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攝影概念,切勿刻舟求劍
(本文刊發於《人民攝影》2018年2月21「攝影新思」專欄)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言:「人是唯一能說話的動物」。的確,每一個人,即便處於胎兒時期,也已然被無所不在的語言環境(外界的人聲)所包圍,出生以後,更是要高強度地學習語言、領悟概念,通過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表達自己的情感意見和思想。正因為概念本身是抽象的,信息和知識又在最近兩三百年里不斷呈幾何級增長,這必然註定了現代人類,只能被迫主要通過「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的間接學習方式,才能快速高效地達成社會和競爭對個人知識儲備的苛刻要求。
然而,這種快速高效但卻間接化的概念把握方式,缺點和不足也很明顯,它極容易導致一種片面、靜態、僵硬固化的思維和理解方式,典型表現就是不顧語境、不知變通、削足適履地用一個恆定不變的字面概念去框定不斷變化發展著的動態現實。
例如「紀實攝影」這一概念,放眼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像中國攝影界這樣爭論不休樂此不疲的,彷彿這一概念真的莫測高深非常人所能理解。而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究竟如何翻譯(記錄攝影、紀實攝影、檔案攝影、文獻攝影……)?以及「紀實攝影」這一概念是否暗含一種「人文關懷」的精神向度和追求公平正義的態度立場?
堅定認為「documentary photography」應該直譯為「記錄攝影」或「檔案攝影」,而且絕不暗示任何一種情感色彩和態度立場的一方,理由通常是:「documentary」這個英文單詞,無論在哪一年、哪一本英文詞典里,都查不到與人文關懷、態度立場相關的釋義,其次,第一個在攝影的語境中使用「documentary」的人,原意也只是文獻檔案,並沒有引申義。(很多文獻提到尤金·阿傑曾在自己工作室門上貼了一張標語廣告,廣告的意思是「為藝術家拍攝的文獻」,在阿傑的標語里,documentary的確只是文獻檔案的意思。)
這種迷信詞典的條目化解釋、動輒強調詞源出處、一味推崇概念創始人原意的論辯方式,實際上正是一種1970年以來,眾多後現代哲學家集中火力全方位批判的刻舟求劍式的本本主義。
當然,參考、追溯一個概念的詞典與詞源,是一種常見且頗為有效的學術研究路徑,但需要注意的是:人類語言極其複雜,人類創造的概念的種類和性質也千差萬別,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歷史文化、使用情境和跨語種翻譯中,既有可能固定不變,也有可能面目全非。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具體概念的時候,不能只拘泥於它的詞典詞源的解釋和第一發明人的原始意圖,從而忽視了概念在不同語境中的應用和變化。簡而言之,我們不能只重「詞源」,不重「語用」,很多情況下,概念的意義,恰恰只能在具體的「用法」中才能清晰地感受和把握它的具體所指。
拿「紀實攝影」來說,它本身就不可能像「焦距」「景深」那樣被簡潔清晰地定義,它也不可能通過兵分兩路分別考證documentary和photography的詞典詞源,然後簡單相加而被把握。國內很多攝影研究者甚至致力於考證「誰第一個提出了紀實攝影的概念」、「誰可以稱得上第一個紀實攝影師」,「documentary的拉丁詞源是什麼」等等問題,這些具體而瑣碎的研究雖然極有價值,但跟紀實攝影的把握實際上沒什麼關係。
真正有關係的是:從攝影術發明到今天不到200年的時間裡,究竟哪些人的實踐和作品,最為典型、最為頻繁甚至讓我們不假思索地把他們和「紀實攝影」聯繫在一起?我們又為什麼把他們的作品稱之為紀實攝影?當我們談論紀實攝影,或者判斷一組作品是不是紀實攝影的時候,我們的認知參照和對比模型,究竟來自於哪裡?
絕大多數攝影人對紀實攝影最初、最重要、堪稱典範的認知模型,顯然得益於19世紀末拍攝紐約貧民窟的雅各布·里斯;20世紀初記錄美國童工悲慘處境的劉易斯·海因;堅信攝影可以改變世界的尤金·史密斯;以及「我願意成為一種聲音,對於那些失去聲音的人」的瑪麗·艾倫·馬克的共同塑造與合力建構。
這個名單可以列得很長很長,誰是第一個誰是最後一個並不重要,尤金·阿傑貼在門上的「documentary」是什麼意思也無足輕重。世界上並不事先存在一個完備的紀實攝影概念,然後FSA(美國農業安全局攝影項目)、馬格南圖片社、《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們像遵行聖旨一樣套著概念去拍攝和實踐。恰恰相反的是,無數的攝影師、圖片編輯、攝影文化研究者,他們對攝影類型的劃分和判斷,他們對攝影概念的創造和解釋,邏輯上必須是觀看和感受在先,領悟和分類在後的。
而紀實作為一種攝影類別,作為一個用於公共交流的話語概念,它的適用性和共識性基礎,它的家族相似基因,也必然建立在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紀實攝影實踐和典型作品的特徵統合上,而不是建立在某本英文詞典關於「documentary」孤立零碎的解釋條目里,儘管1958年羅伯特·弗蘭克之後的紀實攝影實踐,在拍攝主題、語言風格、目的初衷上與之前經典時期的紀實攝影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這種不同和變化,起碼到目前為止,遠遠不足以抹殺紀實攝影由來已久的人文關懷底色,遠遠不足以消弭紀實攝影一貫追求公平正義的立場態度,而這抹底色和態度,是由19世紀末到現在,無論在數量、名氣、作品量還是傳播影響力上都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深懷人道主義關懷和公平正義訴求的攝影師們的實踐所賦予的,這抹精神底色和立場態度,無可置疑地堪稱紀實攝影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層精神意涵的把握和領悟,顯然不也是通過翻查詞典和列舉個別攝影師的隻言片語所能否定的。
由此我們可以領悟:從來都不是僵硬的概念決定了不斷生成變化的現實,而是不斷生成變化的現實,迫使我們必須結合語境瞻前顧後、動態靈活地去把握一個概念,刻舟求劍式的思維,既無助於攝影認知的進步,也無益於攝影文化的交流。
藝術虱
art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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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一身虱蚤也有樂趣
生活對我們曾經是野性和驟然的樂趣。
安德烈·紀德《人間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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