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陳丹青

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以上這番話，是晚清官員鄧實所說，文言句式，不難懂。逾百年後，中國沒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漢字迄未廢除，由繁體而簡體，仍在使用。中國的「語文」則發生空前巨變：文言文早經廢棄，現代語文一律是白話文，能讀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沒人再如鄧實輩這般思維而說話了。

這樣的「中國語文」是怎樣一種語文？由這語文而言說的中國，是怎樣一個中國？

語言亡失繼而亡國的古例，並非沒有。鄧實說這話，時在國難逼近之際，朝野救國，議論滔滔，他獨取「語文」一節而發此危言，不知當初獲致怎樣的應和。百年迄今，救國強國的無數實踐多半奏效，或在試圖奏效的路途，其中，始於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及其後果，則要比其他革命—國體、政治、經濟、科技、文藝—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得更為深刻、更為久長、更難評估。

李春陽女士《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似在回應鄧實以上這番話。昔鄧實以五十六字出之，本書逾六十萬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讀了兩遍，其中布滿許許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與識見，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願以這篇序言感謝李春陽。

白話文運動、文化激進主義、五四啟蒙的政治化、文言傳統的喪失……這些詞語，我平時隨口說、隨手寫，自以為歷史的是非早已清曉。讀過這篇詳詳細細的賬，這才知道我於白話文運動，及其今日白話文的種種來歷，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話刊物的初起，遠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傳教士，並非始於民國初年那場白話文運動；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訓令全國初級小學改「國文」為「國語」，「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雖說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並非一班書生鬧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目標是「言文一致」，首倡者，想當然耳，胡適之、陳獨秀，其實有言在先的卻是晚清的黃遵憲；而在魯迅提議年輕人「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之前—至少早了近半個世紀吧—吳汝綸就扔出更為決絕的話，說是除了一冊《古文辭類纂》，中國的古書一概不必讀……

這等事情，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陳述白話文運動的原委，本書持續接引語言學觀點，與白話文運動的史料時相穿插，層層揭示運動的內因、外因、遠因和近因。如古代開科取士與文言文的關係，近世廢除科舉與白話文的關係，孫中山的立國「五權」何以特設「考試權」，周作人為什麼以「十二分的誠意」提請給大學生排幾課「八股文」，這些，我都不知道—當章太炎為漢語漢字嚴正辯護，同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祖宗索緒爾在巴黎開課，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於什麼是漢語的「字本位」，什麼是印歐語系的「音本位」，什麼是漢語書寫的「意」和「象」，什麼是八股文的「破題」與「束股」，什麼是「義理」、「考據」、「詞章」，什麼是唐宋八大家，什麼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瞭然，現在由作者領著一路讀下去，這才望見白話文運動鬧起來，或故意、或無意，處處和語言學發生大錯位。當初，新舊文人對文言文的辯護有理有據有遠見，從胡適陳獨秀魯迅那邊看過去，莫不是強詞奪理的混賬話，如今遠隔是非，始得看清強詞奪理之輩，反倒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和大佬。

李春陽是要來質疑啟蒙前輩么？不是；是為清末舊黨抱屈么？也不是。通篇讀下來，李春陽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訴你：白話文運動的前前後後，哪些關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哪些人物當時說了什麼話，哪些文本針對什麼問題，哪些問題被什麼緣故或支離、或利用、或完全掩蓋了……所有這一切，據實說，我一概不知道。

我樂意公布我的不知道。我亟願確信：當今若干文學教授、語言學家和歷史學者，應該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該大約知道的：但以上細故，僅僅關乎知識？白話文運動，只是語言專業的學術課題嗎？

我對本書的深度認同，大約以下幾點：一,材料的看法與用法，超越學術。二,大規模犯難，難度可驚，勇氣尤為可驚。三,對傳統中國語文，耿耿摯愛—沒有這份摯愛，僅著眼於史料與學術，不可能有這部書。

先說第一點。

本書成稿，歷時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初讀，即有感於作者對中國語文的命途與是非，異常敏感，且於歷來研究白話文運動的文本，顯然早經追究；而茲事體大，論者累累，倘非長期浸淫大量史料，反覆辨讀，不可能是這等審慎而富野心：此是書寫論文最可寶貴的狀態。

白話文運動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按論文通例，此一時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鮮有遺漏—包括部分啟動的所謂大眾語、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這一過程中的著名論爭—幾乎是運動史料的一覽表。但這份一覽表僅佔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識遠過於此。就我二度閱讀的記憶，不斷不斷使我開眼而此前無緣一見的文本，遠比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已知史料，更具歷時感與說服力。

撮要說來，大幅擴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本。包括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論、專著、辭典、批判稿、會議文件、政策條款等等。

（二）一改相關研究歷來聚焦民國的舊例，一九四九年後涉及語言改革的大事記，包括重要文獻、發布年份、執行機構，從事研究或制定語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記存。

（三）議論白話文問題的人物身份，大幅擴充，包括革命家、哲學家、史學家、美學家、翻譯家、官員、詩人、書畫家、文藝評論家，甚至烈士遺屬、中小學生、老百姓。至此，「白話文運動」的主角與焦距，易為「白話文」本身。

（四）國家，及國家首腦對語言改革的強度介入、長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納入白話文運動研究，時段跨越七十多年，歷經延安時期、內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後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的相關指示與宣傳，為最重要。

（五）白話文運動著名文本之外，百餘年來的大量白話文文本，包括晚清、民國、共和國迄今的各種公文、作文、小說、詩歌、發言、辯論、通信、雜談、俚語、方言、網民語言……總之，以往同類研究僅限於文字學、語言學與文學創作的材料範圍，至此擴充到白話文被及的幾乎所有層面。

至此，李春陽打通學科，串聯古今，將白話文運動被長期支離的歷時性與影響面，完整還給了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和歷史問題，終告合流；白話文研究的方法、觀念，為之一變，白話文研究的歷史視野，為之大開，白話文運動被一舉帶出五四語境—同時，也被全方位置入長期支配這一運動的歷時情境—進入遠為龐大的領域。在被白話文全面覆蓋滲透的所有領域中，白話文運動漫長遍在的後果（包括無法預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前未便點破的要點—被置於權力的景觀。

