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發展概略
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因其積極向上的精神內涵而富有鮮活的生命力。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布施他的「仁」、「禮」學說而努力著。孔子55歲時攜弟子周遊列國，即使在陳蔡斷糧也沒有改變其改良主義的政治理想，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讓人頗為欽敬。「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理論的核心，孔子認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仁」首先體現在對勞動者的愛惜上。孔子主張統治者應對被統治的勞動者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實行德政，為後來孟子的仁政學說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德政相對應，孔子繼而提出了「舉賢才」的政治主張，這些都是孔子「仁」思想中的進步因素。但孔子的泛愛倫理觀因囿於自身的階級等級制觀念而呈現出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強調要愛惜勞動者，另一方面他卻鄙視生產知識和輕視體力勞動，這就為他的「仁」蒙上了一層虛偽的外衣。
以今天的眼光來衡量，孔子關於教育方面的觀點恐怕是其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最為閃光的部分。孔子首開中國歷史上私人辦學的先河，主張「有教無類」，使平民百姓也能享有貴族才能享有的教育權。在治學上，孔子主張治學先要立人，注重啟發和誘導，注重因材施教和言傳身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溫故而知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些耳熟能詳的教育格言即使放在科技和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不愧為傳道授業的千秋楷模。不過，孔子的教育觀卻因過份注重社會功利性和實用性而受到今人的非議。孔子主張學以致用，認為君子學習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從政，這種對教育的理解未免過於狹隘。
無可否認，孔子身處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的轉型期，其「仁」與「禮」的學說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等級觀念的烙印，其政治主張也相對趨於保守，但以歷史發展的潮流看，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理論體系在當時還是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特別是他所說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讓我們看到了孔子內心世界中正氣凜然的一面。
儒家思想的發展在戰國時期達到了巔峰，其傑出代表便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仁」的學說和德政主張，創立了仁政學說。孟子主張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應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同時孟子又不能擺脫封建等級制的觀念，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就陷入了與孔子同樣的泥淖。但我認為孟子是遠比孔子偉大得多的政治家和社會學家，根據就在於孟子那驚世駭俗的一句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思想是稍早於孟子的柏拉圖在構築其「理想國」時所沒有意識到的。一千六百多年後的明朝，朱元璋對孟子的口誅筆伐更讓我們看到了這種民主精神的熠熠光輝，也讓我們看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風采。
不僅如此，孟子還要求對君主建立一個嚴格的監督管理機制，讓大臣「格君心之非」，如果君主不賢，必要時貴戚之卿甚至有權廢黜君主，另立一個理想的君主。這要放在宋、明時期絕對是不容於世的異端邪說了，但孟子不是李贄。你不得不讚歎，春秋戰國真是個特殊的時代：戰亂頻仍而諸子興起，個性飛揚卻不受拘束，以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形成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一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高潮，並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較之孟子，荀子是更為客觀的儒學家，他在比較了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後，提出了「解蔽」理論，以理性批判的態度全面地總結了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些重要哲學問題。荀子強調「天行有常」，強調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消除對上天的敬畏從而「制天命而用之」，這種積極向上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始終貫穿在荀子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體現在人性論上，荀子認為人的自然本性完全可以改造為道德規範，人人都可以改造為像禹那樣的聖人；體現在歷史觀上，荀子強調根據現實的需要去研究歷史，重視繼承與發展的關係。
與孟子「性善論」的倫理思想相反，荀子提出了「性惡論」學說，荀子認為人性即惡，貪慾好利，這就需要用道德教育去規範和束縛。荀子敢於解剖人性弱點的勇氣和精神是孔孟所無法相比的，而他重視外部環境對道德的影響，重視後天的學習和積累的觀點對後世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總之，先秦時期以孔孟、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達著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播灑著轟轟烈烈的生命意志的張力，對推動封建制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受時代特徵和個人階級意識的局限仍存有不少的糟粕，但其主基調是健康進步的。「仁」、「民貴君輕」、「積善成德」等儒家重要理論觀點洋溢著民主與平等的人文精神，在那個戰亂紛飛的年代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期間儒家思想雖然也遭到道家、墨家和法家等的批判和質疑，但並未動搖其穩固的思想根基，有鑒於此，我以為綿延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儒文化中，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儒家止於孔孟和荀子，從那以後，儒家思想便開始走向衰落，偶有復興也只是它的迴光返照。
