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哲學簡史》之前

寫在讀書之前：

前兩天同學讓各自領讀心理學方面的書，組長冬冬派發了一本與心理學看似無關的書——《中國哲學簡史》，讓我試讀，我有些惶恐，這書我擱置很久，卻無法忘卻它對於我的意義，我清晰的記得，正是這本書將我領進了中國哲學的大門，也正是這本書，讓我激起了對人生、對理想的追求，直至今日，面對迷茫已久的我，再次翻開此書時，如初讀，如初生，如初學，思想之思想，讓沉睡已久的大腦重新轉動，領讀的話我還是有些戰戰兢兢，但讀書總是好的，欣然接受後拖沓了一段時間，還是羞於張口，習慣之下，還是先記錄一下心得，實感能力及內力不足，只能從資料補充上將本書簡介記錄下來，做個讀書前鋒，有不足的地方在余後讀書時慢慢補上，深度上不足的地方也請見諒！

認識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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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化，兼容並蓄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

了解中國文化的同學對這個名字應該都不陌生，而介紹馮先生我也是有些戰戰兢兢，他影響了一批愛好中國哲學以及中國哲學專業的人，甚至是喜好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人，馮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恰是中國最特殊的時代，內憂外患，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儒，有識之士，都是中西文化並學，以期「師夷長技以制夷」，馮先生亦如是。

7歲學文，《詩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熟讀於心，此後陸續讀誦《尚書》、《易經》和《左轉》，12歲，馮先生家裡為其聘請了教師，較正規的進入學習階段，在此期間，馮先生的父親因病去世，隨母遷回河南老家唐河，17歲時，馮友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高中預科班，在那裡接觸了英文版《邏輯學綱要》，從而對形式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實從這裡不難看出，中國人最初的啟蒙其實是以哲學作為發矇的，而當時的教育在時代的特殊性下，西方文化的傳入，讓救國心切的知識分子熱切的學習外來文化以補足自身文化的不足來達到驅除外敵振興國家的目的，哲學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馮先生被哲學所吸引。

隨後，馮友蘭於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進行較為系統的哲學學習，北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先生眼界大開，而其在校期間，恰逢胡適和梁漱溟先後來北大任教，二位先生作為中西文化推崇的代表，在當時北大展開的東西文化的大辯論，馮先生恰逢其時，受益匪淺，對馮先生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其對中西文化之關係的思考啟迪甚深。

馮先生於1919年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從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馮先生立足於中國文化，圍繞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開展，1923年，馮友蘭在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後，學成回國，第二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就此馮先生的求學時代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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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學體系的創立

馮先生回國後，1928年開始講授中國哲學史，從1927年-1937年，這十年是馮先生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28年開始，馮先生到了清華大學，以後一直講授、研究中國哲學史，這成為了馮先生的終身事業，其在1931年、1934年分別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這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在完成了這兩卷之後，馮先生就致力於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

1937年至1946年，抗戰這十年期間，是馮先生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期間創建而成。

這期間，馮先生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雖身處後方，卻心系過世，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馮先生的哲學體系，實是為著「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風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併兼有西方文化的紮實功底，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以文化救國為使命，向西方學術界宣傳中國自身文化，打開國門，在那個時代，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文化，是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以此，在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後，馮先生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一年，結束任命後，依然返回祖國，新理學體系，在這是年期間就此建立，在隨後的歲月中，馮先生仍在這基礎上努力建構，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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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

馮友蘭晚年曾自述其學曰：「余平生所著，三史六書耳」，「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馮先生的墓志銘也是這樣寫的，這裡指的是馮先生一生所著的九本書。

「三史」：《中國哲學史》上下卷（1931年、1934年），《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1947年），《中國哲學史新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馮先生對於中國哲學史的貢獻可謂是極大的， 其《中國哲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馮先生取西方哲學的方法，將之用於中國哲學之中，對於中國哲學的發展和傳播有著極深遠的影響。

「六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這六本書寫於1939年到1946年，七年間馮先生連續出版六本書，即：《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貞元六書」的出版，確立了馮友蘭的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稱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馮先生的「三史六書」實是顯現其在那個時代的遠大抱負，他堅信，在外敵侵入，外來文化盛行的時代，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是絕對不會滅亡，文化更不會消亡，馮先生著書立說的深意，在其《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馮先生著書的初心，也展現了馮先生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在這裡，我只是初步記錄了馮先生的二三事，至於後世對於後期馮先生的詬病，暫不討論，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十年動蕩期，我們不能過於苛刻的去要求那個時代的人們，我們必須承認馮先生對於中國哲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關於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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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來