這是一篇不憚其繁，事事處處以材料組構敘述的論文。所有擴增的材料，為白話文一案展開全新的證據，其說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國現代政治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這一關係的公然呈示，終於在白話文史料與中國現代史之間，清理出一整條錯綜複雜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鏈。自白話文運動大面積失控到深度質變的全過程，初告揭示：當年這場語言運動設置的種種話頭，日後，幾乎全部坐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題—換言之，迴避政治，無以談論白話文運動。

在已知的白話文運動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歷史作用，照例被審慎帶入，作為背景，作為曖昧的補充，和語言問題區隔處理，以安全的距離織入理論性評述；但在本書中，每一份材料呈現為政治的，同時是語言的自供狀，閱讀全篇的過程，即是語言如何作為政治、政治如何成為語言的呈示過程：以遞進的，漸強的方式，李春陽使擴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組又一組政治真相：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個面，體現為語言—就是語言。

是故李春陽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話文運動政治性格的自行敘述。經審慎調理後，各種文本的政治性或從語言表層凸顯，或使語言的真問題從政治話語中被剝離，而後，同步植入本書的多聲部結構，甚至，成為主唱：論文的章節，由此清晰，並予確立。

譬如，據材料的類別與類比，劃分專章（如「破除文言白話之執」、「漢語歐化問題」、「新舊白話問題」等等）；追蹤材料的要義和疑點，焦距專題（如「白話偏至論與兒童八股」、「現代翻譯問題對白話的影響」、「從張恨水到張愛玲與趙樹理」、「魯迅與毛澤東文體的差別」等等）；利用材料的對立或關聯，顯示異同（論及翻譯問題一節，《天演論》的嚴復文言版與後世的白話譯文，兩相對照；論及「毛文體」一節，毛澤東二十六歲、三十三歲、五十多歲的文言稿件和白話文，前後對照；文革後以文革語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此，白話文與白話文運動，該運動與政治、歷史、語言學等等過於複雜、專業或非專業的種種關係，被所有材料的語言性能，彼此照亮—此前，這種語言性能未被發掘、未予彰顯—並躍出材料，與本書形成交相辨識、彼此辯難的互文關係，所有材料於言事之際，同時便在說理。

論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閱讀，此前鮮少在論文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題的論文中，本書與材料大致處於從屬關係，在李春陽這裡，材料就是語言，作者的見解和材料中的見解，彼此出入，與本書不相區隔。我不願說，這是一種敘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傾向選擇的偏見—毋寧是紛繁的材料導引李春陽步步窺見白話文運動的驚人的輕率，在在觸探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雙重陷阱：經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陽詳細清理了白話文運動的斑斑後事，以一種並非意在理論的論辨方式，詳實估算白話文影響的是非凶吉：理論不可能凌越語言，理論就是語言，是語言政治之一。面對理論的語言和語言的理論，李春陽的警策與細察，近乎張愛玲發掘人性瑣屑的文學敏感：材料，特別是語言改革的官方權威史料，處處給她看出無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紀之久被置若罔聞的大錯大謬—如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同一性—論文開篇，李春陽即截取國家辭典關於白話文運動的大段明文，從容拆卸，分段究詰。此後，本書與材料的關係難分難解，形同語言和語言的辯論。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並非本書的要旨，而是期使語言問題歸位，或者說，作者試圖揭示：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為什麼始終無法歸位—其間，語言問題的「正位」，於焉顯示：作為以上材料的遙遠對比，李春陽持續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論，連同歐美語言學觀點，在擴增材料中穿插並置，將白話文佔據的現代史與前白話文運動的漫長語言史，縱向銜接，兼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橫向比照，展開多維的縱深與對話—準確地說，將之交付語言的對決—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以及，這場運動本應針對的問題，因此獲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這時，良性的悖論出現了：我不敢判斷年輕的作者是否古典語文的飽學之士，而我無學，僅讀懂小半。但是，極度荒謬而親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從每一字句（包括不識不解的字詞）獲得漢語的歸屬感：一種不再為我所屬的歸屬感。我不得不由此確認，自己是白話文運動的隔代子民。

所有書稿期待辯難。對於本書，則今後的辯難者恐怕先要面對的是官方材料與國家文本。換言之，僅就李春陽目前所能收攬歸置的新舊史料，這篇文論即難以撼動。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觀點—如上述，其中逾半觀點已在材料與材料的關係中自行呈示—我們（至少，就我而言）對白話文運動，對白話文的認知，足以被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變更，以至顛覆。

我所感到最為窘迫而富有興味的是—這興味，處處來自真相的豁然—我從此不再信任白話文及其種種權威論述。但是，我屬於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我與本應歸屬的中國傳統語文（包括上溯宋代的舊白話）以及這份遺產所能蘊藉的全部文化，早經中斷線索—除了簡體漢字，還有，喧嘩至今的現代白話文—我相信，五四前輩奮然爭得的所謂白話文，根本不記得李春陽攤開的這些舊材料，一如這場大獲全勝的語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漢語的漫長記憶：到今天，中國語文只剩了白話文。

現在可以理解本書的冒犯與危險：它針對今日人人使用的語言。當李春陽決意走出學術，即越出了安全線—議論這份犯難，也很難。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過去了。從鴉片戰爭算起，文化轉型、國家轉型則過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間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見光，重作評估；一面，做不得，太難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開。若干曾經犯忌的題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國研究、抗戰研究，兩黨兩岸關係研究，包括延安整風研究，反右運動研究，文革研究……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當援引資料、觸探問題時，學者們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動囿於學界、位於邊緣，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學術的名義自我維護，並獲得維護。時間的長距離已向當今學術研究展開逐漸可為的空間：要之，這類富含當代價值的歷史研究畢竟是在處理過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學術的超然。

