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學大師熊十力 蜀中小城辦學記

龔靜染 文/圖

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四川給朋友鐘山寫了一封信提到，「吾開春欲回北大，但不知路上便利否？」

很明顯，這封信在提前問路，因為他感到抗戰勝利後，各路人馬紛紛返回，大後方一片寂寥，氣場已散，自己的事業已難有作為。此時的熊十力顯得很茫然，所以他在信的最後又補了一句：「世局不復了，我仍不知安居處。」

熊十力於1947年仲春去了重慶，後到武漢，4月抵達北京，結束了他在五通橋的一段短短的歷程。這一年他63歲。

有人說，在上世紀的中國哲學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創性的哲學思想家，是中國近現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國學大師。當然，熊十力到五通橋不為他事，也是奔著哲學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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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性書院歡迎熊十力（右三）、葉左文留影

夙願得償

熊十力一生有個夙願，就是想創辦一個民間性質的「哲學研究所」。早在1931年，他曾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提起辦學之事，但沒有結果。

1939年，他與馬一浮到樂山烏尤寺搞「復性書院」，這個書院就有點哲學研究所的意思，由於兩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結果是不歡而散。1946年，蔣介石聽說熊十力有辦哲學研究所的願望，便令陶希聖打電話給湖北省主席萬耀煌，送一百萬元給熊十力辦研究所，但被熊十力當場婉謝。這年6月，徐復觀將熊十力《讀經示要》呈送蔣介石，老蔣感嘆其才學，令何應欽撥款法幣二百萬元資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絕。

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復觀、陶希聖：「弟稟氣實不厚，少壯己多病，兄自昔所親見也。……今市中與公園咫尺，每往一次，腰部漲痛。此等衰象，確甚險也。生命力巳虧也，中醫所云元陽不足也。弟因此決不辦研究所。……研究所事，千萬無復談。吾生已六十有二，雖不敢日甚高年，而數目則己不可不謂之大，不能不自愛護也。」

很顯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體差、年紀大為由謝絕了這件事。實際上，此時他已經做好去四川的準備，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孫學悟先生主動請他到五通橋，邀其主持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哲學研究部。「清溪前橫，峨眉在望，是絕好的學園。」（孫學悟語），而這一次，他是慨然應允。

孫學悟與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們重新聯繫上是在1945年2月，經馬一浮的學生王星賢牽上線的。兩人相談甚歡，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橋。在熊十力看來，此事正合了他「純是民間意味，則講學有效，而利在國族矣」的意願。

其實，孫學悟請來熊十力也不純粹為了友情或個人喜好。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二十五年，歷經國難，辛苦萬端。賴同人堅忍不拔，潛心學術，多所發明，於國內化學工業深有協贊。復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礎漸趨穩固。學悟竊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學之研究實不容緩。」

當然，這件事跟黃海創始人范旭東也有很大關係。1945年范旭東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認為科技進步是民族的富強之道，西洋科學有今日之發達並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哲學思想是否儲有發生科學之潛力？作為實業家的范旭東在把久大、永利等企業做大之後，想到的還是哲學問題。

當時的「黃海」不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國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國科學界的一面思想旗幟，他們主張「工業的基礎在科學，科學的基礎在哲學。」

1946年8月15日，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正式開講，熊十力演講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講詞，系統闡述了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強調「夫科學思想，源出哲學。科學發達，哲學為其根荄」，他辦哲學研究所的願望在五通橋這個小小的地方得到了暫時的滿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這篇已成為名篇中的文章結尾，他不無深情地寫道：

「余與穎川（孫學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戰八年間，余嘗籌設中國哲學研究所，而世方忽視此事，經費無可籌集。今穎川與同社諸公紀念范旭東先生，有哲學部之創舉，不鄙固陋，猥約主講。余頗冀償夙願。雖學款亦甚枯窘，然陸續增益，將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團體可以支持永久，百世無替。余雖衰暮，猶願與穎川及諸君子戮力此間，庶幾培得二三善種子貽之來世，旭東先生之精神其有所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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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故居。

互存敬意

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以後，專門制定了簡章，分「學則」和「組織」兩部分。「學則」中又分教學宗旨和課程設置，其中教學宗旨規定為甲乙丙三條：「上追孔子內聖外王之規」；「遵守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顧亭林行已有恥之訓」，並「以茲三義恭敬奉持，無敢失墜。原多士共勉之」。哲學研究部的主課為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兼治社會科學、史學、文學。要求學者須精研中外哲學大典，歷史以中國歷史為主，文學則不限於中國，外國文學也要求廣泛閱讀。

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不定額地招收研究生，「其資格以大學文、理、法等科卒業者為限。研究生之徵集，得用考試與介紹二法。研究生修業期以三年為限。」給一定津貼，待遇跟一般大學研究生相當，鼓勵自給自足。哲學研究部也招收「特別生」，可以不受學業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實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僅如此，還設有學問部，「凡好學之士，不拘年齡，不限資格」，都可以入學問部，只是膳食自理。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這個哲學研究所確系民間性質，沒有官方的任何贊助，雖然得到一些黃海化學社支持的常年經費，但「黃海」本身就是民間團體，且「學款亦甚枯窘」，還需要另行募集。好在因為是民間組織，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導，裡面的師生更多是不圖名利、甘於吃苦勤學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來到五通橋後，他的一些學生、朋友追隨至此。

