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盛世 金戈鐵馬度五關
甘肅麥積山石窟
張騫通使西域、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甘肅全境正式歸屬中原王朝管轄，意味著絲綢之路的最終形成。絲綢之路在甘肅省境內綿延1600多公里，烽燧、城址、驛站、渡口、關隘、墓葬、寺塔、石窟等絲綢之路的文化遺址如繁星般分布。經絲綢之路西進人物如張騫、法顯、宋雲、玄奘、高居誨等，東進的人物如鳩摩羅什等都經過甘肅，是絲綢之路甘肅段輝煌歷史的見證人。數千年來，甘肅大地就是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文明交流之路的重要通道，這條重要通道穿越漢唐盛世，漫步宋元明清，見證金戈鐵馬，融匯西漸東傳，最後在流沙墜簡似的歲月里沉澱出了豐富的絲綢之路文化。
2014年6月22日，在卡達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甘肅省的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5處遺產地列入其中。
麥積山石窟
絕壁上的藝術寶庫
佛教石窟起源於古代印度，最初僅是供僧人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的自然洞窟，後來人們開始鑿洞並設置佛塔、佛像以及畫上壁畫。佛教沿絲綢之路從印度傳到西域，傳到甘肅，最終傳入中原，石窟藝術來到了中國。甘肅境內絲綢之路沿線的佛教石窟有70多處，其中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中國境內最早的石窟造像在新疆，但是印度痕迹非常明顯，甘肅境內的石窟則呈現出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而且時代越晚，中國文化因素越多。
天水是甘肅一座歷史悠久的小城，早在西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就有了天水的名字，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四大石窟之一的麥積山石窟，就坐落在天水。麥積山是一座高達百米的孤峰，山形酷似麥垛而得名麥積山，山上有著數百個石龕，薈萃著上迄後秦下至清朝十多個朝代的各種塑像。石窟凌空鑿於20米至70米下的懸崖峭壁上，其洞窟「密如蜂房」，棧道「凌空飛架」，層層相疊，蔚為壯觀。麥積山石窟的第4窟，又稱散花樓、七佛閣，是北周的代表作，也是麥積山現存規模最大、位置最高、最為壯觀的殿堂式洞窟。當年，秦州（今天水）大都督李允信為亡父開鑿此窟，並邀請文學家庾信作《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並序》。此窟中主要造像經過歷代修繕，已非原貌，但有部分壁畫為北周作品，如前廊平棋上的經變故事畫和列龕外部的大型飛天組畫。
麥積山石窟最早開鑿於魏晉南北朝時的後秦（384年至417年），至今有1600餘年的歷史。隋唐時期，麥積山石窟已有衰落的跡象。更為不幸的是，唐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天水曾發生猛烈的地震，使崖面中間部分塌毀，整個石窟群分成了東崖和西崖兩部分，隋唐洞窟多數被毀。安史之亂時，詩聖杜甫避難途經麥積山，面對荒涼的景象寫下了《山寺》一詩，「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石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五代至明清，麥積山石窟進入了大規模修復時期，開鑿的洞窟較少，在這段時期內，宋代是修復的高峰。165窟雖為西秦或北魏時開鑿，但塑像均為宋代作品。窟中正壁為文殊菩薩，左右分別為觀音、普賢，髮髻高聳，面容端麗，肌膚細膩，有著宋代寫實求真的造像特徵。
石窟內部的各式人物塑像達7200餘尊，由於山體自然石材不宜雕鏤，所以石窟內的雕塑多為泥塑。如果說莫高窟的壁畫精美絕倫，那麼麥積山石窟引以為傲的就是精美的泥塑了，歷史學家范文瀾曾譽麥積山為「陳列塑像的大展覽館」。如果說敦煌是一個大壁畫館的話，那麼，麥積山則是一座大雕塑館。這裡的雕像，大的高達16米，小的僅有10多厘米，展現了千餘年來各個時代塑像的特點和中國泥塑藝術的發展和演變過程。這裡的泥塑大致可以分為突出牆面的高浮塑，完全離開牆面的圓塑，粘貼在牆面上的模製影塑和壁塑四類。其中數以千計的與真人大小相仿的圓塑，極富生活情趣，被視為珍品。
麥積山絕壁上靜立著的千餘座佛像，見證了北魏的刀槍鐵騎，隋唐的溫婉笑容，兩宋的衣袂飄飛，將歷史留在了石壁上，用光影和生命描繪著由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的佛教文化。
炳靈寺石窟
絲綢之路上的十萬佛洲
炳靈寺石窟位於甘肅省永靖縣西南小積石山的大寺溝西側的崖壁上。炳靈寺在北魏之前叫唐述窟，唐時被稱作靈岩寺，宋以後至元明之際，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便有了「炳靈」之名。「炳靈寺」是藏語「十萬佛州」的意思。