唯獨追究白話文運動，無可超然—白話文運動，是歷史舊案，白話文不是：涉及所有人、佔據所有文本，白話文的書寫言說，自動處於歷時狀態，既指向問題的起始與根源，也自動處於現在時。

明面上，白話文運動研究無關政治禁區（雖然處處照見權力的淵藪），也不是歷史與思想史（雖則在在觸動思想與歷史）；看內里，則白話文再怎麼弄，漢語還是漢語，漢字仍是漢字，是惟中國才有的語言和文字，有這語言文字，於是中國叫做「中國」—李春陽的冒犯，是追究漢語便即牽動中國的一切。前引清末鄧實的那段話，或可視為嚴重的警告：不論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無妨放下權力的傲慢—即，白話文一統天下的當然傲慢—冷靜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忿、焦慮，早經遠隔，如今再來想想前清士子的話（那些話，亦曾被視為舊勢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民初的白話文運動，是本書的主線，但不是主旨。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專著，層層疊疊，今李春陽弄這數十萬言，攤一大堆材料，其實並非與學界辯難、對學者說話：我是讀到後來，後來再細讀，這才看清書稿的這股清正與蠻勁，指向所有人的精神處境，這處境，難有別種指歸，具體說，便是實實在在的語言處境—猶如檢視細胞而非病的診斷，李春陽試圖清點而究詰的問題，涵蓋文化與文明的基本單元，佔有每一位言說的個體，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歷史研究因遠隔歷史而被天然賦予的安全感，被這份書稿撤除了。

白話文運動之於傳統中國（亦即文言）的威脅，也早經撤除了：它的勝利，被公認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對應，猶如新中國的創建—當年運動的肇事者，胡適、陳獨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國名冊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國史唾棄很久了—繁體字，豎排本，悉數移去港台及海外，新中國不再有一份書刊承襲完整如昔的漢語形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體字。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嚴格說，不是原典，而是由簡體字排版、白話文譯註的讀物，今之所謂國學教育，則形同外語教育。總之，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仇敵：萬惡的古文—出於半真實、半假想—從現代中國的語言譜系中，全面剷除了，一如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悉數成為歷史名詞。我們有理由認為，白話文運動竭力撲滅的舊勢力，白話文運動惡毒描述中國語文的噩夢般的過去，統統消失了。

是這樣嗎？是的，除了白話文。近百年來，可能沒有一份革命的覆蓋面、有效性、滲透力—不論是災難抑或福祉—如白話文運動那樣，在中國形成具體而微的歷時性後果，恆久生效，人人有份。爭戰、暴力、運動、鎮壓……那些顛覆歷史的現代往事，固然改造社會，改造人，然其侵蝕毀壞（或曰除舊布新）的深巨與久長，均難和語言革命相詰抗：現代白話文，一種被極度人為所改變的語言，字字句句，反過來塑造人，置人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於言辭、書寫和思維之間，遍布國民教育的每一階段、每一層面、每一角落，形同語言的水土與空氣。

這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最富活力的一份遺產嗎？它超規模繁殖，無可計量，你開口說話，下筆寫字，你就是影響與被影響的一環，證據是：你習焉不察，同時，別無選擇。

當今古典語文讀本及所謂「國學教育」，對白話文既不構成絲毫威脅，也無能襄助：足以平衡語言生態、行使語言辨識的大統：中國古典語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話文），不復存在。現代白話文，自然而然，鑄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獨裁，並被獨裁：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無須檢測，自行關閉了語言的出入與生機，如白話文運動詛咒攻擊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穩定形態，雖生猶死，然而空前肆虐，如問題百出而運轉如儀的國家機器。

在可見而難以預估的未來，現代白話文看不到語言及語言之外的任何出路與挑戰—此書題曰《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事實是，現代白話文的真正危機，是沒有危機。

但在白話文運動時代，語言危機不但顯在，且因其顯在，而被過度醒覺、肆意誇大了。迎對清末民初種種危亡意識，胡適一群新黨獨取語言文字的大關節，相率造反；而魯迅試以「最黑最黑的毒誓」詛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懟—現在，百年後，卻有李春陽單獨一個，沒有契機，沒有同志，除了冷卻遺散的歷史文本，不具任何可資藉助的時勢，居然在白話文運動九十多年後，放膽抖開運動的舊案，死命咬住，百般糾纏：她與胡適一樣，意在掀動當年文化叛徒群相標舉的命題嗎？

我願貿然斷定：這份孤膽遠遠超乎五四前輩的集體勇敢。猶如觸動歷史的鐵案，李春陽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則非但可能，而且聚眾，標舉國家民族的大蠹，其勢洶洶，匯通後續不止的其他革命與其他勢力，果然將兩千年以上的語言大統，合力扳倒了—被這洪流無情玷污的名字，包括白話文運動的所有主事者—白話文運動贏了，傳統漢語的降伏、衰竭而敗亡，是中國語文的新生，抑或歷史終結？相比今日李春陽這篇孤零零的文論，胡適們當年實在有福了：白話文運動曾經悍然招致無數舊黨與之辯難，辯難雙方，乃成全一場角色相當而聲色齊全的大革命—百年後，漢語生態毀損殆盡，白話文勢力，已經強大到不必稱之為勢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話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霸權問題，這霸權，猶勝於五四一代攻擊的中國古文所曾佔據者。當白話文運動展開之際、推進之時，如魏晉、唐宋、明清文人之於時文的痛詆或反撥，有沒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如語絲派、論語派、學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驌、周作人、吳宓、廢名、李長之（更不必說章太炎、嚴復）等人，均在胡適派之外，先後給出豐富的見解，魯迅之於古文的姿態，則呼來喚去，情狀奢侈而複雜……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話文進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整四十年，白話文未聞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識界略微醒覺，始有若干學者有感於時文的荒敗，歷史的疑點，乃吶吶為文，有所辨析，是為白話文運動半個世紀之後，稀散零星的質疑之聲。

