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因中央想獲蘇聯援助？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張弘

原標題為《悲壯的犧牲》

毛澤東的觀點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而1951年出版，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1936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1936年12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

近年來，經過徐向前、李先念、陳雲等人的努力，權威的黨史書籍被修改數次，近年來才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法。甘肅黨校教授秦生窮數年之功完成的《紅西路軍史》，不僅為西路軍研究提供了更為詳盡的參考，而且將紅西路軍渡過黃河的經過，西路軍的作戰經歷等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紅西路軍史》也可證明，西路軍的失敗，絕非「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

渡過黃河是中央的命令

1936年9月，圍繞紅四方面軍是北上還是西進，張國燾等人與中共中央產生分歧。張堅持西進，中央要求北上。當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徐向前率領下，越過洮州(臨潭)，西進到甘、青邊境時，遭到了大自然的阻隔。徐向前打聽到的情況是，黃河對岸已經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徐向前覺得渡河計劃難以實現，於是返回洮州，向張國燾彙報。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開會，決定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10月7日，四方面軍與紅一、二方面軍回合，9日在濟寧聯歡。20日繼續北上，23日到達靖遠境內打拉池，與彭德懷所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會師。中共中央決定進行寧夏戰役，打通蘇聯。

在西路軍渡過黃河的問題上，此前的黨史書籍宣稱是張國燾所下的命令。秦生的研究證實，西路軍渡過黃河，首先是中央下達的命令。而這一命令的背後，是中共當時希望打通蘇聯，取得援助的軍事戰略使然。而共產國際9月27日電告中共，蘇聯只能從外蒙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定遠營，並前伸到外蒙邊界接取物資。10月18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明確了援助物資的數量和具體接運方式。於是，中共開始考慮10月到11月造船渡河，奪取寧夏。

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軍委致電朱德和張國燾及一二四方面軍領導人，正式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作戰計劃，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四方面軍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秦生的研究顯示，因為張國燾過去的錯誤，毛澤東此時對於張國燾屬「限制使用」———一方面，「朱、張以兩總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各軍作戰」；另一方面，毛澤東在10月10日電報中特別提醒彭德懷，「為使之增加對於執行軍事任務之堅決性，防止可能的動搖性(在目前是防止對寧夏戰役之某種可能的動搖)，兄須加以特別之注意。」13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要做好應對可能複雜情況的準備，「充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準備在無別部參加時，野戰軍單獨執行冰期計劃」。從後來的情況看，張國燾在西路軍渡過黃河之後，對於中共中央的命令幾乎都是無條件服從。

10月19日，中央軍委回電稱，「30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河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二十日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請依具體情況斟酌。」

23日黃昏，30軍向靖遠城以南的營房灘、紅嘴子運動，準備從那裡搶渡黃河。根據李先念的回憶，由於未查清楚河面情況，夜間又看不見，渡河沒有成功，敵人也沒有發現。次日，四方面軍領導陳昌浩、徐向前致電紅軍總部建議：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後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軸方向活動，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紅軍總部25日回電批准。25日，軍委致電彭德懷，要其與朱、張、詳商「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似以暫不渡為宜」。

根據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的命令，紅三十軍24日開始渡河行動，擔任前衛的二六三團奪取了灘頭陣地，遷滅守敵一個連。至25日晚，紅三十軍全部渡過了黃河。據徐向前回憶，26日，中革軍委電令九軍過河：「三十軍、九軍過河後，可以三十軍佔領永登，九軍必須強佔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戰略要地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11月7日，渡河行動結束。紅四方面軍第五軍、九軍、三十軍以及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等工21800多人組成的西路軍，開始轉戰河西走廊。

但是，四方面軍並沒有完全渡過黃河。陳昌浩、徐向前27日致電紅軍總部與中央軍委，建議紅四方面軍全部渡河，張國燾對此很贊成。當即部署三十一軍開往河邊，準備渡河。30日，中央又改變同意三十一軍渡河的命令，讓三十一軍照彭德懷部署執行任務(海打戰役)，勝利後由中衛渡河。

蘇聯畫了一個援助的「餅」

由於中共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打通蘇聯」成為了中共的戰略方針。如前所述，9月27日，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蘇聯目前的計劃仍然是從外蒙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截取物質。

