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說，民族認同不是唯一的身份，唯一的精神出口

10 多年來，一有機會，王明珂就會去四川的松潘、茂縣，「看看老朋友」。

松潘﹑茂縣是羌族的聚集地，也是王明珂過去的「田野調查點」。現年 66 歲的他是著名的歷史人類學家、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的所長。 1992 年，他獲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師從張光直。從 1994 年到 2003 年，他在西南羌族地區做田野調查，每年都會在羌寨待一兩個月。為了做研究，他還學會了說四川話、祭山神、喝咂酒、吃辣椒、抽煙等。

相比之下，在學術界，他被稱之為「毒藥貓」（羌族傳說，類似於西方所說的「女巫」），常常主動穿越、破壞學科邊界，創造新的學術範式。比如他的代表作《華夏邊緣》就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本書試圖從「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的角度出發，探究「究竟什麼是『中國人』？」、「為什麼我們自稱『炎黃子孫』？」等問題。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曾評價道：「（《華夏邊緣》）是一部對中文世界的人類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為推進中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範例。」 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則稱：「本書為華夏一族通向自我認知的道路打開了一扇大門，遠非就事論事者所能比擬。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

王明珂（左）在川西巴底，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以羌族傳統居住文化為例，村寨裡面的那種房子，緊緊地聚在一起，窗子很小，又很少。那種文化絕對是在一個資源競爭非常激烈的年代裡形成的，大家都覺得很緊張，對外界很防範，所以才會有那種居室建築文化。文化背後其實是有一個人類生態的。但現在，這種人群相互防範、鬥爭的人類生態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大家都是驕傲的羌族。旁邊，以前認為是「蠻子」是「爛漢人」的那些人，也都是羌族。當然就沒有以前那種恐懼。那麼，人們為什麼還要住這種房子？只因為有人說：這是你們羌族的傳統？這完全沒有必要！

我覺得「原住民」與「少數民族」都經常被鼓勵，保持他們的傳統文化。因此，部份台灣原住民至今還在爭取打獵的權利。爭取的結果，台灣相關部門修改了一些法令，讓原住民得以在某種條件下進行有限度的打獵。他們爭取到的是什麼？我認為，只是強化主體社會建構的原住民落後形象——以打獵為傳統文化的民族。

你想想，原住民要漁獵到什麼時候？現在自認為居於文明社會的文化人，幾百年前或者一千年他的祖先也在打獵。可是，現在他們那些傳統文化都放到博物館裡變成「他者」的文化傳統了。為什麼「原住民」 的傳統文化要在生活裡面實踐？這種傳統文化實踐，反而把自己邊緣化了。

Q：以所謂傳統文化的名義強化了這種刻板印象，其實反而不利於「少數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W：對。民族認同可以被當做一種精神寄託。我還是覺得它對於我們非常重要。你在遇到挫折的時候，你在外面打拚的時候，或者受很多苦的時候，民族認同就像母親一樣，你在這裡得到一種溫暖。

但是，你不能把它當作唯一的身份，唯一的精神出口。很多我們做族群研究的學者，就是想揭露這種情況。其實我們不是在強調人們的族群身份，反而是告訴大家，你為什麼會去強調自身的族群身份。如此，希望人們以後遇到經濟挫折、社會挫折時，真正去面對自身的挫折，而不是在族群認同里發泄。

王明珂（右）和羌族朋友在松潘，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如何用一個民族政策來應對這麼多不同人類生態中人們的問題？

Q：你怎麼看中國的民族問題？因為我看材料的時候，覺得在你看來，中國的民族問題絕不是民族政策的問題。因為以民族為單位來分配資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這會單純地強化民族認同、更容易引起矛盾。

W：對，我的看法一直是這樣。有的人現在稱讚清代對於四邊有不同的族群政策，說它的手段好像還特別有彈性。它跟蒙古王公們建立婚姻關係，跟西藏宗教領袖建立宗教上的關係，對於南方與西南人群則是以土司代管，或用武力鎮壓。這種政策不見得是好的，我們現在不可能那樣。清政府對許多地方事件的血腥鎮壓更不可取。但是，現在跟以前不一樣的是，民族政策只有一個。清代為什麼用不同的方式對付不同的周邊民族？因為四邊其實是不同的人群，他們的人類生態都不一樣，所以他必須用不同的方式來應付四周的情況。

現在大家都變成「民族」以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用一個民族政策來應對這麼多不同人類生態中人們的問題？有時候當然會捉襟見肘。所以，民族政策之所以不能解決這裡的問題，道理就在這裡。因為民族政策必須是一體適用的，但每個地方的問題都不一樣。所以為了應付每一個地方的人類生態差異，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先理解每一個人都有「國民」 身份。在多民族組成的當代國家中，每一個人除了其「民族」 身份外，還有其「國民」 身份。作為國民，窮困地區應該有窮困地區的補助，有特別的扶貧辦法。為什麼不從這個身份，來讓一個人得到國家的幫助呢？

