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學：「後造星時代」的反思

「最早一批被媒體推到時代前台的人，很多最後都變成了投機者，為了利益去拍電影、拍廣告、做APP，最終離開了文學行業」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魯雨涵 記者劉佳璇丨北京報道

2013年3月31日，上海，《萌芽》雜誌社

1998年，中國第一本青年原創文學刊物《萌芽》和國內七所高校合辦了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簡稱新概念大賽）。

此後十餘年，從新概念大賽中走出了一批「80後」作家，當代青春文學也走向了一個火熱的時代。

「新概念大賽不只是培養出了一批『80後』作家，重要的是在青少年中樹立起崇尚文學的一面旗幟。」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時隔二十年，從新概念大賽走出來的青年作家，包括那些在前幾屆耀眼無比的「明星作家」，有的已不再繼續文學創作，有的正在進行創作上的轉型。

是什麼讓他們離開？又是什麼讓他們留下？青春文學如今又面臨怎樣的生產環境？

「成名渠道」

在近日北大培文創意研究院舉辦的一場沙龍上，青年文學評論家楊慶祥說：「中國的青春文學有兩次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另外一次就是2000年以來的當代青春文學。」

二十年前，出於對應試作文教育的反思和對青少年寫作創新力的呼喚，《萌芽》雜誌聯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七所全國重點大學啟動了首屆新概念大賽，聘請國內一流的文學家、文學編輯和人文學者擔任評委。

在《萌芽》雜誌的帶動下，「青春文學」成為出版界、傳媒界和文學界共同熱議的話題。

第六屆新概念大賽的獲獎者王若虛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在我讀高中的時候，第二屆新概念大賽複賽在上海舉辦，現場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複賽選手，其中有一個人不在複賽名單中，但是他專門從外地趕到上海，就是為了請組委會確認是否將自己的名字漏掉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新概念大賽在青少年寫作愛好者心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位置。

彼時，無論是出版商還是大眾傳媒，對新概念大賽獲獎者的熱情都很高。出版商渴望新鮮力量激活青少年暢銷書市場，大眾傳媒則關注著這些作者「80後」的身份和他們認知世界的全新方式。

於是，一場青春文學的「出版造星運動」出現了。這讓新概念大賽培養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在知名度和經濟收益上都獲得了成功。

在近日舉辦的「北大培文杯×新概念青春聯盟論壇」上，陳曉明說：「中國歷史上有以一篇文章論定一個人的能力和價值的傳統。只要寫好一篇文章，就可以平步青雲，千百年來以這樣一個特殊的方式來理解人才、選拔人才、使用人才。這是中國一種特殊的文化。」

這從文化傳統的角度，解釋了為何有的青年作家能成為明星人物。

隨著社會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新概念大賽的參賽人數從最初的4000人次逐年遞增，達到7萬至8萬人次，它為獲獎者與高校建立了「直通車」，被譽為中國的「語文奧林匹克」。

這樣的影響力，從「80後」一直蔓延至「90後」。在網路文學摸索出成熟的商業化道路之前，以新概念大賽為代表的各類青少年寫作大賽，一直被青少年寫作愛好者視作一種「成名渠道」。

「糟糕的結局」

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孫甘露從2013年4月開始接手《萌芽》和新概念大賽。她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因為新概念大賽的成功，當初《萌芽》的發行量也一路飆升，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發行量甚至超過了50萬份。

新概念大賽獲獎者們所經歷的青春文學熱潮，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商業運作的結果。但是，新概念大賽的初衷其實是比較純粹的——提倡「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鼓勵青少年探索一條兼具人文性和審美性之路。

如今有不少學者都認為，新概念大賽本身作出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

「新概念大賽是一個舞台，在沒有這些舞台之前，有技藝的人得不到彰顯，往往自生自滅。」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說：「有了舞台之後，一輪又一輪的競賽將那些翹楚推到了眾人面前，讓我們看到了某個行業最高水平的技藝，也讓我們看到一門技藝在不斷地提升。」

評論家、《小說選刊》副主編顧建平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2002年，現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施占軍向他推薦了一個新概念大賽一等獎作者，名叫張悅然。

「現在十五年過去了，張悅然已經成為『80後』作家的中堅力量，跟王安憶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名作家們同場競技，這就是新概念大賽所作出的貢獻。」顧建平說。

不過，從這個舞台走出來的人，並不都像張悅然一樣選擇繼續文學創作。

「最早一批被媒體推到時代前台的人，很多最後都變成了投機者，為了利益去拍電影、拍廣告、做APP，最終離開了文學行業。」楊慶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2000年之後，出版市場的發展、文化市場整體性的擴張，使「80後」作家面臨著與前輩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和生存環境，他們的機會和誘惑都更多了。

在楊慶祥看來，「機會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文學所能帶來的利潤極少」，早期成名的青春文學作家如果耐不住寂寞，一定會離開，「哪個能賺錢做哪個，哪怕大家都說這個創作、這個電影是負分。」

楊慶祥認為，這批作家當中的很多人，其實沒有達到最初舉辦新概念大賽時文學界對他們的期待，「這是2000年以來很多青年作家的糟糕結局，我不希望之後任何一代的寫作者再被裹挾進這個路徑中。」

