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崇德：論清朝的輿圖與疆域的形成

清朝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運用近代製圖學的新方法，根據中國歷代王朝管轄的範圍和邊疆各民族活動的疆域，把測繪地圖與清代國家的疆域範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尤其是注意處理邊疆民族各部的疆域與整個國家疆域的關係。至18世紀中葉，歐洲很多國家都未開始或尚未完成本國的大地測量，中國卻已經以近代製圖學方法完成了全國經緯度的測量，並在此基礎上繪製了完整地國家地圖。

一、邊疆各民族的疆域範圍與清朝國家地圖的關係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諭：「肇開館局，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成地圖」 ，指示繪製國家地圖。康熙朝繪製的第一幅全國地圖為《皇輿全覽圖》。雍正朝繪製了十排《皇輿圖》。乾隆朝繪製了《乾隆內府輿圖》（又名《乾隆十三排圖》）。

康、雍、乾三朝繪製國家疆域地圖中，內地18省及東北、東南、北部和南部邊疆地區的測繪工作比較順利，而西北邊疆和西藏地區的經緯度測量難度較大，疆域的歸屬也需要作較多的研究、考察。

清王朝是依照哪些根據，繪製西北、西藏及東南海疆疆界，確定國家疆域版圖，繪製國家地圖的呢？

首先以西北地區準噶爾疆域為例略作闡述：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準部，乾隆上諭內閣：「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示中外一統之盛」[1] 也就是說，清朝平定準噶爾，統一西北地區，西北地區準噶爾控制的疆域範圍都應當納入清朝的疆域範圍。乾隆又說：「凡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土人，細為記載，遇使奏聞，以資采輯」[2] 準噶爾部的疆域是繼承了我國歷史上漢唐以來各民族生息、勞動、開發的土地，清朝繪製地圖，既要考慮準噶爾實際控制的疆域範圍，又要考察歷史上各民族活動範圍以及漢唐以來史籍所記載的國家疆域範圍。

準噶爾在西北的疆域：圖理琛在《異域錄》中記載：「托穆斯科……此處塔塔拉與巴爾巴忑兩種人雜處。……鄂羅斯、哈薩克、哈拉哈兒叭國、策妄拉布坦四國連界接壤，此處所居塔塔拉並巴爾巴忑人為鄂羅斯、策妄拉布坦兩國皆納賦」[3] 。圖理琛所說的托穆斯科（托木斯克）曾是準噶爾疆域的最北界，俄國勢力向南推進後，準噶爾被迫後退，準噶爾使者曾向俄國提出：往昔時代俄國與準噶爾之間的國界，曾經定為沿額爾齊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後沿鄂木河向上至鄂畢河。……國界沿鄂畢河右面支流烏葉皮河（英尼亞河）或黑鄂木河向東進行。同時已經明定，雙方不得逾越此地前進……，但是從俄國方面越過了這些國界，然後建立了城市：托木斯克，庫茲涅茨克和克們斯諾亞爾斯克……」[4] 。17世紀20年代，準噶爾曾與俄國進行邊界談判，雙方確定的界線是沿鄂木河和鄂畢河上的黑角一線，此線以北的領土劃歸俄國，此線以南歸準噶爾[5]。由於沙俄的侵略，準噶爾北界逐漸向南推移，據《準噶爾汗國史》、《皇輿西域圖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等書記載，17世紀中葉以前，準噶爾在塔拉斯以北的西界大致是：從鄂木河口溯額爾齊斯河而上至亞梅舍沃斯克，向南經巴爾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今江布爾）到18世紀中葉，準噶爾疆域除西界中的一段稍有變化外，從烏斯季-卡緬諾爾哥爾斯克向南沿阿亞古斯河到巴爾喀什湖，然後自巴爾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一段變化不大。

