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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濤:給賈平凹的一封信

老賈:

知您在寫新書,一個月前那封長信是盲目寫的,十月二日聽您聊到寫的內容,以及您的一些想法,自制不住,再給您寫一些我的聽後感,也可視為上封信的繼續。

說說我對「立場」和「觀念」的認識。

先說立場。

看一個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因為杯子規模太小,一眼可看穿,見到整體。看一個獨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從前邊看,和從後邊看是兩回事,爬到房前的高樹上往下看又是一回事。站在哪裡看,哪個位置,就是立場。

看一座山與看一條河是不同的。山是靜的,但四季有變化。河是每一刻都在流動的,但四季變化不大(北方的河除外)。看山,在山外看,和在山裡看不一樣。在山腳看,和在山頂看不一樣。山裡的居民與山外的遊客對山的態度也不一樣。看河,在岸上看,和在船上看不一樣。橫看與豎看也不一樣。順流看與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樣。水裡的魚,岸邊的人家,以及孔子在「川上曰」的什麼,各有各的立場。

看人生,看社會,比看山、看河還要複雜一些,但「立場」這個概念是相通的,不同的角度出不同的效果。

八十年代的時候,講作家是「代言人」,寫農業題材,是為農民說話,寫工業題材,軍事題材,乃至教育題材,是為不同的行業說話,也就是說,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如今的時代講「發言人」。代言人與發言人,一字之差,變化是不小的。教育部發言人,工業部發言人,商貿部發言人,乃至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講的雖也是「局部利益」,但牽涉面寬了,是在全局的環境里講局部利害。

經濟學如今細化為兩種,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是貨幣流通、商業流通影響到的物質與僱傭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大框架。是一個拳擊台,台上有兩個人在打,還有一個裁判,周圍是看客,門口有人賣票。微觀經濟學指的是物價指數、商業周期,還包括商業運作手段。是拳擊台上兩個人怎麼打?真打假打?裁判是否公正?周圍的看客賭注怎麼下?拳擊場老闆有無暗箱操作?這一階段內人們對拳擊的興趣,等等。

宏觀經濟學是大的,微觀經濟學也是大的。區別在於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宏觀範疇。今天美國人帶來的金融危機是微觀範疇。市場與計劃有規律,金融危機也有規律。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這個判斷被鄧小平推翻了。中國的發展實踐也證明了社會進步並不是這麼鮮明的一刀切的事情。還有一點,按以往的理論,人類社會是這麼往前走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如今資本主義制度出了大事,全球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走不通了?下一步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如今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是中級階段,接下來是高級階段?這是評職稱的說法,到了高級怎麼辦?

上帝在哪裡?人類的出路與未來在哪裡?上帝快點燃神燈吧,因為美國人在往火星上走了,我們中國也在躍躍欲試。那是條必然之路?還是一條求生的路?火星是諾亞方舟嗎?

具體到您的作品,八十年代您的一系列中篇小說,散文如《商州三錄》,長篇小說如《浮躁》,是站在農民立場上的。那個年代您那麼站是毫不猶豫的,但九十年代就遲疑了,進入二十一世紀,腳步更遲疑了。您站的地方沒變,但您看到的東西變了。

先是《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爾後是《懷念狼》《秦腔》《高興》再到《秦腔》,您對社會的看法、態度,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

《高興》是變種,是大戲之間的「花腔」。

有一點我必須說出,因為是我的心裡話。從《廢都》到《秦腔》,我讀到的都是「現場感」「當下感」,是「現在進行時」,尚未讀出「以後」「今後」,沒讀出「預言」。

《紅樓夢》是一部有預言感的書。但《三國演義》是一本講「規律」的書。

中國的社會規律有兩種:一種是「演繹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19到1949是三十年,1949到1979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這三十年之變有目共睹;還有一種說法是「五百年出一真龍天子」,這其中的根據很神秘,依天象。

第二種規律是「歸納法」,秦皇漢武,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時代更替,有始有終。

歸納法是宏觀經濟學,演繹法是微觀經濟學。

《三國演義》的「規律」在微觀之列。

您於「易學」,於「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內修的,在寫新書時,可否收斂於書內?

那天,您談的多的是「土地」,講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講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問題可以研究。

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民」這個字,他的「三民主義」有開世之功。

在以前,中國的土地是皇帝一個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棟樑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後,萬象更新,民眾盟生自主之願,國名先是「中華民國」,繼爾「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現在仍有些舊屬之氣,但云開了,光線照進來了,算一算,從中山先生提出到現在,僅一百年光陰,和兩千年的「一統帝制」比較,時間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過來也要一段時間呢。

您那天講土地政策,講到把土地發給農民,再收回,還是站在帝制、皇帝觀念上說話,把國家和民眾對立著。

比如八十年代初,土地發給農民聯產承包,因為政府必須關心幾億農民吃飯的問題。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城市的發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東西暴露出來了,因為土地是整個中國人民的,是農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點矛盾集中暴露在城鄉交接地帶。

土地不僅僅是農民的了,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吃飯是大事情,才有「基本農田」這一說法。

站在「土地是農民的」這一基礎上,我覺得有站錯隊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觀念。

再說些改革中的觀念。

摘自穆濤《先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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