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給賈平凹的一封信

老賈：

知您在寫新書，一個月前那封長信是盲目寫的，十月二日聽您聊到寫的內容，以及您的一些想法，自制不住，再給您寫一些我的聽後感，也可視為上封信的繼續。

說說我對「立場」和「觀念」的認識。

先說立場。

看一個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因為杯子規模太小，一眼可看穿，見到整體。看一個獨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從前邊看，和從後邊看是兩回事，爬到房前的高樹上往下看又是一回事。站在哪裡看，哪個位置，就是立場。

看一座山與看一條河是不同的。山是靜的，但四季有變化。河是每一刻都在流動的，但四季變化不大（北方的河除外）。看山，在山外看，和在山裡看不一樣。在山腳看，和在山頂看不一樣。山裡的居民與山外的遊客對山的態度也不一樣。看河，在岸上看，和在船上看不一樣。橫看與豎看也不一樣。順流看與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樣。水裡的魚，岸邊的人家，以及孔子在「川上曰」的什麼，各有各的立場。

看人生，看社會，比看山、看河還要複雜一些，但「立場」這個概念是相通的，不同的角度出不同的效果。

八十年代的時候，講作家是「代言人」，寫農業題材，是為農民說話，寫工業題材，軍事題材，乃至教育題材，是為不同的行業說話，也就是說，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如今的時代講「發言人」。代言人與發言人，一字之差，變化是不小的。教育部發言人，工業部發言人，商貿部發言人，乃至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講的雖也是「局部利益」，但牽涉面寬了，是在全局的環境里講局部利害。

經濟學如今細化為兩種，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是貨幣流通、商業流通影響到的物質與僱傭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大框架。是一個拳擊台，台上有兩個人在打，還有一個裁判，周圍是看客，門口有人賣票。微觀經濟學指的是物價指數、商業周期，還包括商業運作手段。是拳擊台上兩個人怎麼打？真打假打？裁判是否公正？周圍的看客賭注怎麼下？拳擊場老闆有無暗箱操作？這一階段內人們對拳擊的興趣，等等。

宏觀經濟學是大的，微觀經濟學也是大的。區別在於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宏觀範疇。今天美國人帶來的金融危機是微觀範疇。市場與計劃有規律，金融危機也有規律。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這個判斷被鄧小平推翻了。中國的發展實踐也證明了社會進步並不是這麼鮮明的一刀切的事情。還有一點，按以往的理論，人類社會是這麼往前走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如今資本主義制度出了大事，全球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走不通了？下一步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如今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是中級階段，接下來是高級階段？這是評職稱的說法，到了高級怎麼辦？

上帝在哪裡？人類的出路與未來在哪裡？上帝快點燃神燈吧，因為美國人在往火星上走了，我們中國也在躍躍欲試。那是條必然之路？還是一條求生的路？火星是諾亞方舟嗎？

具體到您的作品，八十年代您的一系列中篇小說，散文如《商州三錄》，長篇小說如《浮躁》，是站在農民立場上的。那個年代您那麼站是毫不猶豫的，但九十年代就遲疑了，進入二十一世紀，腳步更遲疑了。您站的地方沒變，但您看到的東西變了。

先是《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爾後是《懷念狼》《秦腔》《高興》再到《秦腔》，您對社會的看法、態度，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

《高興》是變種，是大戲之間的「花腔」。

有一點我必須說出，因為是我的心裡話。從《廢都》到《秦腔》，我讀到的都是「現場感」「當下感」，是「現在進行時」，尚未讀出「以後」「今後」，沒讀出「預言」。

《紅樓夢》是一部有預言感的書。但《三國演義》是一本講「規律」的書。

中國的社會規律有兩種：一種是「演繹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19到1949是三十年，1949到1979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這三十年之變有目共睹；還有一種說法是「五百年出一真龍天子」，這其中的根據很神秘，依天象。

第二種規律是「歸納法」，秦皇漢武，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時代更替，有始有終。

歸納法是宏觀經濟學，演繹法是微觀經濟學。

《三國演義》的「規律」在微觀之列。

您於「易學」，於「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內修的，在寫新書時，可否收斂於書內？

那天，您談的多的是「土地」，講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講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問題可以研究。

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民」這個字，他的「三民主義」有開世之功。

在以前，中國的土地是皇帝一個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棟樑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後，萬象更新，民眾盟生自主之願，國名先是「中華民國」，繼爾「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現在仍有些舊屬之氣，但云開了，光線照進來了，算一算，從中山先生提出到現在，僅一百年光陰，和兩千年的「一統帝制」比較，時間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過來也要一段時間呢。

您那天講土地政策，講到把土地發給農民，再收回，還是站在帝制、皇帝觀念上說話，把國家和民眾對立著。

比如八十年代初，土地發給農民聯產承包，因為政府必須關心幾億農民吃飯的問題。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城市的發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東西暴露出來了，因為土地是整個中國人民的，是農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點矛盾集中暴露在城鄉交接地帶。

土地不僅僅是農民的了，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吃飯是大事情，才有「基本農田」這一說法。

站在「土地是農民的」這一基礎上，我覺得有站錯隊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觀念。

再說些改革中的觀念。

摘自穆濤《先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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