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經歷了一個不斷革命化的過程。它誕生於階級化的「民族革命運動史」撰述中，面臨著民族立場與階級立場的張力問題。這種張力在帝國主義理論引入後得到緩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基礎上實現平衡，「中國革命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現，並具有了初步的理論形態。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構建和發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規範性認識逐漸形成，近代史與革命史融為一體，「革命」完全成為中國近代史的撰述主題。

關 鍵 詞：中國近代史 馬克思主義史學 革命史敘事 革命化

標題注釋：本文為山東省社科項目「唯物史觀視域下新發展理念的方法論研究」(項目號：16BZLJ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謝輝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 北京 100732

中國近代史撰述中的「革命史敘事」和「現代化敘事」之爭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從各家對「革命史敘事」形成過程的評述來看，多看重它在1949年以後的成型與演變。對於1949年以前革命史敘事的發展情況，儘管有學者曾予留意①，但對其具體演進過程，尤其是有關「革命史」與「近代史」融合問題的研究仍有待加強。本文將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趨勢的分析，論述革命史敘事框架在1949年前的演進歷程。

一、「民族革命運動史」的階級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近代愛國主義史學研究為前身。面對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形勢，自19世紀起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就開始以列強侵略與中國人的反侵略作為其史學作品的主題，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在孫中山等民主革命者開始鼓吹革命後，不但侵略反侵略為他們所關注，反滿抗清也成為他們歌頌的對象，如劉成禺的《太平天國戰史》、蘇生的《中國革命史》等。在這類作品中，近代許多的人和事都在革命的標準下得到重新評價，而革命則是以民族、民主之名進行的，所以列強侵華史、民族革命史是晚晴民初近代史研究的熱點。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多從民主革命者轉變而來，他們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前，在歷史觀念上同當時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浸透著民族、民主主義立場。接受唯物史觀後，階級化的革命立場成為他們考量近代歷史的一條新準繩。陳獨秀在1918年從民主和科學的觀念出發，談到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時，將其歸因於宗教迷信和仇視新學等因素，認為義和團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這場「大亂」最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象徵著「專制的迷信的神拳的黑暗道路」②。但到1920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後，他開始以階級的視角審視近代歷史，認為「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的歷史」，「人民對君主、貴族，奴隸對於主人，勞動者對於資本家」，一面在壓制，一面要求自由和解放③。由此，陳獨秀對於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也發生了逆轉，指出義和團運動誠然迷信野蠻，卻具有「民族反抗運動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④。同時期的李大釗也嘗試以階級觀點解讀近代史，以為義和團運動「有幾分是工業經濟壓迫的反動，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種上、文化上的衝突」。陳獨秀李大釗的認識，實際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對近代史觀念帶來的影響。

中共成立後，人們對近代史的認識更加深入，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萌芽，「革命」在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開始凸顯。中共主辦的《嚮導》為此貢獻頗多。該刊1923年1月發表陳獨秀的《革命與反革命》，對歷史與革命的關係進行了闡述，可謂革命史學的路標式文獻。該文直陳：「革命是社會組織進化過程中之頓變的現象」，「人類社會之歷史，乃經過無數進化階段及多次革命戰爭，乃至有今日之組織及現象；其組織進化之最大而最顯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長進化到封建諸侯王，由封建諸侯王進化到資產階級，由資產階級進化到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稱為神聖事業，所以和內亂及反革命不同，乃因為他是表示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顯著的現象，他是推進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有力的方法。」所以對於一個革命運動，他認為「應該以他的內容及起因或結果是否有進化的意義定功罪」，而不應以他是否張貼革命標籤、是否實行武力暴動為評價標準⑤。在陳獨秀的筆下，歷史事物被納入到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框架中，革命、反革命的標準又以是否符合社會歷史進化法則來衡量，而進化法則則是由階級進化決定的，這便為近代史的革命化敘事奠定了歷史哲學基礎。當然，這也僅是解決了革命的歷史抽象合理性的問題，對於革命在近代中國的現實合理性仍未能完全回答。