《平定準噶爾方略》記載：愛古斯河在18世紀已成為當時準噶爾與哈薩克的邊界。塔拉斯以南的疆界，《皇輿西域圖志》中說：「又一支經圖斯庫勒南，西北行，至吹郭勒南，又一支亦西北行經塔拉斯郭勒南，皆屬准部舊疆」。18世紀初，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就疆界問題向俄國提出抗議，指責俄國在準噶爾的領土上建立比斯克和比卡圖斯克要塞，並聲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諾亞斯克和庫茲涅茨克是準噶爾的領土。（見附圖2）雍正七年（1729年）準噶爾與俄國就疆界問題舉行談判，準噶爾首領再次抗議俄國的入侵。噶爾丹策零繼位後，繪製了準噶爾地圖[6]。後來，準噶爾人又獲得了清朝繪製的西北疆域噶爾人又獲得了清朝繪製的西北疆域圖[7]，這幅地圖的地名以蒙古托忒文標註，是我們很少見到的漠西衛拉特人使用托忒文標註的地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綜上所述，18世紀中葉，由於沙俄的入侵，準噶爾南移，其西北疆域界線大致是從庫茲涅茨克，比斯克，恰雷什斯克到烏斯季-卡緬諾哥爾斯克，向南沿阿亞古斯河到巴爾喀什湖，然後自巴爾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塔拉斯以南，準噶爾的疆界線在大致是自塔拉斯向東，沿塔拉斯山脈，然後向東南，沿費爾干納納山脈，到其東南端與阿賴山脈相接處。

清朝對新疆地區的地圖繪製是在乾隆朝統一天山南北以後進行的。何國宗測量天山北路，明安圖測量天山南路，遠至塔什干、薩瑪爾罕及喀什米爾。劉統勛負責考察採訪[8]，繪製了52幅地圖，其中比較重要的都收集到《西域圖志》中。我們以所手中所掌握的幾幅準噶爾在西北的疆域圖：雷納特1號圖和雷納特2號圖與清朝繪製的《乾隆內府輿圖》、《西域全圖》[9]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清朝當時繪製的全國地圖，完整地包括了準噶爾統轄的疆域。

其次，再對西藏地區的地圖進行剖析。

對於西藏地區，《大清一統志》中記載了測量的情況：「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輿圖，測量地形，以此為天下之脊，群山之脈，皆由此處起去」[10] 當時在北京的傳教士對西藏測量情況的記載更為詳細，據載：康熙時測量地圖之天主教士都未能親至西藏。但康熙帝在派兵入藏時，已派人在藏繪圖，繪圖人二年後回京，於1711年將圖交給傳教士雷孝思審閱。雷孝思認為圖中未定經緯位置，與其它各圖不易連接，不能使用。但是該圖記載詳細，較之同時代的其它地圖，已勝一籌，這可以說是關於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圖。但該圖未能流傳下來。康熙帝又派曾在欽天監學習數學測量的喇嘛，自西寧至拉薩，復自拉薩至恆河之源進行測量，因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喇嘛剛至恆河發源處，即不再前進，返回北京，其所繪圖中，頗多采諸傳聞。傳教士以喇嘛所測繪之圖重新審定了西藏地圖[11]。此圖在康熙五十八年被繪入銅版的《皇輿全覽圖》中，康熙說：「《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具與禹貢相合」，《皇輿全覽圖》「 東南東北，皆際海為界，西南西北，直達番回諸部，以至瑤海阿耨絕域之國」[12] ，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輿全覽圖》，已把西藏包括在內。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輿全覽圖》與康熙五十六年的地圖比較，不同之處主要在增加了西藏圖，填補了西藏的空缺。這一點，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諭中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說：「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財貿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13]。

值得注意的是，1717年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和勝住二人在測繪西藏地圖時，明確標出珠穆朗瑪峰位在我國境內。關於珠穆朗瑪的發現問題，英國人一向認為他們首先發現的。1921年英國的第一次探險報告中說：「挨佛勒斯峰」 [14] 是1850年左右，從約150英里外的印度平原發現和測定的，但是直到1858年才定名挨佛勒斯峰，以紀念挨佛勒斯上校，他是此山發現時的印度測量局的局長」[15] 。事實上，早在英國人之前的1719年的中國清朝銅版圖中，已有珠穆朗瑪的滿文名稱。在故宮博物院檔案館所藏的幾種西藏地圖，如三藏分界圖，三藏卡倫圖等都可以見到滿文的珠穆朗瑪。1721年木版的《皇輿全覽》是《皇輿全覽圖》的第三版，在這幅地圖中，漢文的珠穆朗瑪名稱譯寫為「朱母郞馬阿林（阿林是滿文『山峰』的意思）「。在這幅地圖上，珠穆朗瑪峰的經緯度不太準確，但其山川地勢的相對位置，則是很準確的。康熙《皇輿全覽圖》製成後，傳教士雷孝思寄到法國，由法國當時皇家製圖官唐維爾編製「中國新地圖」。在此圖中，有二幅和珠穆朗瑪有關，一為西藏總圖，另一幅是分圖第七幅，包括拉薩和牙魯藏布江地圖。唐維爾的地圖，是歐洲最早的一張關於西藏和珠穆朗瑪的地圖，遠在1733年就製成，而且以後在歐洲公開出版[16]。