就李春陽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來，內陸學界先後曾有鄭敏議論文學寫作與母語問題、許明議論語言革命與意識形態關係、郜元寶檢視文學語言的古今之別與精粗之別、陳方競延展張灝關於「承續和斷裂」的論說、陳平原追述嚴復、王國維、章太炎在古語和新學間的貢獻、陳來揭示文白之爭與文化激進主義的淵源……這些議論，或此或彼，點到白話文運動的若干疑點及局部遺患。

此外，老一輩語言學家如呂叔湘、徐通鏘等，則以相對超然的立場，冷靜研析白話文：前者的重要觀點是將現代漢語歸入近代漢語範疇，「近代漢語」，系指唐五代以來書面漢語的連續體；後者，乃對應西方語言的「音本位」，整合國內語言學前輩（包括趙元任、王力、陳望道、張志公、朱德熙、陳承澤）的相關見解，平實申明漢語的「字本位」概念。

較五四前後的言論空間與爭鳴維度，今日的學術言動雖難項背而望，但上述觀點畢竟是書稿史料中時段切近、猶富理性的部分。可嘆如今學界既是有限的議論空間，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統，以上議論雖無全般質疑白話文的意思，然亦應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議，旋即歸於默然，便在圈內也難發生響動—漫無邊際的白話文，當然，無動於衷：覆蓋一切而喪失生態，現代白話文問題早經越出學術與文學，當代小說、詩歌、理論、學術，只是被白話文全面統轄、深度支配的漢語文本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爭的餘緒、文學創作的語言、歷史人物的再評價、激進主義的舊是非……不是本書的焦點。作者的視野與關切，是在現代中國的語文—亦即白話文運動的總後果—所能涵蓋輻射的全息景觀。在這景觀中，李春陽的大面積追究，既針對五四前輩與新中國語言革命，自亦囊括當代學者和她自己在內的所有寫作及其語言—書稿題旨的所謂「危機」，非指五四那場運動，而分明說的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語言革命，指向歷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讀書人。

話無須說白，也說不下去。總之，一九一七年，有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篇短文《文學改良芻議》；二〇〇九年，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長文《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易言之，一個瀕臨崩解的文言文的舊中國，是白話文運動的總背景；一個日益富強的白話文的新中國，是本書的總背景—由時間此端遙看彼端，今李春陽的文化劣勢，無可對應，因而，無可同情。有如強大的敵陣，當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則自我滅絕了任何異端，它的敵方，它的病灶，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話文自身。目下，國中學術的權力網路，準確地說，權力網路中的所謂中國學術—其編織與肌理，全部是白話文—會如九十四年前新黨舊黨群相虎視《文學改良芻議》那般，正視本書么？

此所以我願斗膽指明李春陽的這份勇敢：它不是堂吉訶德式的勇敢，而是萬分真實之事。

《周易》與先秦諸子的「修辭」，為後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這「修辭」與「文教」在當時整體文化語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這段話，引自書稿尾章《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我不想依從今時的濫調，將這份題旨說成全篇書稿的「關鍵詞」，但李春陽所以有此書，便在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語氣則慨然沉痛。以下摘錄的段落不為說理—以為不值一駁者，想必勢眾；有誠意的讀者，自當閱讀全文—意在正視李春陽摯愛漢語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認同本書的理由，不全在文論的理致，而是這份摯愛。

此下且看李春陽對漢字與白話文的關係，如何陳述：

即便白話文運動為了新時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斷裂，白話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漢字，凝鑄於漢字的所有文化符碼和信息作用，不可能在同一個字里被支解、被排除。沒有漢字，我們無法說話作文，每一漢字會自動堅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換言之，當白話文試圖重組漢字，猶如車道脫軌，被錯置、或被濫用的一系列漢字（歐化，以及外來的語法加劇了這種錯置和濫用）會拒絕執行清晰正確的文句—不幸的是，無數白話文正以災難性的錯誤，書寫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在表達、溝通、教育、傳播中留下無可估量的連鎖後果……白話文意圖擺脫文言，或誤以為與文言了無干係，是一種語言的錯覺，同時，成為一種充滿錯覺的語言。

現代白話文乃是「充滿錯覺的語言」？好大膽的說話，但我無能反駁。倘若我們多少讀過幾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話文寫出清通的文句，並被清通地閱讀，則作者指稱當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實的話—細想，則萬分乖謬：

今天，我們要拿漢語漢字的一字一句完全當漢語漢字對待，已很難做到。絕大多數人既沒學過語法也不通外文，卻用「印歐語的眼光」或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觀看待漢語，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這種現象每日每時在發生，我們不必出門，打開電視看看聽聽，漢語就是這種狀況……

「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哪位當代白話文作者願意坦然承認不尊敬漢語、不懂得修辭么？

修辭思維絕不僅僅是文句詞章之事，所謂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終究歸結為語言、歸結為修辭！《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諸如文風、格調、觀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經濟危機，人權狀況，個體權利意識，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題，能否獲致精確而豐富的闡述，在在取決於修辭思維，脫離修辭思維，什麼問題都難免於空論與誤談……近來「普世價值」之類話語，惟修辭之善，可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過修辭而已。

是的：「不過修辭而已」，這是致命的話—到了本章，李春陽取「修辭」發難，對白話文運動，對當代白話文，開始凜然側視：

或許白話文本身就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修辭，假設它的宏願是另立文教—其實亦屬妄想—漢語的辭彙還是那些，漢字的絕大部分是傳承字，簡化字不過是繁體字拙劣的替代品……新興白話文批判文言文，急於宣布舊文化崩潰了，為白話之必然取代文言，預先設置了意識形態神話……白話文運動的嚴重失誤，是使白話寫作與文言和舊白話為敵，不肯植根於漢語的字詞和語源，久而久之，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出離漢語規律的白話文，唯委身於政治。

莫說「文教」—「文教」一詞，久已失落，今幾人識得、幾人在乎？—而「委身於政治」的白話文（即「意識形態神話」），經此劫持而催眠、復由催眠而發昏，乃大規模「出離漢語的規則」。這是白話文運動的正果嗎？這就是今日的漢語和寫作：「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後一句，更為可悲—以歷史的立場看待語言，曾為白話文運動所標舉；以語言的立場看待歷史，即本書的要害：為等待這份語言的立場，九十多年過去了。