隨著列寧帝國主義理論被引入到近代歷史的評析中，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初步整合，中國近代史撰述又同時具有了民族革命、社會革命、世界革命的多重意蘊。陳獨秀、瞿秋白較早開始了這種引介工作。陳獨秀指出：鴉片戰爭「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向長城內封建的老大帝國開始發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開始大崩潰」；甲午、庚子戰爭則「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後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運動最初的開始」⑥。瞿秋白同時也寫作了《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的各種方式》、《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等文，嘗試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來分析列強侵略中國的進程與方式，將列強侵略劃分為投貨時期和投資時期，前期以強辟商場和壟斷原料為主，後期以移植資本和文化侵略為主；並指出侵略帶來了軍閥統治和階級分化，而洋務派、交通系、辛亥革命者都是官僚資產階級代表者⑦。

同時，《嚮導》還曾以特刊的形式集中展現帝國主義理論觀照下，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重要史事的重估。1924年9月和10月，《嚮導》編輯部分別組織了「九七特刊」和「雙十特刊」以紀念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前述陳獨秀談義和團具有民族反抗意義的文章就是「九七特刊」中的一篇。彭述之也要求「重新估定義和團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上之真價值」，認識其「革命精神」。他斷言重估的關鍵在於「懂得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認識到它絕非「單純的民族仇外運動」，卻「完全是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之一種反抗運動」⑧。蔡和森更指出：「自從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不是單純對付某一朝代某一軍閥的內政問題，但(而)是對付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野蠻酷烈的侵略問題，而某一朝代某一軍閥不過為這問題中之一部份。在這一點上，義和團運動史是最足以代表中國革命之客觀的需要與性質的；也只有由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義和團的精神與價值。」⑨「雙十特刊」中，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再次發聲，同時以階級和民族的立場來審視辛亥革命。如彭述之說，辛亥革命「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猛烈侵掠之結果」，其所代表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但後者的政治、經濟、思想訴求沒有實現，因而革命「完全失敗了」⑩。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雖立足於階級觀點，但對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同樣給予了有力回應。在該理論下，民族革命有反壓迫的階級性，階級革命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並且都指向反帝反封建。這樣，反帝反封建也就成為衡量近代史事得失的標準，前述歷史重評工作便是對這種標準的實踐。

不過上述工作，所涉更多的是個別史事，雖也隱約透出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史的宏觀印象。這方面，陳獨秀與李大釗的工作具有代表性。陳獨秀曾以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相結合的視角來審視近數十年國民運動史，斷言：「『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並認為也只有這4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這些運動都有廣大民眾參加，也有民族對外的意義。他將它們視作「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包含在內)獨唱的舞台」，「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五四運動中由於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方向」(11)。陳獨秀以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分，來論定國民運動的出現及其新方向的開啟，隱含了後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分期的意蘊。李大釗則把視野擴大到太平天國起義，認為該起義「系一般農民受帝國壓迫而發生之國民革命運動」，並強調「我人之民族革命運動，第一次為太平天國」(12)。此後，李大釗撰述《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等，分析英帝國主義侵略史和太平天國以來的民族革命運動史。在《孫中山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釗概括出近代史的兩條主線，即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也「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13)。李氏之論是對前述民族革命史寫作的延續，雖以民族革命為主色，但也體現了階級立場。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李大釗已開始將階級分析引入到民族革命史研究中，使得「民族革命」的概念逐步科學化(14)。但如前所述，這項工作其實早就開始了，只是李大釗的研究更具系統性而已。

國民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極力以整合了階級和民族立場的帝國主義理論來重新考察近代史，從而推進了帝國主義侵華史和民族革命運動史研究。在前者，如周恩來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簡史》(1924年)、高爾松和高爾柏的《帝國主義與中國》(1925年)、蕭楚女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黃克謙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於樹德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等。在後者，蕭楚女、惲代英各著有《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1927年)。兩書描述的都是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所涉史事有廣東平英團、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其內容則是「中國民族因受歐洲工業經濟之壓迫而起的——直接的、間接的——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專制，要求本身利益的革命運動之事實」(15)。

這兩類史著是這個時期近代史撰述的主要形式，革命問題已然成為其論述的主題。受國民革命影響，也出於宣傳之目的，這時的「革命」更多地是站在民族立場思考問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史著對於近代史事的評論是非常精到的。尤其是惲代英的著作，立論也較為公允。雖然在許多問題上缺乏史料的嚴格支撐，但頗能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如對帝國主義國家就沒有鐵板一塊地看待，對農民革命也是。在惲代英的著作中，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相互補充，階級分析方法並未僵化歷史認識，反而使得歷史認識更具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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