西藏地區除了康熙朝繪製的地圖成果外，還應該提到乾隆朝繪製的其它地圖，如滿漢文對照的《四川西藏等處圖》、滿文的《西寧至達賴喇嘛地方圖》、漢藏文並記的《西藏地方圖》、漢文的《西藏全圖》、《西藏圖考》、《西藏全境道里圖》、《西藏帕古里附近道里圖》、《班禪額爾德尼入覲西藏至塔爾寺路程圖》、《西藏至塔爾寺圖》、《藏南及所屬哲孟雄、布魯克巴部落地方形勢圖說》、《西藏番族圖》、《雅魯藏布江圖》等。這些地圖中，影響較大的有松筠的《西藏圖說》中繪製的西藏地圖。松筠1795年任駐藏大臣，在藏期間考察西藏地理，繪製地圖，松筠就其繪圖的目的說：「前衛後藏，特西南一隅耳。繪為此圖者，就巡閱之所至，識山川之扼要，物俾駐藏漢番官兵熟其形勢，故分其圖於西南北三面為稍詳。」[17]

上述西藏地區地圖在繪製方法上因循中國傳統地圖的重於考據而忽視測量的舊路子，「皆有圖，然不著經緯，不甚明此例，但略記山川地名而已，茲不詳考」[18] 。在繪製現代科學地圖上價值不高，但仍是西藏地理的重要成果，尤其成為清朝西藏邊防上的重要圖錄。

關於海疆地圖

清代海疆地圖是在宋元明代地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海諸島地圖的研究是海疆史地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者認為，明清古地圖中有很多關於南海諸島記載，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是《鄭和航海圖》和《廣輿圖》。清代關於南海諸島的記載可以分為六類十來種：

1、《廣輿圖》系統的地圖；2、《大清中外天下全圖》系統的地圖；3、《四海總圖》系統的地圖；4、《一斑錄》畫法的地圖；5、西方系統畫法的地圖；6、繪有個別群島的地圖。

在上述地圖中，1430年《鄭和航海圖》等地圖已把南海諸島劃入廣東洋中。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圖》，1767年《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1767年以後的《大清萬年一統全圖》，1803年《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和1817年《大清一統天下全圖》等都明確把南海諸島列入「大清一統天下」疆域之內。1800年《清繪府州縣廳總圖》中把西沙群島劃為我國的一個府進行管轄。1838年《洋防輯要》和1842年《防海輯要》明確把南海諸島作為海防之列繪入我國領土《直省海洋總圖》[19]。

二、康雍乾三朝輿圖的比較研究

人類最初地理知識的表達，很可能是用圖而不是用文字。在原始社會或原始部落中，那些來源於生產和生活實踐，而繪製出有山川、道路、鳥獸、草木分布之類的圖畫，就是原始地圖。我國古代地圖的繪製及應用，最早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候繪製的地圖，多是局部地方的區域性地圖，大範圍的行政區域圖較少。直至秦漢時期全國的一統輿圖，才逐漸多了起來。唐、宋、元時期，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地圖學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繪製了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地圖，如保存在西安碑林的《華夷圖》和《禹跡圖》，元代朱思本繪製的《輿地圖》等等，說明當時我國的地圖測繪水平遠遠超過歐洲，在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朱思本繪製的經羅洪先增補為《廣輿圖》後，支配了中國地圖200多年[20] 。明代中葉以後，在傳統製圖學的基礎上，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內容。這一時期繪製地圖時，多以羅洪先的《廣輿圖》為藍本，影響所及，直至清代。