馮先生於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其英文講稿經整理寫成《中國哲學簡史》，於1948年由美國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其後有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共十一種文字的譯本出版。本書剛出版時，中文名為《中國哲學小史》。由於之前馮先生在1933年出版過《中國哲學小史》，因此，馮先生將本書中文本定名為《中國哲學簡史》。此書之前一直沒有中文版本，直到20世紀80年代，本書由馮先生的學生塗又光先生第一次根據英文本譯成中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1985年出版，首版印刷十萬冊，很快售罄，此版本是馮友蘭先生親自審定的唯一中文版本，但本書版權由北大出版社獨家享有，所以市面上流行的版本是趙復三先生譯的版本，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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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史開始認識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簡史》在出版之際，英文書名為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此書稱為西方人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超級入門書，隨後的五十多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學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響很大，馮先生將其大部頭《中國哲學史》濃縮成本書，意在宣傳中國文化，在那個時代不僅讓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更讓中國人自己對自己有信心，「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樹立中國哲學之精神，以20萬字講述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全書用通俗的語言，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充滿了人生的睿智與哲人的洞見。

全書因為是英文講演稿，語言極其流暢，作為中國哲學的入門書，閱讀時絲毫沒有晦澀之感，是許多大學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也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入門書，直至今日，再翻看此書，精神依然會為之一振，如清泉，如激流，娓娓道來中又不失哲理，白話中又不失精神，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在一本書中完全顯現，即使是不懂哲學的人也都能看懂，更易啟發思考，這才是大師之作的風範，也是經典的魅力所在。

中國哲學之精神

入世與出世是對立的，正如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也是對立的一樣。中國哲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反命題統一成一個合命題。這並不是說，這些反命題都被取消了。它們還在那裡，但是已經被統一起來，成為一個合命題的整體。如何統一起來？這是中國哲學所求解決的問題。求解決這個問題，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中國哲學簡史》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馮先生在那時那刻提出中國哲學之精神的立意所在，既為中國哲學所正名，又將中國哲學之精神注入中國人的血液中，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我們這個民族，我們的文化，「內聖外王」，馮先生在此提出了中國哲學精神的成就——聖人，馮先生之所以將宋明理學推出來，實是在那個內憂外患，文化和民族遭遇幾近滅亡的時代，探討以及樹立中國哲學之精神，無疑給大家一個強心劑，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人自己站起來。

《中國哲學簡史》（下面統一稱為《簡史》)雖短小但內容豐富，將中國哲學的歷史清晰的展現出來，其最初的英文版本，也成為西方打開中國文化大門、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依據，相對於馮先生在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小史》(下面稱《小史》），「簡史」更具「國際化」，如果說《小史》簡潔而深刻，那麼《簡史》相較來說就高屋建瓴，全面、翔實，其成書背景和立意比較獨特，在西方的課堂上所呈現中國的文化，用西方的語言來闡述中國的哲學，以打開過門，盡量做中西哲學，用西方的東西來呈現中國最悠遠和傳統的文化，如《小史》前言所說」用西洋的高腳杯，裝窖藏許久的花雕陳釀「。

本書第一章就以中國哲學的精神開篇，探討哲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以此來打破當時學界對於」中國有無哲學「一爭論，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介於文化的傳播，本書儘可能少的引用原典，而是"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讀起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這裡的「小史」即《簡史》，本書英文原本出版時，中文名即為《中國哲學小史》，但由於1933年馮先生已出版《小史》，本書名字被馮先生改為《簡史》。

《簡史》在哲學史上的位置可見一斑，馮先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志向，在本書中清晰可見，從中國哲學之精神至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不僅打開了西方人認識中國文化的大門，將中國哲學全部的演變和發展係數道來，最重要的是在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這也是當時有擔當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志向，關心國家的存亡，盡最大的力量維護國家根本的利益，從文化開始，從根本開始，這也是我們現在再讀經典，學習中國哲學的精髓所在，時至今日，我們可能更需要做的便是去探索，去思考，「思想我們的思想」，從中國哲學之精神中找尋人生之意義，理想之支撐.

在此，致敬馮友蘭先生，致敬《中國哲學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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