「歷史」一詞，或也出於「修辭」吧：在五四以來的語境中，「歷史」其實意指政治。不是么？自來白話文的倡導者辯護者，撮其要，莫不出於歷史的大立場：所有現代中國的大事件，包括白話文運動，從來被要求「歷史地看待」—西語的說法，即以賽亞·柏林痛詆的所謂「歷史必然性」—讀李春陽排列的「正面材料」，當初白話文悍將的大道理，說來頭頭是道，萬般確當：歷史到了危亡關頭，豈可死抱著萬無一用的古文！連當年舊黨為古文辯護，也多出以歷史的名義—其間秉承理性者，則於歷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顧語言的立場，如昔時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時的徐通鏘輩。他們親歷歷史的脅迫，歷史再嚴峻，國事再切迫，他們仍然試圖申說：語言終究是語言，語言從歷史中來，語言就是歷史—這裡所說的「歷史」，則是「歷史」一詞的本意了。

現在，李春陽試以語言的立場所針對者，既是白話文運動全盤否定的中國語言史，也包括白話文運動裹挾其間的歷史—不論白話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漢語自身的歷史，理應置於其上。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換言之，白話文、文言文，都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陽苦苦提醒、反覆舉證：清末的語言舊黨如林紓章太炎梁啟超，俱為思想的新黨，是中國第一代傳播域外新學問、新觀念、新文學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話文，照樣速速演成語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織成意識形態的大羅網，其負面，尤甚於古文所曾被詆毀者。

這便是語言的悖論—也是語言的能量：

從一開始，白話文運動就與晚清傳統白話刻意區別，其實出於漢語的自為性質，舊白話會自動跟進並融入新白話，因為漢字原本深具調節功能，舊白話之脫胎於文言，即是古例。毛澤東文體由文言而舊白話而新白話的如意轉換，也是一例。舊白話因遠離主流話語形態而獲晚清文士如梁啟超等青睞，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現非政治化語言環境的內在原因。如果白話文試圖擺脫危機，第一步，就是放棄文白劃分，把白話文納入漢語修辭的正途，以語言的整體立場看待漢語、整合漢語。

「晚清的白話傳統」，上溯北宋，淵源久長，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殺文白的對立，已不是語言的立場。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語言的整體立場」—倘若曾經有過這立場的話—則如前述，無非政治意圖，政治立場。其大門面，或曰大修辭，即是歷史：時當清末民初，誰敢逆歷史而動？以歷史的名義，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所要中國捐棄的大代價，首推中國的語言。

如今要來「放棄文白劃分」，可能嗎？文言沒有了，何來劃分。當初的理由，視語言為工具，白話文易學易懂，自然用白話文。但語言僅僅是工具么？

哲學、科學、政治、學術、教育、文學，字字句句離不開語言，並取決於語言，但在哲學史、科學史、政治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學史的研究中，語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曖昧的，彷彿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語言，然而每一領域的學術文本—知識系統、理論闡述、概念的界定等等—自始至終形諸語言和文字，遍布修辭的期待與介入。任何一篇科學的或者政治文論，其對錯高下，難道僅僅事關科學學理或政治是非，難道無關乎語言，無關乎理知被如何表達，如何呈現么？

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為各學科所摒棄而相忘—近年花樣百出的所謂「國學熱」，迄無道及語言。今日的童子初讀國學原典，但凡識得字詞，朗聲一讀，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辭之善，領受語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語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理，也是語言：不是這樣的語言，何來國學?

修辭之為修辭，必慎待語體，計較文體，孜孜於句式的營造，字詞的錘鍊，咬文嚼字，換取風格，最終落實為一種得體的、優美的、有尊嚴的書面語……五四一代寫文章，白話正當創生途中，不論修辭功夫如何，以他們的舊學底線，尚能在文白之間作出選擇和調理。今時絕大多數寫家則惟餘白話一途。以如今的白話文而談論語體和文體，進而追究修辭思維，不禁起荒涼之嘆。

其實何必「語體」、「文體」，尋常交談，何嘗不涉修辭。此刻無端想起明人話本的四句話，是西門慶、潘金蓮被假定初會於宋代的問答：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

奴才虛度二十一載。

小人痴長七歲。

大人將天比地。

這是白話還是文言文？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俚語、大眾語還是國語？何必追究。直到我記事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滬上里巷、窮鄉僻壤，還常親耳聽得長輩用了幾乎同樣的詞語和機鋒，一問一答、一去一來，知進退，守分寸，暗示明說，閃爍語言的活潑與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現代白話滲透的二十世紀，甚至文革初年，這類日常話語仍未根絕：在南方，在我落戶的山鄉，目不識丁的婦孺一開口，分明是前朝的舊白話：稱青年為「後生」、稱俊美為「標緻」，稱可憐為「作孽」……

語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與活躍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語言必與這民族的歷史同樣長久，不可率爾更動；活躍，是因語言永遠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時時用，無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當語言的保守性與活躍度被強行改變、強行抑制，語言進入既被動又任意的狀態：它不再聰明，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修辭變得多餘；它又被輕率地，有時幾乎是無羞恥地濫用，無視語法，或者，夾雜太多外來的語法，不忍卒讀—這正是新白話日益貧薄荒敗的根源。

這段描述，準確而緊要。荒敗貧薄的寫作，不忍卒讀，粗暴乖張的說話，不忍卒聽，而今時的寫家讀者、說者聽者，不覺有異。是的，「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語言必定失去知覺，「不再聰明」—更糟的是，自作聰明，「輕率地」、「無羞恥地濫用」語言。對應《水滸》那對妖男魔女的初見，今時北大清華若干教授私下與同行打照面，「語體」如何：