明末清初，西方的測繪技術對我國的製圖學影響很大，使我國的製圖學進入近代製圖學發展的新時期。康熙帝對測量地理和繪製地圖很感興趣，在其三次親征噶爾丹及巡遊東北時，都令人隨時隨地測量經緯，為製圖作準備。清朝皇帝繪製地圖，已經注意對邊疆地區的歷史沿革的考察和經緯度的測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敕諭修一統志，康熙對測繪地圖與國家疆域的關係做了詳細的說明：

「諭一統志總裁勒德興等，朕惟古帝王宅中圖治，總覽萬方，因天文以紀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貢五服，職方九州，紀於典書，千載可睹，朕纘紹丕基，撫茲萬夏，恢我土宇，達於遐方，惟是疆域錯紛，幅員遼闊，萬里之遠，念切堂階，其間風氣群分，民情類別，不有綴錄，何以周知，顧由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敕所司，肇開館局，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矩典。名曰大清一統志。特命卿等為總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搜閎博，體例精詳，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事治，畫地成圖，萬幾之遐，朕將親覽，且俾奕世子孫披牒而慎維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國家無疆之歷服，有攸賴焉，卿其勉之」[21]

康熙帝測繪地圖的目的很明確「惟是疆域錯紛，由幅員遼闊」，「務求采搜閎博，體例精詳，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事治，畫地成圖」。在開始大規模測圖之前，康熙命天主教耶穌會各神甫先作北京附近地圖，製圖後，康熙親自校勘，認為合格，才命令測制全國地圖。

康、雍、乾三朝地圖變化較大，三幅地圖的繪製、修改過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國家統一，明確清朝疆域界線，對邊疆地區實行行之有效的主權管轄的歷史過程。

康熙朝的經過大量的準備工作，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開始測繪各省地圖，首先測繪長城地圖，對長城各門、各堡，以及沿長城的城寨、河谷、水流進行測量，繪製成「長城圖「[22]。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開始測量東北地區地圖，先從遼東入手，東南至朝鮮邊境圖們江，東北至松花江之魚皮韃子區域，克欽韃子居住區域和蒙古所有地區。共測繪有《盛京全圖》《烏蘇里江圖》、《黑龍江口圖》、《熱河圖》等圖幅[23]。

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人出長城至新疆哈密一帶測繪喀爾喀蒙古地區[24]。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派人去了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測繪[25]。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對到雲南、貴州進行了測繪[26]。

至康熙末年，在清朝的主持下，傳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晉等人和我國的測繪人員，完成了全國性的經緯度測量，測得經緯點641個[27]。

這些點中處於邊疆地區的有：海南島7處，貴州25處，雲南30處，蒙古93處，遼東8處，廣西28處，台灣7處，吉林、黑龍江36處。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清朝製作《皇輿全覽圖》，此圖採用經緯線都為斜交直線的梯形投影法，以經過北京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按1：1，400，000－1：1，500，000比例尺繪製。圖幅的範圍包括東北各省、蒙古、關內各省、台灣以及哈密以東地區，即西至西經40多度，北至北緯55度。全圖由28幅分圖拼接而成。其中東北地區5幅，蒙古3幅，關內15幅，黃河上游1幅，長江上游1幅，雅魯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東1幅，高麗（今朝鮮）1幅[28]。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繪製的《皇輿全覽圖》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圖，當時清朝與統治西北地區的準噶爾部正處於對峙狀態，尚未完成對西北的統一，因而清朝的測繪人員不可能進入西北地區進行地理考察和測量經緯度。對於西藏地區，雖然清朝已經完全統轄西藏地方，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當清朝測繪人員到達西藏時，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屬下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餘人進入西藏，攻陷拉薩，使西藏地區陷入極大的混亂，清朝測量人員到恆河源後便停止測量，影響了西藏地圖的繪製。所以，清朝康熙年間，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最初編製的銅版和木版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但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很快就把西藏地區的地圖補入全國地圖之中，這一點，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諭中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說：「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29] 。這一年出版的銅版的《皇輿全覽圖》中的西藏、蒙古、東北地區都用滿文標註。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把《皇輿全覽圖》刻成木版，同時改用漢字標註。