擺脫標籤

青年作家文珍與新概念大賽走出的「明星人物」是同代人，她發現，有很多「80後」作家對於自己過去的青春文學寫作經歷不願意多談。

文珍說：「很多青年作家最初是裹挾在其中，然後受到了一些傷害。」這種傷害，來自市場的「捧殺」和評論界的質疑，也來自想要擺脫標籤而不能的無力感。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青春文學被視作青年寫作行為在市場化過程中形成的產品，而並不是一種文學創作的類型，其內容多是校園愛情故事，表現手法膚淺，表達有欠深刻。

「青春文學應該是求新和求變的，不斷超越以前的風格，超越外面給它貼上的那個標籤。」楊慶祥說。

實際上，文壇對青春文學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轉變。

「現在的學術界和公眾在看待青年寫作時，會認為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通過青年的文學創作，深入觀察到社會變動過程在青年身上的反映，以及青年自身給社會帶來的觸動。」孫甘露說。

作家、《人民文學》編輯徐則臣說，近年，《人民文學》專門為首次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的青年作家開設了「新浪潮」欄目，也為「90後」作家開設了「90後」欄目。

在感嘆這些青年作家敘述、修飾和技巧起點之高時，徐則臣也發現，很多青年作家的文學觀「成熟過頭了」。這顯然不同於人們對於青年寫作者的固有印象。

而在徐澤臣看來，對「成熟」的過度追求，其實也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寫作」。

「有人說青春愛情故事必然膚淺，於是就去寫離自己的經驗很遠的東西。《少年維特的煩惱》不也是青春愛情故事嗎？但也一樣是經典。」楊慶祥說，「關鍵看對題材本身理解得好不好。」

文珍認為，青春文學要擺脫某些標籤，其實就需要創作者保持真誠、筆耕不輟地磨練技藝，「面對青年自己的苦難和問題，並用豐富的形式作出回應」。

「做文學需要有耐心，技術再怎麼變化，文學不會改變，它必須慢慢來。」楊慶祥說，「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文化轉型時期，文化本身有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這些批評的態度，不會影響資本和商業把一些寫作者弄成明星人物，但是我們要知道什麼才是好東西。

2018年1月27日，青年作家文珍( 左三)、青年作家李宏偉( 左二)、文學評論家楊慶祥( 左四) 做客小眾書坊，共話文學的青春時代

單純的熱愛

時過境遷，如今新概念大賽的影響日漸微弱，在2007年達到8萬人蔘賽的高峰之後，參賽人數持續回落。

與此同時，網路文學迅速發展，比出版商更加「兇猛」的互聯網資本開始介入文學內容生產。大量的青少年寫作愛好者藉助網路平台，找到了作品發表、文學交流和內容變現的新渠道。

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福民認為：「網路文學的網路性和原著民的狀態是跟青春直接相關的，和青春文學實際是有互進的關係。」

按照陳福民的說法，網路時代的文學創作是「一個新時代下的文化整合」，一種「革命性的文化運動」，也是青春文學「新的文化生長點之一」。

「我相信在歷史循環當中，隨著文化逐漸整形和重構，正面的力量又會回來，而在這個過程中，青年的創作熱情仍會起到一個支撐作用。」陳福民說。

2017年12月28日，新概念大賽與「北大培文杯」全國青少年創意寫作大賽聯手，舉辦獲獎優秀作品集的新書發布活動。

和新概念大賽不同的是，2014年開始舉辦的「北大培文杯」是在互聯網高度發展後成長起來的。「北大培文杯」第五屆大賽自2017年11月25日啟動以來，註冊人數已達30萬，預計到3月初的初賽時，可達到50萬。

從過往「北大培文杯」的參賽作品中，北大培文教育文化產業集團總裁高秀琴發現，這一代青少年受影視和遊戲作品影響很大，喜歡寫「穿越故事」。而且，「這些學生不僅寫作文，平時也喜歡寫微博、寫博客等，遇到實現不了的內心愿望，他們會通過寫作表達出來。」

高秀琴表示，之所以和《萌芽》的新概念大賽合作，是因為「通過傳統的紙媒和互聯網的結合，將有更多借力的空間來開拓新的可能性。」

「如今中學生寫作大賽確實很多。有些偏功利化，家長鼓勵孩子參與，只是為了高考能加分之類；有的則偏精英化，成為選拔青年作家的舞台。這些做法，其實與文學本身的關係已不太大。」高秀芹說。

陳曉明認為，在這個時代舉辦青少年的文學創作比賽，其實最根本的目的和新概念大賽一致，就是培養青少年對文學創作的熱愛，這對青少年人格精神的提升和人文素質的養成格外重要。

過去對一些青年作家的過度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新生創作力的「竭澤而漁」。陳曉明希望，現在的人們可以把「寫作」當做一種單純的熱愛，「不管是從事哪項工作，都保持較高人文素養，終生保持對文學、對寫作的熱情。」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總監製：金風

監製：劉新宇 、顧佳贇

編輯：張靜、萬宏蕾

實習生：姜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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