當時馬一浮有兩個學生，一個叫王准（字伯尹），一個叫王培德（字星賢），一生追隨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當年他們除了跟馬一浮學習以外，還負責在樂山烏尤寺「復性書院」的事務、書記、繕校等工作，馬一浮的論述多由兩人記錄保存。1945年「復性書院」由樂山東歸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賢則到了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工作，其實這兩人當年也是熊十力的學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為他整理有《王准記語》，王星賢曾協助他彙編《十力語要》卷三、卷四等，這些都在五通橋期間做的事。1946年的農曆十月六日，馬一浮在杭州給兩人寫過一首《秋日有懷·寄星賢伯尹五通橋》的詩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橋畔小西湖，幾處高陵望舊都。

九月已過猶少菊，江東雖好莫思鱸。

遊船目送雙飛燕，世路繩穿九曲珠。

卻憶峨眉霜抱月，一天煙靄入看無。

當年馬一浮與熊十力在樂山烏尤寺辦復性書院的時候有過不諧，最後是各奔東西。但馬一浮在這首詩的最後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為問訊」，可見兩人心中互存敬意。

聲振堂宇

在學生心中，熊十力是個怪人。學生曹慕樊曾這樣評價：「熊先生通脫不拘，喜怒無常，他與人處，幾乎人最後皆有反感。」

曹慕樊回憶，有一次黃海化學社在五通橋舉行慶典活動，請熊十力講話，本來無非是說幾句應景的話，但他一上台就開始大罵政府當局，而且越罵越起勁，讓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連他的學生都深感他的言語粗野之至。

當年曹慕樊不顧待遇菲薄，辭去教職來到五通橋，跟隨熊先生學習佛學及宋明理學。為什麼不顧一切追隨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學，二也是慕其人，雖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實擺脫一切世俗，蟬蛻塵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觀之」。

廢名與熊十力是同鄉，當年兩人曾經住在一起討論學問，常常爭得耳紅面赤，時不時還要老拳相向，隔一兩天又完好如初，談笑風生。周作人就記下過這樣的事情：「……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

後來熊十力到了五通橋，與廢名幾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開信，總見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獨特，如嬰兒之笑不設防。

任繼愈對熊十力講課的記憶深刻：「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振堂宇。」

熊十力在五通橋的時候，也有不少朋友、學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唐君毅正好在華西協合大學教書，成都到五通橋可以走岷江順舟而下，兩日可到。師生見面自然高興，但熊十力每次見面都不談其他，只談學問，他激情似火，氣氛熾烈，直到讓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後不久又想再回去聆聽他的「瘋言狂語」。後來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認「熊先生一生孤懷，亦唯永念之而已。」

從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橋一共待了大半年時間。1947年2月後，他去了重慶梁漱溟處，「十力先生自五通橋來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記），但他這一走，意味著他們之前謀划了近一年的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後，王星賢稍作盤桓去了北京中華書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從此以後，熊十力的哲學研究所夢想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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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二年出版的《黃海》

空谷足音

熊十力離開五通橋既有經濟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原因。

黃海化學社作為一個民間學術機構，除了最早范旭東給的一部分啟動資金，其他資金來源都靠民間籌措。當年范旭東曾經說過：「黃海是一個孤兒，大家應當拿守孤的心情來撫育他，孩子將來有好處，那將是國家之福。」所以，他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曾在美國借成了一筆巨款，用以實現他的「十廠建設計劃」，但他沒有忘記「黃海」，撥給了400萬法幣用來補充儀器和書籍，又送「黃海」里的多名研究人員赴國外留學深造。時間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這難得的時機，熊十力主持的黃海化學社哲學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錢剛領到不久，幣值便急遽跌落，不到兩年時間，這些錢已形同廢紙。

實際上在建立哲學研究部的時候，當慣了窮社長的孫學悟自然會把錢捏得緊緊的，在理事會的簡章中就明確寫到：「哲研部為發展研究工作幾購書或印書等事需要重款，不能僅恃社款撥給時，本會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經費除由本社按月撥發正款外，應更籌募基金。」所謂正款，無非是人員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錢則是卡得很嚴，連筆墨信箋之類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滿足，這也讓熊十力感到萬分「枯窘」，做事頗為掣肘。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復了，我仍不知安居處」，當時的社會環境處在抗戰結束不久，國內形勢紛亂複雜，流亡大後方的各路人馬回到曾經失去的土地，所有西遷的企業、單位都紛紛復原，彷彿一夜之間，那種焦灼、緊張、艱苦的抗戰氣場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現。

同黃海化學社一起西遷到五通橋的永利川廠開始了分批回到天津，而永利川廠實為黃海化學社的母體，黃海化學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個化學研究室。永利一走，「黃海」也勢必離開。1947年春天，孫學悟到上海參加黃海化學社董事會，專門討論了復原問題，決定新社址初選在青島，後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橋作為分社。直到1951年，撤銷了青島研究室，結束五通橋分社，在北京設立總社，但最後的結果是併入中科院，以黃海化學社為基礎成立化學研究所。在這一過程中機構和人員都動蕩不安，可以想像熊十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也是難以靜心做學問的。

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學，與校長鬍適交流時建議在北大設哲學研究所，沒有得到回應；1948年2月，他遠赴杭州講課，期間專門談過在浙江大學建立哲學研究所一事，但當時的校長竺可楨考慮到資金、時局等問題，也無回應；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懇切建議「復興中國文化，提振學術空氣，恢復民間講學。」「政府必須規設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舊學人材。」

他甚至有些悲愴地寫道：「中國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愛惜。清季迄民國，凡固有學術，廢絕已久。」當然，他的奔走呼告皆付諸流水，直到最後熊十力也沒有實現這一夢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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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鎮張家灣人。中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與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和張君勱、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為「新儒學八大家」。

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哲學觀點以佛教唯識學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體，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中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傑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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