集》是為學漢語的西洋人編寫的，闡述語言是英語，中文課文則全部是白話文，並且是相當流暢、文雅、京味兒十足的口語。它不僅是一部極好的漢語課本，更是一部相當準確而又系統地從語音、辭彙和語法各方面全方位反映19世紀中葉北京話的語言學專著。[27]《語言自邇集》注重講解官方口語，《文件自邇集》則著重書面語的訓練，但二者的教學對象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中國從事領事工作的外交官員，即威妥瑪的後輩同事。《文件自邇集》的特殊目的是為了幫助未來的領事翻譯官們在儘可能少的時間裡掌握官方書面語。威妥瑪在書中所介紹的書面語並不是普通的漢語書面語言，而是被西方人稱為「文件體」的一種特殊書面用語，其行文方式為：

「昨日聞得令正夫人玉體違和，勢甚沉重，不勝懸系之至，未悉是否願服外國醫藥，如有欲延醫用藥之處，本大臣深可代為效勞。中懷挂念，希即玉復是望。此達，順頌日祉，並侯令正夫人金安。」[28]

威妥瑪主要以教外國人學漢語所取得的成就而步入漢學領域，他的著作主要以口語教學和案牘文件寫作為主，翻譯只是出於工作和教學需要。他的英語理解和表達能力雖然沒問題，但在漢語表達能力方面卻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在翻譯《人生頌》的過程中導致很多辭不達意和不通費解的情況，錢鍾書都已在文章里詳細指出並加以辨析評判。稍稍考察《文件自邇集》里的文章，我們就可發現威妥瑪譯文的節奏、用詞、句式等都和晚清的案牘文件高度相似。從他的翻譯手法來看，恐怕仍脫不出漢語教學和練筆的範疇，所以句式排列和意思表達，都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採用編教材的方法翻譯，難免不會逐字對譯，從這一點來看，威妥瑪的譯文，似乎也未足深責。

董恂譯詩，因是依據威妥瑪的譯文進行改寫，所以和原文意思乖謬的地方極多，幾乎已是按原詩的語氣另起爐灶，所以將董恂的詩歌與朗費羅的原文對比評述，似乎已失去意義。董恂的潤色改寫，只有文化交流史上的參照意義和譯介學上的研究價值，不能以傳統翻譯的信、達、雅或者說忠實對等的標準來加以衡量。

晚近西方的翻譯理論以為，任何翻譯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種改寫，影響翻譯過程的贊助人、主流詩學、意識形態、語言等都是研究者考察的對象。在晚清新舊勢力對峙交鋒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是精通外文自己操刀的嚴復，還是不懂外語與人合作的林紓，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翻譯過程中常加改寫。賀麟在評價嚴復的翻譯時說：「嚴氏初期所譯各書如《天演論》、《法意》、《穆勒名學》等，一則因為他欲力求舊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詞，使人費解，故免不了用中國舊觀念譯西洋新科學名詞的毛病；二則恐因他譯術尚未成熟，且無意直譯，只求達旨，故於信字，似略有虧。」[29]根據賀麟的研究，嚴復的翻譯中有很多改寫的地方，他是中西兼通的人物，且抱以傳統思想闡釋西方觀念的想法，這樣做還較有節制，轉到林紓那裡，情形更是變本加厲。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有過精審的評價：「林紓反覆說外國小說『處處均得古文文法』，『天下文人之腦力，雖歐亞之隔，亦未有不同者』，又把《左傳》、《史記》等和迭更司、森彼特的敘事來比擬，並不是空口說大話。他確按照他的了解，在譯文里有節制地摻進評點家所謂『頓盪』、『波瀾』、『畫龍點睛』、『頰上添毫』之筆，使作品更符合『古文義法』。」[30]錢鍾書同時還指出：「一個能寫作或自信能寫作的人從事文學翻譯，難保不像林紓那樣的手癢；他根據個人的寫作標準和企圖，要充當原作者的『諍友』，自信有點鐵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為枳的義務和權利，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31]翻譯時對原作加以改寫的實踐，中外皆有，如菲茲傑拉德（Fitzgerald）翻譯波斯詩人莪默的作品《魯拜集》時就說過：「這些波斯人，在我眼裡根本算不得什麼大詩人，不必對之畢恭畢敬到望而卻步，所以我想怎麼改就改，自得其樂，而他們的作品也確實需要稍加潤色才能一紙風行。」[32]其他如龐德改寫的中國詩在英語世界引發如潮好評，葛浩文改寫莫言小說促其在英語世界廣泛流行，這些均能證明但以「忠實」與否作為譯文評價標準，恐怕並不能繩諸一切譯作。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的規範和標準大不相同，加上時代的變遷，讀者審美趣味的變化，因此在兩國文學初次相遇時，以本國文學的標準和方法來調適異國文學，這在翻譯中並非新鮮事。