楊奎松在《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的研究顯示，彭德懷指揮的河東牽線部隊在甘北被國民黨部隊包圍，迴旋餘地很小。11月14日，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電報，電報稱，從外蒙幫助的辦法不可能實現，在列舉的三點理由中，最核心的是「有可能引起蘇聯與日本嚴重衝突的可能」。蘇聯人顯然很清楚，「經過甘西前往哈密，即使只是前往安西，紅軍所要克服的嚴寒與沙漠的困難比經寧夏去外蒙要多得多」。

因此，中共中央11月8日複電共產國際稱，「你們除非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由於寧夏戰役失敗，中革軍委制定了《作戰新計劃》，並於11月8日發給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徵求意見，「準備在兩星期內決定之。此計劃不能過早執行，故十一月內全軍須以求戰與引敵入寧夏為目的」。但是，《作戰新計劃》並沒有告訴西路軍。

11月11日，陳昌浩、徐向前召開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徐向前的回憶稱，會議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於是下決心西進。紅軍總部的電報也賦予了西路軍「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13日，中央致電王明、康生、陳雲並轉共產國際，通報了西路軍進軍新疆的計劃，明確要求共產國際確實無誤地準備從新疆接濟物品。

然而，紅西路軍被馬步青、馬步芳部隊圍剿，作戰一直不利。11月10日，紅九軍在乾柴窪遭到重創，14日佔領古浪縣城，16日起與馬步芳部隊鏖戰三天，損失兩千多人，九軍元氣大傷，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中央此時認為，打通遠方局面已定，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18日聯名致電徐向前和陳昌浩，提出「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根據中央和紅軍總部的指示，西路軍將創建根據地為主要任務。在東起涼州、西至甘州附近三百餘里的狹窄地帶一線擺開。11月22日，馬家軍進攻四十里鋪，雙方血戰三天，馬家軍傷亡2400多人，紅軍死亡500多人。紅軍第三日晚撤出了戰鬥。西路軍與馬家軍在一個月時間裡無日不戰，歷經大小戰役20多次，擊斃擊傷敵人6000多人，但西路軍從21800多人減少到15000人，實力明顯減弱。李先念的總結是，「西路軍在涼、甘之間創立根據地，且在西進還是東返的問題上猶豫徘徊了一個月，雖有其客觀原因，但卻是一個很大的失策」。

12月6日，西路軍致電中央和紅軍總部，建議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進軍，但沒有被採納。12日，西安事變爆發。12月18日，軍委主席團調整了西路軍的行動方針，「你們任務應基本放在打通遠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奪取甘、肅二州」，「除開遠方，暫時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

西安事變發生後，蘇聯《真理報》等稱張學良是「叛徒」、「強盜」。此時已經到達中蘇邊境接運援助武器的陳雲等人，親眼看到了共產國際援助紅軍的裝備。斯大林誤認為西安事變是日本人和國民黨內親日派通過張學良策劃的，因此改變了援助中國紅軍的承諾，決定已放在邊境的裝備不再給西路軍了。24日，中央軍委決定調西路軍東返。27日，又發電稱，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佔領甘、肅二州。

27日，西路軍撤離山丹、永昌地區繼續西進，每晚冒著零下20多攝氏度的嚴寒行軍，1937年元旦佔領高台縣城。1月5日，軍委主席團電令西路軍「即在高台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針對西路軍希望外力幫助的想法，指出「全靠你們團結奮鬥，取得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6日，西路軍建議「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但被中央拒絕。8日，陳、徐再次請求「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軍委回電不可能。共產國際的援助也沒有著落。

5日，馬家軍圍攻佔領高台的第五軍。軍長董振堂看到情況緊急，為保存實力，準備組織突圍。17日凌晨，軍政委黃超派便衣通訊員給董振堂送來一信，大意是，奉總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國際路線重要的軍事據點，要軍長堅守高台。18日，高台被攻破，董振堂犧牲。高台之戰，紅五軍2800多人除了個別人突圍之外，全部犧牲。

正當西路軍在臨澤、高台地區創建根據地時，1937年1月16日，軍委主席團給西路軍發來長電，命令西路軍向東打。23日，西路軍將高台失利的消息報告給軍委，並通報了準備東返的情況。馬步青、馬步芳察覺西路軍收縮兵力，有東返跡象後，火速組織兵力防堵。此時，西路軍14000多人，戰鬥部隊不及五分之二。軍委指示，「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突出重圍，準備繞道張掖以南地區東返。24日，西路軍到達張掖西南的龍首堡、西洞堡一帶。27日下午，在西洞堡，三十軍打敗了青海憲兵團的進攻。28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開會，陳昌浩說要繼續向西打。28日，西路軍又回到了倪家營。