雍正朝繪製了十排《皇輿圖》。

雍正朝十排《皇輿圖》除了反映我國當時的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內地十五省的地形和政治、軍事情況，還包括西伯利亞、帕米爾以西地中海以東的中亞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內容，實為中外大地圖。用滿漢兩種文字標註地理名稱，是此圖的顯著特點之一。雲南、四川的西部以及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區的地理名稱，全用滿文標註。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認為康熙朝編繪的《皇輿全覽圖》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地圖測繪成果。雍正繼承了康熙的測繪事業，繼續任用西方傳教士，在清廷供職，他們在康熙時大規模測繪的基礎上，補充新資料，引用國外地圖的成果，擴大範圍，編製新圖。雍正初年，將西伯利亞、北冰洋沿岸以及地中海以東的中亞地理概貌載入十排《皇輿圖》。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印本和手繪本10排《皇輿圖》是雍正七年（1729年）刊繪的。

《乾隆內府輿圖》（又名《乾隆十三排圖》）

乾隆中葉，清朝平定準噶爾，統一了天山南北，乾隆帝諭測繪人員進入西北，測量經緯度，考察疆域沿革，繪製地圖。繪製國家地圖刻不容緩，乾隆帝三令五申，闡述繪製國家地圖的重要意義。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說：「西師奏凱，大兵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左都御史阿國宗素諳測量，著帶同五官正明安圖，並同副都統富德，帶同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及一切形勝，悉心考訂，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器，俱著酌量帶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乾隆帝又「諭軍機大臣等：回部將次竣事，應照平定伊犁之例，繪畫輿圖。」[30]六月，再次「諭軍機大臣等：昨兆惠、富德等將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地圖呈覽，著發給明安圖、德保，至回部時按圖閱看，再將該處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數測量，則易於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與此圖有不相符合者，即閱看更正。」[31]

乾隆朝繪製的國家地圖《乾隆內府輿圖》是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基礎上，吸收了乾隆朝在准部、回部進行實地測繪地圖的成果。《乾隆內府輿圖》地圖製作採用了經緯線直線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繪製。圖中以緯度每隔5度為一排，共有十三排，《乾隆十三排圖》的名稱便是由此而來。所反映的地區遼闊，幅員廣大，東至薩哈林島（庫頁島），東南至台灣，北至北冰洋，南至海南島，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及紅海，西南抵印度洋，不僅是中國全圖，亦為十八世紀亞洲大陸地圖。《乾隆內府輿圖》有幾種版本流傳於世，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北京圖書館。

《乾隆內府輿圖》是關於我國疆域的最明確和最完整的國家地圖，成為後世編繪地圖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統輿地全圖》、胡林翼、嚴樹森的《皇朝中外一統輿圖》、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圖》、鄒世詒的《大清一統輿圖》等都是以它為藍本而繪製的。

總結清代康、雍、乾三朝的三幅國家地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康熙《皇輿全覽圖》、 雍正十排《皇輿圖》、《乾隆內府輿圖》，三幅地圖的繪製是與清王朝對全國的統一和國家疆域的有效管轄密切聯繫的，尤其是和清朝統一邊疆的進程相關。康熙、雍正朝，除準噶爾部割據西北邊疆以外，其它邊疆地區全部統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輿全覽圖》和《皇輿圖》都有明確的繪製和經緯度測量。對於尚不能進行測量的西域地區，清朝也在地圖上以虛線標註，乾隆朝一旦統一完成，立即進行測量，繪製新圖。

2，清朝在繪製地圖時，十分明確地標出其對領土的主權範圍和邊疆地區的有效管轄範圍。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東南海域的疆域。

3，清朝繪製的國家地圖不僅是中國國家疆域範圍在18世紀的象徵和有力證據，而且在科學技術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清·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稱乾隆《皇輿全圖》「制極其精，推極其廣，從古地圖未有能及此者也」[32] 。翁文灝先生在《清初測繪地圖考》中評價清代地圖說：「中國地圖之重要依據，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測量。以後雖經西洋遊歷家多次續測，究皆沿循路線，或局於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個的計劃，與普遍的實測。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央及各省測量局皆測有詳圖頗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國之大地測量，迄今中國地圖之七八，實尚源自清初。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告竣。實為中國地理之大業，雖出異國專家之努力，亦見中國計劃規模之遠大。」 [33]