嚴復的翻譯較之董珣改寫的長友詩，已是多年以後的事了，但他仍不免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來對原作加以改寫。反觀董恂的譯詩，一來所譯的作品是詩歌，按照錢鍾書的引述，詩歌翻譯是翻譯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董恂用七言古詩的形式改寫原文，自然不啻另創；二來董恂是在原譯的基礎上潤色，他既不懂西洋文學，又不認為西方文學有什麼高妙的地方，那麼在潤色過程把自己認為不妥或詩意不強的地方，稍加改寫，也就不足為怪了。

林紓和魏易合作翻譯西洋小說，與董恂和威妥瑪合作翻譯朗費羅詩歌，兩者頗有類似的地方，林紓也存在改寫、增刪的情況，但錢鍾書基本持褒揚的態度，他對董恂和威妥瑪則基本以批評為主。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林紓翻譯的小說極為引人入勝，有時候在筆法上甚至要勝過原文。而《人生頌》的原詩足夠壞，威妥瑪的譯文更糟糕，董恂又沒有足夠詩才將其改寫成不朽詩篇，如龐德改寫李白詩、或菲茲傑拉德改寫莪默詩那樣千古流傳。如果威妥瑪翻譯的不是朗費羅的詩，或者並不是這首《人生頌》，而董恂又能將它潤色得讓人過目難忘，足以流傳後世，那麼錢鍾書的評價，會不會發生改變呢？這自然只可猜想，但如果真是這樣，也許就不值得錢鍾書去寫文章討論了。

[1]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7-167頁，下引此書，只標書名和頁碼。

[2]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61頁。

[3]錢鍾書，《錢鍾書英文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75頁。

[4]《錢鍾書英文文集》，第385頁。

[5]《七綴集》，第138頁。

[6]楊全紅，「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二三事」，《中國比較文學》，2007年第3期，第77-78頁。

[7]沈弘、郭暉，「最早的漢譯英詩應是彌爾頓的《論失明》」，《國外文學》2005年第2期，第44-53頁。

[8]張隆溪，《比較文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1-142頁。

[9]嚴復，《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2、95頁。

[10]賀麟，「嚴復的翻譯」，載羅新璋編《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56-157頁。

[11]《七綴集》，第138-141頁。

[12]賀衛方，《法邊餘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16頁。

[13]《法邊餘墨》，第218頁。

[14]《法邊餘墨》，第218頁。

[15]《七綴集》，第154頁。

[16]《七綴集》，第142頁。

[17]錢鍾書序，鍾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1985:1

[18]《七綴集》，第141頁。

[19]「林紓的翻譯」，見《七綴集》，第102頁。

[20]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年，第41-42頁。

[21]《翻譯論集》，第136頁。

[22]《翻譯論集》，第141頁。

[23]李鋼，「威妥瑪《論語》譯本評介」，《學術論壇》，2011年第2期，第101頁。

[24]Henri Cordier, 「Thomas Francis Wade」, T』oung Pao, Vol. 6, No. 4 (1895): 407-412

[25]「威妥瑪《論語》譯本評介」，第101頁。

[26]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第136頁。

[27]同上。

[28]程龍，「威妥瑪《文件自邇集》淺析」，《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第207-209頁。

[29]賀麟，「嚴復的翻譯」，載《翻譯論集》，第152頁。

[30]《七綴集》，第87頁。

[31]《七綴集》，第85頁。

[32]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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