你哪兒的？我的書讀過沒有？

這甚至難說是一句「問話」，聽來與今時任何門房、保安、信訪辦科員的說話，沒有兩樣。某位學者初來京城，飽受學界日常話語的侮辱性「洗禮」，向我訴苦。但他怎樣表達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這麼說話，牛著呢，一個個都很牛！」—「牛」，也是「活躍而繁忙」的語言之一例吧，而今忙著活著的，是只剩偉大的白話與白話文：

過去百年來，白話文運動成功地使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識文言，也不會使用文言，識了白話，也未見得寫好白話。文言、白話，曾經並存千年，主從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憑豐富的字形彌補字音的相對貧乏，與此相應，中國人的認知經驗，目治重於耳治。歷史演進，白話趨時，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此一趨勢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整套意義系統驟然更替，白話文運動的震蕩，至今猶在。白話的絕對優勢，已不可逆轉，文言作為漢語的精華與有效性，除了古文專業而外，幾蕩然無存。

據李春陽告知，今日極少數專研古文的中青年學者，深藏古籍之內，不讀五四文章，更不讀時文。但這不是語言的生態，而是白話文帝國的微型孤島，是古文尚未死絕的微喘餘息，雖非「無存」，卻已「蕩然」，決不是活的語言場，猶難滋生精美的語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寫家。

白話文勝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經典的青年書生，倒也試著寫那麼幾句文白摻雜的詞語，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絕跡：前些年南京高考狀元的「文言作文」即是盛傳一時、旋即忘卻的個例；而八零後記者的手機簡訊，也常以連連「頓首」收句，引以為雅，雖「雅」得可憐，渾然不知其錯—自宋及清，及民國，識文言而用白話，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蓮西門慶的問答；今天，會用且用對文言者，即便心誠意正，也落得一個奇怪的異類，不免做作之態、乖張之嫌。這類形跡可疑的語言「返祖」現象，並不能視作語言的機會，半點無助於語言傳統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證一件事：白話文勝利了。

自從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闖入漢語，強求漢語，漢語從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規範的同時，被剝奪自為的餘地……寫作倫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幾乎不是問題：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聲聲要為社會承擔責任，卻對文字極端不負責任，下筆之輕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從文字開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稱的價值。難以想像，一個造成文字災難的人，如何造福於社會。顧彬說「中國作家語言水平太低」，這話初聽荒唐，然而任何國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語言，精通語言的人。倘若一國的作家而語言水平太低，豈非惡夢。

豈是漢語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詞，也已失落，億萬人口行事說話而閃過「斯文」一念者幾稀。域外文人如德國顧彬的批評，其實要算斯文的，記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壇的愕然與驚怒，即大欠斯文，而回應此說的文章，我約略一讀：何談修辭。

「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以為無可移易。」（語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此「無可移易」一句，正是修辭學要害，修辭之所以是修辭，一如字詞之所以是字詞。白話文的大病與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詞須得不可移易。

其實當今漢語「不可移易」之辭，並非沒有，而且多得很，惟其「不可移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至無望治癒的頑症—拿起報紙，打開電視：「各級領導必須重視起來」、「進一步加強落實各項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何移易？豈容移易？於是天天講、年年講，倏忽六十年過去，無可移易。清末鄧實憂心忡忡在茲念茲的「中國語文」，如今便是這樣一種語文，誰敢說，這不是「保國保種的金城湯池」？是故李春陽以下數語，也可句句反證今時的語文和中國人：

人的思考的密碼，乃是語言，語言，豈能離開字詞。知識系統、價值系統，不但和言語密切相關，而且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

是的：「各級領導」的話語，正是當今中國人的首要「知識系統」乃至「思考密碼」？「進一步加強落實」云云，則是政權竭力守護的「價值系統」。這一切，在在「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固然，李春陽的意思，不是這意思：

人的創造活動，俱皆歸因於如何使用言語，或者說，莫不以言語求得理知，求得闡釋，最後，語言作為現象，行使觀察，也被觀察。教育，意味著從無量的書面語獲得無數資源，豐富言說，擴大存在的幅度、維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當今白話文的「創造活動」是在求得權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當代中國語文的「幅度」與「維度」，更兼受惠於「各級領導」年復一年的「加強落實」，今遍中國的知識結構與思考模式，早經層層圈定，形成國人的另一層「深度」，或曰「淺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舊白話的幅度與維度，塑造了那個消失的舊中國。

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為龐大的修辭意圖—這意圖本身早已實現為龐大的事實—既是知識建構，又以此建構新的權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體，確曾致力於新興知識的建構……這一時期，毛話語的訴求之一是民主，與五四價值和共和理想相呼應……一九四九年，新的權力結構終告達成，長於說理而擅於攻心的毛文體，一變而為權力話語，政令與批判成為毛文體的大規模修辭實驗……權力話語猶如怪獸般脫胎於知識，實施知識的否定。文革，乃是權力踐踏知識的狂歡……

讀解毛時代的毛文體，今已不算太難—雖說仍未解、仍待解—難的是下文提及的語言現狀：這現狀，很難說是毛文體的「形變」或「泛化」，「加強落實」之類，論文采，論修辭，論蠱惑力，遠不及毛文體，然其陳腐之狀、泛濫之姿、流布之廣、統御之效，則為昔時的毛文體所遠不及。

在今天的語言現實中，要麼是以知識制衡權力，要麼是持續毛文體的形變與泛化，以權力掌控知識；前者是知識權力，後者是權力知識，欲求知識與權力的良性互動，端看我們對二者的認知，以及，能否將權力還給知識，將修辭還給語言。

是的。今時中國的語文—不論何種類型的寫作，不論為何而寫、為誰而寫—多麼需要新的修辭，然而沒有；多麼需要知識的權力，然而不能。知識應有的權力，眾人得不到，於是無權無勢的人滿口權力語言；語言應有的修辭，眾人不會，亦且不知，於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勢成語言的泥漿。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辭，隨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啟超輩及五四一代寫手之於文白之間的餘裕，今人更是休想—「喪失修辭思維，不知有修辭思維」的漢語，於是「委身於政治」：這是當今漢語難以展望的未來，也是現代白話文進退失據的語言現實。