炳靈寺石窟的所在地是中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帶，自古以來就是漢族與羌、匈奴、吐谷渾、吐蕃、党項等民族、部族的雜居交融地帶。自漢代以來，這裡既是絲綢之路從中原進入河西走廊的必經之地，又是各民族政權爭奪的軍事要地。唐蕃古道、羌中道等多條支道交織在這裡，大夏河、洮河等水系從其附近匯入黃河，便捷的交通為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大寺溝是小積石山主河道之一，溝兩側危峰對峙，黃河從前面流過，兩山一河把這裡圍成了一個幽僻、獨立的空間，這種環境符合佛教早期「山岩空谷間，坐禪而念定」的選址特徵。於是，在西秦建弘元年（420年）擇窟造像，炳靈寺石窟在這裡開啟了屬於它的時代，第169窟就是在當時修建的。在炳靈寺石窟第169窟內發現了中國佛教石窟寺現存最早的紀年題記—「建弘元年」題記，這方墨書題記為甘肅乃至全國其它古老石窟的分期斷代提供了標識。
絲綢之路自西安出發，沿渭河西行，過天水（唐稱秦州）、狄道（今甘肅臨洮）、河州（今甘肅臨夏），經永靖、炳靈寺，然後取道湟水谷地繼續西行，史學界稱此條路線為古絲綢之路南線。始於西秦的佛教中心，伴隨著絲綢之路最為繁榮的時代大唐盛世的到來，炳靈寺也進入了佛教藝術發展的巔峰時代。這裡創作於唐代的佛龕多達134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製作精美。同時，石窟中大量記錄唐蕃關係的石刻題記及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題記等，充分體現了眾多民族通過絲綢之路加深了聯繫。
從宋代開始，絲綢之路逐漸衰落，炳靈寺的佛事活動也時斷時續。明永樂年間，被永樂帝封為「大慈法王」的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第四大弟子釋迦益西代表宗喀巴進京朝覲時，曾兩次路過炳靈寺宣講佛法教義。其後，格魯派在寺院內相繼進行了一系列的弘法活動，對炳靈寺的寺院建築、洞窟、壁畫等連續兩次進行了重修、重繪，還重新開建了一些新的洞窟，從而形成了炳靈寺石窟漢藏佛教並存的獨特風貌。清順治二年（1645年），在炳靈寺確立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體系。
從公元4世紀起，佛教在炳靈寺傳播、交流、發展，其興衰與絲綢之路交通密切相關，經歷了1600餘年的不斷發展，成為一處同時具有漢藏風格的石窟群。目前，石窟分布在下寺、洞溝、上寺三個區域，現存窟龕216個，造像815尊，壁畫約1000平方米，石刻題記62處，各類佛塔56座，藏品438件。窟龕集中分布在下寺區長350、高60米大寺溝西側的崖面上。
鎖陽城
靜立千年的歷史豐碑
絲綢之路甘肅段最著名的石窟非敦煌莫高窟莫屬，在距離敦煌不遠的瓜州縣，還有一處開鑿在河谷山壁上的姊妹窟——榆林窟，也是中國佛教石窟藝術的重要寶窟。瓜州類似榆林窟的古迹不少，但這裡被不遠處的敦煌搶了「風頭」，鮮有人問津，比如靜靜屹立在瓜州縣、有上千年歷史的鎖陽城，雖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有時一天也迎不來一位造訪的客人。
鎖陽城遺址
與敦煌一樣，瓜州同樣為中原進入西域的門戶，同為絲路襟喉和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和吐納口，同樣深受絲綢之路之惠來滋養和發展壯大自己。鎖陽城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瓜州縣的戈壁灘中，雄踞於肅州（今酒泉）和沙洲（今敦煌）之間，是北通伊吾、北庭的重鎮。
史料記載，鎖陽城原名苦峪城，始建於西晉元康五年（295年），為當時所設晉昌郡及其治所冥安縣的城池，到了唐代，又在鎖陽城設置瓜州及其治所晉昌縣。到了明正德年間（1506年至1521年），明王朝對絲綢之路的控制退守至嘉峪關之內，苦峪城亦隨之荒廢。此後，史書上就見不到有關該城的記載了，因此，這裡的形制保存了典型的唐代古城風格。鎖陽城從公元3世紀始建至公元16世紀，見證了絲綢之路不同歷史時期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歷程，與古絲路的盛衰相伴生，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直到衰落的千餘年生動縮影。至於「鎖陽城」一名，大約是清代後期才在民間叫開的，因城址內外多有鎖陽生長故名。
因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鎖陽城遺址有著中國古代先進的軍事防禦體系。城址包含內城、外城和外城西北角兩處遺址，內城、外城雙重城牆，以及牆體上的瓮城、馬面、角墩及堡子等共同構成了保存完好的城市防禦體系。