我覺得民族問題有的時候是一種刻板的知識造成的，如刻板的民族文化與宗教知識，讓人覺得它們是「結構性的」 或「神聖的」。因此什麼事只要涉及文化、宗教便只能理解，但無法做什麼。

我覺得還是需要從教育、從知識，尤其要從各民族知識分子來改變。人人都需要反思：在文化與宗教現象之下，這兒的基本問題到底是什麼？國家對各地特殊情境更需要有深入認知。

早期的中共政權進入到西藏的時候，帶著唯物主義的共產思想，發現那些牧民真可憐，過得這麼窮還把相當大一部份的收入、財產捐到寺院里去。也就是將此視為一種剝削關係。但若考慮這兒的人類生態，以牧區來講的話，再多的收入也沒辦法有太多的物質享受。而難測的自然變化與生命財產風險，讓人們自然地轉向在宗教上追求精神慰籍，以及經由寺院讓個人的生活、生命風險降至最低。譬如，如果一個家庭失了牛羊瀕於餓死的時候，可以得到寺院的收容或救濟。最大利益的經濟考慮在此沒有太多意義，最小風險才是最主要考慮。那麼，國家就必需想辦法，怎麼讓老百姓感覺生命、生活有保障。至少最低的生活安全保障必須要得到維持。這樣自然而然地，人們對宗教的態度與依賴可能會有根本的改變。

川西，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炎黃子孫」和「民族國家」是如何形成的？

Q：其實關於民族主義這個話題，國內很多人都會引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一書里的理論，而認為所謂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等提法都是晚清建構的結果。我看資料說，你其實並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其中存在很多問題，能具體講講嗎？

W：我不同意這種想法。從炎黃子孫這個概念來講，我早就用非常長的文章辯駁這個事情。至少從漢代開始，中原的人已有了「黃帝子孫」 這樣的歷史記憶，此時以黃帝為共祖的人群便是一個族群，只是那個時候黃帝子孫的範圍不太大，就只是貴冑家族而已。如果把各階層的中國人當作一個金字塔的話，最底下是老百姓，最上面是皇帝跟貴族，那麼剛開始能以家族記憶跟黃帝聯上關係的就只有那些皇室的人，金字塔上端的一小群人。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所有的士家大族的祖先也都可以連上黃帝了。再到唐代，可能中層的很多大家族也可以把它的家族連到黃帝，或炎帝。到了明清，有人認為已是家家有譜了，而所有的家譜都能上溯到黃帝或炎帝。最後到了民國時，變成每一個人——不是每一個家族——都是炎黃子孫了。

所以在中國人這個金字塔結構上，自古以來，由上而下，由核心而邊緣，愈來愈多的人成為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大家都去攀附祖先。最後黃帝成為所有中國漢人的祖先。這跟國族主義裡面的個人主義有關係——黃帝變成了每一個漢人的祖先。這樣的漢族難道是近代的發明？或者近代變化只是長期變遷的最後階段？

我們從另外一點來講，我不贊同他們的說法，是因為他們認為 nation （民族）跟 state （國家）加在一起的 nation state ，國族國家（又稱「民族國家」），是一種近代的新創造發明。我覺得這是不對的。近代國族了無新意：人類一直將族群（如民族、共祖部族）與政治組織（如國家、部落）結合在一起。

你想想看，我們知道族群是大家通過強調共同祖源來凝聚彼此的群體。為什麼要凝聚？其實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人們結成一個族群。但從共同的利益這一點來講，族群是一個空殼子。為了要保護和擴張大家的共同利益，一定需要一個政治組織。

譬如，同一個部落的人們稱他們有共同祖先。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族群，但它仍需要部落的政治組織來執行其現實意圖。以早期華夏認同來講，它在春秋到戰國時慢慢形成。作為族群認同，華夏認同本身是空泛的，但等到它形成得差不多的時候，它的政治組織就出來了，這就是秦漢帝國。每個族群認同形成的時候，一定需要一個政治組織來執行它的意圖。所以華夏認同形成，緊跟在後面的，就是秦漢統一帝國的出現。

紅原草地（四川松潘附近），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Q：拉長歷史視野看，其實都有這樣的族群與政治組織結合的政治體。但近代以來，獲取認同的方式不一樣。安德森強調印刷之類的。

W：一定需要有（這樣的族群與政治組織結合的政治體）。（至於印刷術，）其實我覺得，印刷術在國族主義（又稱「民族主義」）發展中並不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因素。中國的印刷早就有了，至少在清代已經相當成熟，那為什麼不比西方早一兩百年出現民族主義呢？