白話文運動可能要對我們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語言狀態—負有責任。無所感應於西方文本的修辭手腕，其結果，只能是輕信與盲從，同時，流於淺薄的認知。時下國內主流話語的昧於修辭，大量體現為意識形態宣傳而遭遇心理抵制。昧於修辭者而被認作知識分子，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一如貧薄蕪雜的白話文，早已見怪不怪了。

「輕信與盲從」對應「幼稚的理解力」；「社會的常態」對應「貧薄蕪雜的白話文」。白話文運動曾經抱有偉大的責任感，如今的白話與白話文，承擔什麼責任？怎樣承擔？靠什麼承擔？除了權力性格，莫說責任，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語體，可曾贏得當然的敬愛、起碼的護惜？

九十多年前，白話文運動惡毒攻擊文言文，然昔時的文士便知古文總得革除，語言不免革新，也還摯愛文言文、惜護文言文：那是歷史的遺贈，成熟的語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書寫古文的人。魯迅痛詆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幾段，文辭間難掩享受之狀；胡適儼然新派，老來讀古書、參古經，他已憬悟，並且說出：白話文運動後來成了一場禍—今世，人人都說白話文，誰人摯愛誰人敬、誰人知惜護？倘若愛敬惜護白話文，白話文便不會是今日的白話文。

人不愛自己的語言，語言便不肯施惠於使用語言的人。當代的書寫不再聰敏，市面的言說漸失生機，莫說西門慶潘金蓮的潑辣而斯文，如今撞見個會說話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聽，也不過黃段子或江湖語，惟較「加強落實」之類，略有人間味。據說，古語舊說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流在中醫界、佛學界、書畫圈—雖佛界早經行政化，書畫圈更是分餅奪利之地—文界、學界，敢說精通而愛敬白話文者，大約有誰？能有誰？寫著白話文，不愛白話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態，讀到本書的觀點，倒會昂然起身，為白話文辯護吧。我讀到書稿材料中那些為白話文嚴正辯護、慨然說項的種種腔調，不禁想：很好，你主張白話文，你愛不愛白話文？你愛白話文，你想必懂得、應該懂得，倒來說說白話文的好，怎樣的好法，文章寫來，又該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話文—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

各極「其度」、「其致」、「其造」，白話文怎麼說？「開闔奇正」、「百尺之錦」，白話文又怎麼說？注而釋之，說得像了，好看好聽、可感可用么？讀李春陽上引王世貞《藝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憐之嘆。我笑這腐儒的眉飛色舞得意洋洋，讀來如聞夢囈：今白話文蟻民誰曉得這一套？誰吃這一套！我猶可憐李春陽四顧時語的大荒涼，搬出這死滅的文言文，聊以為寄，據以辯難，其說夢之感，尤甚於搖頭晃腦的王世貞。

古文喪失，不獨漢語的意義鏈斷失，語言的聲色，便即消褪，人和語言的關係、語言和文章的關係，隨之亡失。這關係不失，於是人對自己創造的語言、語言對創造自己的人，彼此有愛，往來有靈犀。精彩的文白相間、上好的白話文章，自有新的聲色，新的意義鏈，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辭章。可是那樣一種新語言，好語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辯，如周氏兄弟的潔凈而沉穩……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鬧起來，文白固有的血脈，尚且交融，文白間的往還，猶如姻親—事到如今，選來選去反覆讀，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寫家，還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幾個人。此後半個多世紀，失去愛敬的白話文降得住幾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陽要來披頭散髮，成六十萬字，由白話文運動從頭說起吧。其發難的勇氣，只因摯愛漢語：這大愛，表之於頑強的質詢，寫到本章，忽而轉為近乎母性的，準確地說，對母親般的，那樣一種愛：不容褻瀆，義無反顧，又如失母的孤雛，無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時，極度嚴肅—怎樣才叫做愛國？你愛這國家的什麼？倘若愛國而不知愛這國家的語言，愛國一說便是大欠誠實的修辭，如泛濫無際的白話文，成一句空談，等同謊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過時的網路短訊：

二〇一〇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籲設立「語文節」。他說，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可見其重要。建議將每年這一天定為語文節，每個中國人想想自己會寫文章會說話嗎？尤其當下五種人該想，該以反思的形式過語文節：一是語文工作者包括教師記者編輯等，二是各級各類官員，三是各級各類所謂發言人，四是翻譯，五是為人父母者。我感覺這五類人中會語、會文者少！

卸任官員的「呼籲」，本不必認真，網友讀過，頃刻忘記。而急不擇言，慌不擇路，竟給出這份藥方，也算中國當代語文抽樣之一吧：「語文工作者」，標準四九年後的白話官腔；語文的重要居然因「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則對照清末鄧實「語文文字關乎國之存亡」，簡直霄壤之別。稍可認真者，是所謂「五類人」語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國的語文是何等語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學，尚有決斷與自信在，此後，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直到被白話文活活弄死—九十二年後，有政府教育部前官員弄出這不倫不類的「語文節」動議，則白話文之途窮，昭然若揭。

這就是漢語的命運。一紙禁令，千年文言；「語文節」動議，百年白話文。前者迫於國難，雖粗暴，尚有文化轉型的痛感在，後者徒託空言，跡近玩笑，想要嚴肅，無從嚴肅起。以下李春陽的感喟，是屬懇切：

白話取代文言，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社會事件，深涵中國近代以來，甚至千年以來的文化矛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改良和革命的消長，啟蒙與救亡的衝突，保守與激進的起伏，全盤西化和保存國粹的對立—單一角度、單一學科的析評，不足於解讀這一事件的全部複雜性及其影響。