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掘墓人，董仲舒對先秦儒家思想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基礎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倫理思想體系。他鼓吹「君權神授」，將儒學賦予神學色彩，這事實上加強了君權，使封建專制政權的基石更為牢固，因此在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漢武帝馬上採納，從此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經典也成為學者們的主要教材。
董仲舒的儒學篡改了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化、民主化的一面，將人所有的思想活動都納入遵守封建秩序的軌道中來，特別是他關於封建綱常的理論是極端反人性的。儒家思想，從董仲舒開始成為統治階級維護其封建秩序的工具。
由於董仲舒的神學儒學存在著先天性的不足，使兩漢經學也陷入了形式繁瑣、內容駁雜卻言之無物的怪圈，嚴重阻礙了儒學的發展，因此正始年間玄學的興起可看作是對走到窮途末路的董氏儒學的一次「撥亂反正」。
從本質上看，魏晉玄學是以道家的思想來解釋儒家經典，以道家的「道」來替代上天的絕對權威，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董氏「君權神授」的理論。再則道家一向反對儒家「仁義」、「禮教」，主張無為而治，這也成為批判當時黑暗政治的思想武器。但玄學不是徹底的道家思想，它同儒家思想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玄學歸根結底不是為了反儒，而是要打破舊的衰敗的儒家思想，重新建立一個符合「自然之道」的儒家思想體系，亦即援道入儒，這不正是當時的社會有識之士向孔孟儒學的回歸嗎？
在經歷了先秦、兩漢和魏晉的沉浮後，儒家思想在隋唐時期一度消沉。隋唐盛行佛教，知識分子都熱衷於研討和闡述佛經，相對來說容易束縛人性的儒學自然受到了冷落，這也是唐皇朝開化豁達的時代風尚的體現。不過，儒家經典依然被列為科舉考試的教材。
肇端於北宋中期的理學是儒學的又一次復興。理學以儒家思想為本，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在批判佛、道哲學的同時，從不同方面探討了人與自然、社會和宇宙的關係，並提出了「理氣」、「太極」、「陰陽」、「知行」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將中國古典哲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在眾多的理學流派中，朱熹可謂是集大成者，但朱熹之所以能跟孔子、董仲舒並稱為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最大的三位思想家，原因不在於他的純粹理學觀念，而在於他通過闡發「理」而宣揚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三綱五常」。統治階級正是看到了朱熹倫理觀中有利於他們實行專制統治的因素，因而朱熹理學以其「有補治道」而被尊奉為官方哲學，歷經宋、元、明、清四代，對統治階級實行政治、文化專制主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以降，以朱熹理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桎梏人性的泥潭中越滑越深。明朝統治者更加強化了「三綱五常」的封建秩序，明太祖朱元璋號稱「以孝治天下」，但他將《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內容刪掉，並且妄稱如孟子在世，一定誅之。儒家思想，事實上己成為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思想控制的利器，明代科舉考試中逐漸形成的「八股文」就是這種思想控制的典型體現。
明末清初之際，一方面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統治制度日益腐朽，一些社會有識之士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戴震等人對儒家傳統思想扼殺人的思想性，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弊病及理學倫理綱常「以理殺人」的殘酷性和毒害性進行了尖銳的抨擊。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和衝擊下，傳統的儒家思想己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處於風雨飄搖的前夜。1919年的五四運動敲響了儒家傳統思想的喪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文化運動革命的主將紛紛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被歷代儒家不斷發展了的以維護封建專製為基本內容的孔子學說」（事實上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孔子身上是有失偏頗的，孔孟儒學還是有著許多積極的因素，只是後來的董仲舒和朱熹將儒學片面化為「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的理論，因此董、朱二人才是罪魁禍首），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終於在一片討伐聲中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回顧儒家思想兩千餘年的變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孔孟、荀子為首的先秦儒家思想是代表了積極進取的方向的，特別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值得充分肯定。而董仲舒和朱熹則把孔孟儒學逐漸演化成一整套鉗制思想、扼殺人性的封建專制的倫理思想體系，加上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充分利用和強化，中國從此在儒家思想的浸淫中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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