4，關於清代中國地圖，除了上述清朝官方和清朝各個地方繪製的地圖外，當時一些外國人也繪製了中國地圖。（附圖15、16）在外國人繪製的中國地圖和亞洲地圖中，首推唐維爾的《中國新地圖》。唐維爾的《中國新地圖》是作為杜赫德《中國地理歷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附圖，有《中國分省圖》及《滿蒙藏圖》，於1737年在海牙獨立出版。至19世紀前半葉，德國人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翻譯了許多中文的地理著作，並編繪亞洲地圖，成為當時歐洲研究中國的權威。克拉普羅特的《中亞地圖》於1836年出版。當時，外國人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和亞洲地圖基本上是參考了清朝繪製的地圖，尤其是乾隆朝的《乾隆內府輿圖》。實際上，早在16世紀，中國人繪製的地圖就傳入歐洲，明嘉靖年間刻印的《古今形勝之圖》於1574年傳入西班牙。1689年，清朝與俄國在尼布楚談判締結邊界條約時，充當中國代表翻譯的法國和葡萄亞耶穌會傳教士，曾經用手中的中國地圖向俄國人換取皮毛和食物。後來，這些地圖被帶回莫斯科和彼得堡。此後，來華耶穌會士們利用在華的測繪、翻譯工作的機會，把得到的各種版本的中國地圖傳到歐洲，這些中國地圖，成了當時西方地圖學家編製亞洲地圖的根據。18世紀以後，西方殖民主義者又利用在華貿易與侵略戰爭的機會，大肆劫掠中國地圖。如目前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就收藏著200多幅中文古地圖。英國皇家地理協會和亞洲協會共收藏近百副中國地圖，包括東南沿海各省，雲、貴、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區的海防圖、河道圖、政區圖、或交通路線圖。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共收藏中國明清時期的繪本和刻本地圖40多幅。此外，德國、義大利、瑞典、丹麥、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都收藏著大量的中國古地圖。現在歐洲收藏了很多中文古地圖[34]。

注釋：

[1] 《清高宗實錄》卷490。

[2] 《清高宗實錄》卷482。

[3]圖理琛：《異域錄》。

[4]巴布克夫：《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1973年，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53頁。

[5] 《準噶爾汗國史》382—387頁。

[6]這就是（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書中所使用的雷納特1號圖。雷納特1號圖的來源，雷納特認為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策惕是一位經常用一百峰駱駝載書籍遷移營地的蒙古王公，很有學問。這幅地圖是準噶爾洪台吉噶爾丹策凌親自繪製的。見（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中譯本，311－316頁。

[7]雷納特2號圖，據雷納特說，這幅地圖是一位喀爾木克人（即衛拉特蒙古人）根據清朝原圖描繪下來的，而原圖是在清朝於巴里坤或吐魯番附近與準噶爾部交戰時落入準噶爾人手中的，應雷納特的要求，準噶爾的統治者將這幅地圖送給了他。（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中譯本，330－336頁。

[8]據（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書中介紹，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傅作霖（FELIX DE ROCHA ，1713生，1738年抵華，1781年去世）和高慎思（JOSEPH DESPINHA ，生於1722年，1751年抵華，1788年去世）於1756年3月21日奉旨離北京赴準噶爾測繪地圖。傅作霖經由北路前往伊犁，沿途進行測繪；高慎思經由南路，打算從西邊繞到伊犁。他們約定在結束此項工作後到肅州碰頭，將雙方所繪草圖合成一幅地圖以便獻給皇上。1760年，除了傅作霖和高慎思外，加上劉松齡（AUGUSTINE HALLERSTEIN ，生於1703年，1738年抵華，1774年在北京去世）重又被派往西域，測得「東、西突厥斯坦」四十三個地點地理方位。

[9] 《西域圖志》中的地圖包括皇輿全圖、西域全圖、安西南路圖、安西北路圖一、安西北路圖二、天山北路圖一、天山北路圖二、天山北路圖三、天山南路圖一、天山南路圖二、天山南路圖三、天山南路圖四、天山南路圖五、天山南路圖六、西域山脈圖、西域水道圖。