在鎖陽城東還殘存了一座俗稱塔爾寺的寺院遺址，寺內有一座十分醒目的巨大佛塔遺址，據說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時曾在此講經說法。據記載，該寺原名阿育王寺，寺內大塔下曾掘出半截唐碑，一面碑文記載晚唐敦煌歸義軍首領張議潮歸唐授爵、大興農墾、興修水利之事，另一面碑文鐫刻五代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生平事迹。
懸泉置
絲綢之路上的驛站文化
在瓜州與敦煌之間的戈壁荒漠中，有一個距今已經2000多年的古老驛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漢代郵驛機構遺址——懸泉置遺址。
無論是朝廷各級官員巡行出使，還是外國使節朝貢奉獻，一路的車馬食宿都依靠交通沿線的郵驛機構解決。在古代，郵驛的發達與否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據史料記載，絲綢之路沿線有80多個古驛站，然而考古發掘證實的只有懸泉置這一個。懸泉置在漢武帝時名「懸泉郵」，漢昭帝時改稱「懸泉置」，東漢後期又改稱「懸泉驛」，魏晉時廢置，到唐代又名「懸泉驛」，宋朝以後逐漸廢棄，前後延續近400年。「懸泉置」這個名字讀起來或許有些拗口，也不太好記，不妨拆開來理解。「懸泉」一名，是因遺址南側山中的懸泉水而來；「置」，就是縣一級的驛站。
懸泉置屬敦煌郡管轄，規模很大，達22500平方米，像一座方形小城堡，四周為高大的院牆，裡面是房屋及附屬建築遺址、馬廄遺址、院牆遺址、烽燧遺址……可見這座驛站的設施和功能很完備，可以為過往使者、官吏、公務人員和外國賓客提供免費的住宿、飲食、交通工具等。
懸泉置遺址集中出土了35000枚漢簡和3000多件各類器物，這使懸泉置遺址一時間聲名遠播。據文獻顯示，懸泉置曾經接待來自精絕國的客人共470人，而據《漢書·西域傳》記載，該國總人數只有3360人，從具體人數到日期，記載得很詳盡。
懸泉置雖然是一個驛站，但是在兩漢時期，驛置機構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並非簡單的傳達來往郵件，還負責皇帝詔書的下達，朝廷公文的傳遞等，兼具服務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綜合功能，因此在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簡，內容涉及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當代研究學者們藉此能夠一窺兩千年前絲綢之路沿途的真實社會狀況。
玉門關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貿易交流日漸繁榮。為確保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並於元鼎年間（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07年），修建了陽關和玉門關「兩關」，即《漢書》記載的「列四郡，據兩關。」陽關和玉門關都是通往西域的門戶，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出敦煌後必須走兩個關口的其中一個，兩者都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關隘。
玉門關遺址
玉門關，俗稱小方盤城，位於敦煌市西北的戈壁灘中。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玉門關曾經是西域商賈和中原人士絡繹往來的必經之地。兩漢時期，為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中國對西域進行的重大軍事行動都途經玉門關。西漢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趙破奴破車師，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兩次伐大宛，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竇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都是經玉門關出師的。
千百年來歲月的無情侵蝕令玉門關早已損失了當年的樣貌，只留下一處由四面土牆組成的夯土遺迹，土牆的西北兩面各有一門。真正使玉門關聲名大噪則是來源於古人的文學作品，其中以王之渙的《涼州詞》最為膾炙人口：「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在從西漢設置到宋代廢除的一千多年漫長歲月中，玉門關見證了絲綢之路的從無到有，從繁華到衰退，隨後，也同絲綢之路一同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標題書法 / 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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