陳昌浩惟命是從

在倪家營，西路軍與馬家軍決戰到2月中旬。2月13日，徐、陳再次提出面臨的各種困難，寄希望於四軍、三十一軍能夠歸還建制。17日，中央書記處和軍委主席團聯名致電西路軍，質問「從蘭州方面來的人員與新聞記者都詳報你們部隊與群眾的關係不好，究竟實況如何呢？」「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是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

顯然，這種抓辮子的腔調和口吻給了陳昌浩巨大的壓力。正如徐向前所說，陳昌浩過去被指責為「國燾路線」的積極支持者，這使得陳昌浩只有惟命是從。在徐向前的提議下，西路軍2月21日撤出倪家營，突圍至威地堡地區。因這裡堡寨分散，地形不利，因此決定再次轉移。徐向前主張向祁連山轉移，但陳昌浩由於被抓辮子，認為這是「右傾逃跑」。這時中央來電，命令西路軍「固守五十天」，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做出了重返倪家營的決定，這使得西路軍走向了最後的失敗。

22日，西路軍重回倪家營。西路軍在倪家營的消耗戰達到24日，已經非常困難。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革軍委，反映西路軍已經十分危急，期盼中央派兵援助。26日，中央複電西路軍，要求「固守五十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但是，此時的西路軍已經沒有「固守」能力。2月27日，西路軍再次從倪家營突圍而出，轉移到西北方向的沙河。此時，西路軍全部人數已經不足萬人。

而馬家軍一直跟在西路軍後面追擊。3月4日，西路軍向中央、中革軍委和一、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致電，說明面臨險惡嚴峻處境，「同時懇請援軍星夜奔來，或以更迅速而有效辦法消滅馬敵，保全西路軍……」當天中央書記處的回電稱：

……二、但中央認為西路軍目前所以陷入危險境地，一方面固然由於地形、給養與客觀的困難條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西路軍的領導者沒有依靠自己力量戰勝一切困難，消滅敵人，完成自己的任務，自信心因而掃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時對群眾的關係上，特別是回民的關係與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為據敵我力量對比結果，我們是完全可能戰勝二馬。

三、中央認為西路軍領導者的這種錯誤，是同過去四方面軍成立第二中央時，採取右傾的機會主義，因此遇到新困難時，又發生這種錯誤。

3月5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西路軍，「想盡一切辦法，至少支持30天，就有辦法」。3月7日，西路軍抵達三道流溝，被馬家軍分割包圍。3月11日午夜，西路軍突圍，搶佔了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經之地梨園口。12日，被馬家軍三面包圍猛攻。梨園口一役後，西路軍可以集中的兵力只剩3000人左右。12日晚，西路軍余部向祁連山深處轉移，後集結於石窩山。

3月14日，西路軍召開師、團以上幹部會議，決定讓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黨中央彙報西路軍失敗情況；余部在祁連山打游擊；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徐向前的回憶說，散會後，陳昌浩對徐向前說，回去以後要和中央鬥爭。當晚，部隊開始分散轉移。

表示「回去以後要和中央鬥爭」的陳昌浩，1937年8月回到延安後，於9月30日寫出了全文九章、六七萬字的《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但受到了批評，繼續檢查。後來從五個方面對自己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檢查。而徐向前認為，西路軍的敗因在於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其次，西路軍喪失了戰場主動權。第三，上級對西路軍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指揮權。

西路軍的遭遇，與當時中共黨內鬥爭有很大關係，更與蘇聯在援助問題上的反覆無常，以及中共中央的判斷和決定有關。遺憾的是，本書對於黨內鬥爭的這一歷史事實和重要背景刻意迴避，潛藏在書中的大量歷史線索，作者雖有所指，但引而不發，從頭到尾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作者所傳達的信息，只有專業的研究者和真正了解黨史，極其細心的讀者才能真正識別。因為作者欲說還休、吞吞吐吐的「隱性寫作」方式，本書的價值一時難以為讀者所真正了解，被接受程度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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