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城看邊疆區域與中國的聯繫——讀拉鐵摩爾的《中國亞洲內陸邊疆》
拉鐵摩爾的《中國亞洲內陸邊疆》成書於1939年，作者通過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實地調查與分析，從邊疆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的歷史脈絡，他的觀點至今仍影響著對中國邊疆的研究，成為一本常讀常新的經典之作。
【游牧社會】
拉鐵摩爾提出，游牧社會是從農耕社會中被分離出去的。文明最初起源於有利於農耕的地理區域，隨著弱勢的部族被驅逐出核心地帶而轉移到半耕半牧的混合地帶，再轉移到草原地帶，一個與農耕社會全然不同的游牧社會就誕生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游牧社會與農耕社會交鋒共生的歷史，二者之間隔著一個過渡地帶，這裡是中國歷史演進的動力。拉鐵摩爾將中國的長城邊疆分為蒙古草原、滿洲的森林草原、中亞的綠洲沙漠、西藏高原四部分。
拉鐵摩爾認為「游牧經濟本身限定在移動性的利益之中」[1]。游牧社會內部的不同在於經濟中的移動性佔比例的不同。從游牧社會中走出來的王朝要實行對農耕社會的統治時，它的移動性就會被固定，留在游牧社會中的勢力逐漸分離出去，留在農耕地區的勢力則為農耕社會注入新的血液，從而完成一次歷史的循環。拉鐵摩爾認為，清朝對於蒙古的治理在於將它的移動性固定下來，運用的工具有宗教、商業、固定牧場疆界等。
【滿洲的森林、草原與農田】
滿洲的森林、草原和農田地帶的經濟是混合型的，清朝從這裡走向中原。拉鐵摩爾認為東北地區的混合經濟為誕生在這裡的王朝提供了一種混合型的優勢。一方面，通過控制「漢邊」得以掌握控制農耕社會的治理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控制森林草原的游牧部落得以建立起強大的軍隊，並把蒙古游牧社會囊括進來。作者認為，近代的東北的「鐵路政治」「給了中國人以極大的向外發展範圍」[2]，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這種鐵路政治也帶上了「亞帝國主義」的色彩。
【中亞綠洲】
中亞的綠洲「徘徊在各種可能發展形態之間」[3]，綠洲在文化、語言等方面相互聯繫，確各自獨立發展。作者認為對綠洲的統一力量只能來自於草原或者農耕社會的力量。此外，宗教是聯繫綠洲社會的紐帶，它雖「不能把所有分散各地的綠洲聯合起來，但它造就了一個所有西域各民族所共有的觀念」[4]。綠洲的漢族官僚與當地貴族聯合起來把控商業貿易，到了近代出現了「新型實業家與銀行家和舊地主的聯合」[5]，拉鐵摩爾認為，這種聯合的目的在於搶在列強之前勢力完成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控制與統合。
【西藏高原】
拉鐵摩爾將西藏高原分為河谷農耕地帶和中部草原地帶，河谷地帶比草原地帶更具有經濟優勢。西藏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它不能自主實現統一而必須依靠外力，喇嘛教發揮了將西藏各地聯繫在一起的政治作用。清朝通過宗教實現了西藏高原地區與內地的平衡。到了近代，西康建省，拉鐵摩爾將這一現象視為一種軍閥政客轉嫁危機的「亞帝國主義」。西康省與西藏省形成了「內藏」與「外藏」兩個區域。
【中國歷史演進的動力與未來】
拉鐵摩爾以邊疆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歷史。他構建起游牧社會、農耕社會、以及處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地帶三大部分，而這三大區域之間的聯繫與鬥爭，使中國在歷史循環中緩慢變化。正是這種歷史的邏輯使中國始終沒有自主出現工業化，而在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同時作者認為，在未來必然會在全中國推行的工業化將會打破原有的秩序，將鬆散的邊疆社會與中原統合為一個整體，這將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動力。
拉鐵摩爾在書中反覆提及近代中國的「亞帝國主義」傾向。他認為，軍閥政客對內地邊疆地區的移民、經濟建設是對列強在沿海造成的壓力的轉移，雖然種種措施也具有抵禦列強在內地邊疆的入侵的客觀作用，但也造成了對內地邊疆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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