這番話，確是議論白話文是非的大難。何止單一學科無以應對，單一國度的事相，也須持論審慎：白話取代古文，非僅中國的語言官司。全球範圍現代化、工業化、大眾化、商業化，語言興替的需求，語言變異之疾速，各國皆然。拉丁文、古英語之在歐陸與英美，歷史典籍之在中亞、印度、日本，境遇類似。亞洲地區，則各國國粹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種種語言劇情，其性質、緣由，程度的輕重、後果的大小，各相類似，各存差異，要來比較，怕要有另一篇大論。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虛擬的絕境尚能從白話文窺見廣大的出路，於是起語言運動，今時，白話文若欲振作，靠什麼破局？向哪裡求生—在紐約，我長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與母國的傳統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見任一民族如中國人這般，冥頑抱守民族主義，同時，怡然自安於文化的失據而無根，證之於語言，則種種民族主義的叫囂，無有一句是民族的語言。

原因無他：白話文，已是一種失憶的語言。這失憶，非指所謂國學—冷落典籍，非惟中國，不懂古文，無關宏旨—要害是，當今荒敗不堪的語文課只是識字，不再能稱之為語文教育：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年輕人及未來一代代「炎黃子孫」那裡，這樣一種失憶的白話文，是沒有未來的語言。

但億萬人惟餘白話文，白話文不會死—三十多年來，國正當崛起，黨、政府、公司企業、各行各業、各色人等，語言需求空前切迫，語言市場無可限量。而經濟銳意前行，社會日夕變異，人心不復既往。明面上，惟體制事事掣肘，步步滯後；向內看，則語文實與體制同病，在超速巨變的時勢與國勢間，梗橫阻滯，呈大脫節而大錯位。更大的錯位是，億萬人已然適應了體制，在這近乎鈣化的漫長過程中—因其漫長，事屬被迫抑或主動，已難分清—中國人所適應的另一巨大之事，無過於白話文：這一失去記憶的超級語言聯盟，經久釀成億萬國民的集體人格，這集體人格的單面性、平面感、空心化，無可挽回地趨向語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劇語言的耗損。每一個中國人參與了這場語言的災變式狂歡：初起，緣自革命年代的白話文，終於，實現為芸芸眾口的白話文。

人受困於語言，並為語言所反制，若欲掙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語言：反之亦然。毛澤東那代人所曾侵潤的漢語資源，大可調度，大可選擇。今我黨拋棄了毛語言，自亦連帶失去漢語的一大資源，縱有話說，卻沒有語言，遂循環咬嚼另一路陳腔、另一套濫調—此亦或可解作黨語言對毛語言的全盤失憶—這語言的絕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勢禁，內里—有誰想到過嗎—其實是白話文運動的世紀報應。

這不是語言的危機、語言的歧路，而是，實實在在的窮途。這窮途，如何對應前路昭昭、大有餘地的國勢？媒體娛樂語言、商業廣告語言、學界文論語言、世俗人情語言、網路流行語言……看似喧騰，花樣百出，蓋同出於長期黨化的單一白話文，為敷衍各各殊異的語言需求，惟支離挪騰，攪拌兌水，兌水而復攪拌，使白話文語體腫大起泡、狀若汪洋而已。這樣的白話文，實在連「語體」也難成立。即便零星異議的語言，無一例外，源自早經用濫而仍在濫用的白話文。

五四一代，曾將古文與文言文罵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陽獨自給白話文做此龐大的診視，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確的白話文—白話文可有迎對詛咒的氣量？我不很相信本書書稿果然能夠全文發表，便是發表了，今群起捍衛白話文的學術徒眾與權力陣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強大太多了。讀李春陽引述世紀以來有關白話文的種種辯詞，在在剛愎而強橫，但我仍願領教，白話文的辯士們還能吐納什麼新的大道理。

沒有用的。當初清人為古文苦苦辯護，是為徒勞—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運，不肯停下來聽取文言的辯護—今天，福兮禍兮：白話文不存在自守自辯的語境，因白話文的植被和疆域，遠遠甚於古文：失去記憶的語言，勢必規則蕩然，無所謂自為自證，正因此，白話文空前頑健恣肆，休想有別種語體給它挑釁、威脅，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潰散而同質的白話文，不具任何語言的層級、派別、質地、表徵—所有人只會說白話文，但白話文不屬於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語言，而是無關尊嚴和美感的低級工具，全然交付權力，演繹為不同權勢的簡陋副本。

本書的要義，即白話文運動是由語言的權力蛻變為權力語言的歷史。眼下，如果白話文仍然形同政權，不容絲毫質詢，如果李春陽的觀點將被某一方（這某方其實並不存在，除了白話文）指為一組錯謬，則必定不會來自語言的說服力—即便假以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名義—而是，取決於言說它的權勢。這類權勢大抵是臨時的，輪替的，但不必更換、也不可能的更換的工具，是白話文。它保證權勢運行，卻無需保證語言的效能。語言的效能，在白話文那裡早經去勢了。

然而這篇文論難道不存有問題或錯失么？或許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無知而偏激：我願高聲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大問題、大過失，何止百千倍—我們，包括「語文節」的動議人，倘若早經不安於當今的語言困境（說是「困境」，仍屬客氣的修辭）—李春陽的功績就在告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場革命，堂堂漢語，何以一至於此。

最後，我對本書的唯一意見，是嫌篇幅過於冗長—包括這份序—此即白話文。古文與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於這等長篇的官司：時代到底不同了。揭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語言：漢語的能量、幅度、詞語、文類，確乎因白話文運動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漢語的可能性（這可能性，其實大半來自百年以來的翻譯之功），空前豐富了漢語的言說與寫作—是的，被改造、被豐富的現代漢語，可以被稱之為「白話文」，但絕不僅僅歸因於五四前後啟動的白話文。白話文的歷史，遠及宋代，白話文的能量，原本就是漢語的能量，漢語的千年檔案，從來葆有完滿自適的語言邏輯，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消滅古文，解放漢語；但白話文運動所矚望的語言未來，是不是今天這種白話文—凡同情歷史而敏感語言的人，可能會抱著兩種難以調和的心理：白話文運動是一場語言的災變，抑或救贖？今天，當我們下筆開口，理應對白話文心存警惕，抑或，對當初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贊同李春陽在完篇之際二〇〇九年未曾定奪的副標題，即，獻給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刊於《詩書畫》雜誌2016年第1期[總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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