[10] 《大清一統志》卷547，《西藏》9頁。

[11]轉引自王庸《中國地理學史》118—119頁。

[12] 《皇輿全覽圖》曾被後人多次摹繪、刻印和重印，先後鐫成幾種版本，現在看到的至少有三種：據《清史稿·何國宗傳》記載：「（康熙）五十八年圖成，為全圖一，離合凡32幀，別為分省圖，省各一幀」，「乃鐫以銅版藏內府」，這種包括全國總圖和32幅分省圖，可能就是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最早版本。今收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30多幅各省地圖，可能就是《皇輿全覽圖》中分省圖的原本。1735年法國唐維爾編繪的「中國分省圖」和「滿蒙藏圖以及1943年年福克司編的《康熙皇輿全覽圖》都是屬於這一系統的地圖。1921年，瀋陽故宮發現的41塊銅版地圖是《皇輿全覽圖》的另一個重要版本。該圖後來刊行時金梁題名為「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該圖滿漢合璧」。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分省分府《皇輿全覽圖》屬於第三種版本，據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載這是一種分省分府小葉本，計227葉，這個版本可能略晚於前兩個版本。

[13] 《清聖祖實錄》，卷290。

[14]關於珠穆朗瑪的名稱，過去世界各國通用挨佛勒斯，不用珠穆朗瑪。而我國在很早以前世界最高峰為珠穆朗瑪峰，這個稱呼源於西藏佛典佛典中有五位女神，珠穆朗瑪是三姐珠穆朗桑瑪的簡稱。藏語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據西藏經典《十萬寶訓》記載，西藏人在公元7、8世紀時稱世界最高峰為「羅札馬郎」，即是「南方養鳥之地」的意思。

[15] C.K.HOWARD-BURY,GHEMOUNT EVEREST XPEDITIONGEOC.JOURN.VOL.59FEB.1892P.81.見林超：《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載《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版）4期，1958年。

[16] C.K.HOWARD-BURY,GHEMOUNT EVEREST EXPEDITIONGEOC.JOURN.VOL.59FEB.1892P.81.見林超：《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載《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版）4期，1958年。

[17]松筠：《西藏圖說》卷首。

[18]王庸：《中國地理學史》120頁。

[19]吳鳳斌：《古地圖記載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研究》，載《南海諸島地理防販主權》，58—81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20]王庸：《中國地圖史綱》70頁，三聯書店，1958年。

[21] 《清聖祖實錄》卷126。

[22]據唐維爾記載，耶穌會的神甫奉康熙的諭旨，於1707年開始測繪地圖工作。1708年7月4日派白晉（JOACHIM BOUVET，生於1656年，路易十四根據南懷仁建議於1685年派往中國的六位耶穌會數學家之一，1730年死於北京。）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1704年抵華，1738年死於北京）。杜德美（PETRUS JEARTOUX，1668－1720年，死於北京）等神甫去測量和勘定長城的位置。他們於1708年初由北京出發，抵山海關後，便沿長城西行，直至陝西的最北端肅州附近，他們從該地又南下西寧，然後才返回北京。見（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中譯本，351頁。

[23]參加東北地區測繪的有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杜德美（PETRUS JEARTOUX，1668－1720_輳鹽齲╔AVIER－EHRENBERT FRIDELLI）。見（英）約·弗·巴德利《俄國訪曬歐中國》中譯本，352頁。

[24]參加這一地區測繪的有杜德美、費穩（EHRENBERT XAVIER FRIDELLI，1673年生，1705年來華，曾在北京建聖·約瑟夫教堂，1743年死於北京。）、潘如（FABRE BOUJOUR）奧古斯丁（AUGUSTIN）等。

[25]麥大成、湯尚賢（DE TARTRE）去了廣東、廣西，費穩、潘如去了雲南、四川。

[26]測繪人員為雷孝思、費穩。

[27]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

[28] 《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

[29] 《清黍聖祖實錄》卷290。

[30] 《清高宗實錄》卷586。

[31] 《清高宗實錄》卷590。

[32]邵懿辰著、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史部地理類，27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3]王庸：《中國地理學史》111－112頁，商務印書館，1956年。

[34]歐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圖中與清代有關係的主要有：廣輿圖、《廣輿圖》清重刊增補本、（天下）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康熙皇輿全覽圖》、分幅中國全圖、 摹繪《康熙皇輿全覽圖》、 內府輿地圖、乾隆古今輿地圖、地輿全圖、 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乾隆內府輿圖、乾隆方格內府輿圖、輿圖要覽、輿圖便覽、京板天文輿地全圖、京板天地全圖、大清一統地輿圖集、各省輿圖便覽、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大清一統天下全圖、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參見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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