其實我覺得安德森本末倒置了。國族的一個重要成份是其成員有共同的基本國族知識（common knowledge），因此是在國族主義下人們有此知識需求，才讓 print capitalism ，就是印刷資本，得以被廣泛運用，以推廣國族知識與概念。簡單的講，國族主義裡面有個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國族成員有一種共性。此共性在於大家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國族知識。這些共同的知識是什麼？就是小學教科書中的那些基本歷史、地理跟國家現實知識。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提到，在清末及民國初年，國族主義傳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內地的知識分子到青海、西藏，接觸到本地人，感覺十分驚訝。為何他們沒聽過孫中山、三民主義？不知道南京在哪？這些我們國族同胞怎麼會那麼沒知識？！那種訝異，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在清代、唐代、漢代，中原人到吐蕃去，怎會期望本地人對朝廷對中國有多少知識？

那是在國族主義之下，國族成員的共性來自 common knowledge 的概念，才讓人們對國族同胞的無知感到驚訝。而這種 common knowledge 的概念，才使得印刷業得到迫切需要，透過印刷工業把國族知識傳播出去。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而且是知識需求推動印刷資本並造成知識傳播。

新巴爾虎右旗（內蒙古呼倫貝爾），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Q：你也提到，其實像這種極端主義或者原教旨主義的最多的受害者恰恰是鄰人。

W：這個就是我為何關心此議題。其實我現在從事的，是延續我過去對羌族「毒藥貓」傳說的研究，以此討論人類的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到底恐懼什麼？為什麼猜疑？到了最後，為何找一個身邊的人（如羌族的毒藥貓，或歐美的女巫）當作代罪羔羊。這一類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文獻最豐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歐洲中古末至近代初期的獵女巫風潮。為什麼人們會把自己村落里或城裡少部分的女性當作女巫來燒死？我想從這些角度與案例，去思考我們當前社會所面臨的這種現象。

簡單的講，其實我們人類常常分不清楚內在敵人和外在敵人。如在那些從事聖戰的團體中﹐如基地組織（Al-Qaeda）等等﹐那些各派領袖們經常爭辯，聖戰的主要對象到底是近的敵人或是遠方的敵人。那個意思是說，我們到底是要對付美國、法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異教徒那兒搞一些恐怖活動，讓他們也生活在恐怖之中。或者是，我們首先要對付的是身邊這些不純凈的、受西方政治、文化污染的穆斯林？最後，真正受害最多的還是所謂近身的敵人：歐美媒體對恐攻的大幅報道，讓大家注意到一下子這邊死了二十個，那邊死了十五個人。但大家可曉得，每天受宗教極端主義暴力死亡的穆斯林，聖戰者心目中近旁或內部的敵人，都不止這些數字。

所以我感覺到，其實可能跟羌族一樣，聖戰者將遠方的敵人跟近身的敵人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他們越恨美國、法國，就越恨旁邊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穆斯林，越討厭身邊這些「不純凈」 的穆斯林，就越恨美國、法國。

青海巴顏喀拉山區，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Q：普通人可能最關心如何培養這種反思性？

W：最簡單的反思性就是從人類生態角度去思考。不要只講大國崛起或漢唐盛世，每個人問問看，自己除了在一個大國中覺得很光榮，生活有沒有更好？司法是不是能保障人民的社會公平、正義？資源分配是不是很公正？走在街上是不是很安全？如果這一切都很好，那麼大家便以國家為榮，就這麼簡單。如果你過得並不好，但仍覺得以作為大國國民為榮，那麼就值得反思，自己為何如此？哪些知識讓我們麻醉自己，誰或哪些團體在創造及推行這些知識？反思性是對自身處境的一種覺醒，認識到自身的現實處境，而開始懷疑造成自身認知的普遍知識與知識權力。

Q：作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你覺得年輕人對歷史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W：我是覺得，如果是那種刻板歷史，的確跟大家沒什麼關係。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或者兩千年發生的事情，與當代人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所關心的歷史，真的是 「有關係」 的歷史。為什麼？很簡單一個道理。所有的被人們記錄、重述的歷史都是一種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 ，而且所有的 memory 都控制我們的行動。這就如電腦的運作，因為它有內建程序（program）在裡面，它有一些系統在裡面。

其實對於我們個人來講，社會給予的歷史知識就是一種社會內建程序。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們之所以這樣行動，是因為你腦子裡面記得一些事情，記得你是某一個家族的人，記得你是某一個民族的人，所以你會為你的家族、民族光榮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對我們每一個人，歷史跟現實都有這樣的一個聯結。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去強調反思歷史。因為我們不能讓 「歷史」 把我們當作木偶，好像有人操縱歷史，就像操縱一些線，把大家拉著行動，如同木偶一樣。反思性歷史研究，便是要人們能見著那些線以及操縱線的人，了解自身在現實社會及在歷史長河中的處境與地位，因此得以行動來讓現實更美好。

題圖和banner為天山下的巴里坤草原，長題圖為王明珂（右）在四川茂縣永和溝，均來自：王明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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