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主義時代重臨，公民政治如何可能？
特朗普在公開演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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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自17世紀中葉以來，伴隨國際公約體系的建立、啟蒙運動、殖民征服、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等政治經濟變革，現代民族國家在三波浪潮的衝擊下被構造產生並遍及全球。作為主權統一體，民族國家的最重要影響是通過國家機關的統治而營造共同體內統一的民族文化。然而，在人類300多年的歷史上，不僅有朝韓對立、蘇聯解體等在事實上造成民族國家瓦解的痛苦記憶；還有當今各國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少數民族獨立運動等正在上演的「戰爭」。民族國家的統一根基在哪裡？在公民權的認同感體系之下，是否存在著另一層身份話語模式？如果是，又將對國家共同體帶來怎樣的影響？
本文試圖從近幾年的美國部落主義政治出發，分析其產生的歷史原因、現狀、解決思路，以反思中國國內長期存在的「民族政策」的改革的可能性，並希望展現一股「行動的力量」以真正「築就我們的國家」。
部落主義時代重臨，公民政治如何可能？
文／楊茂藝
——「我們都是美國人，與這個共性相比，我們的差異算得了什麼？」 電影《野戰排》
從神義論到人義論，從屬民到公民，隨著康德在理論上對「統治vs服從」張力的解除和對國家正當性的賦權，近現代西方社會在啟蒙運動的思想洗禮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凱歌之中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民族，作為主權的載體對象與國家發生關聯；議會憲政，使得規範性的公民身份和歷史實在感的民族意識相互滲透——在群眾性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殖民地民族主義的三波浪潮里，體現著深刻自由與平等的想像的共同體在歐美大陸上迅速生長，並蔓延到亞非拉地區——最終抵達了20世紀下半葉形成的「民族主權國家－世界」的基本格局。
《想像的共同體》書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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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來，理性，一方面通過「終極正當性」和「克里斯瑪式迷戀」，成為了與信仰同構的工業社會的推動器；另一方面又在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不可癒合的傷疤之間顯現出西方文明的最深層危機。於是，自19世紀以來，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正當性也遭受了一系列危機——缺乏統一的公共政治文化來保持民族觀念的開放性，復歸於族群、地理等自然因素而表達對自身經濟、政治、文化處境的不滿與憤怒。從19世紀末德意志反猶主義，到冷戰結束後的高密度民族分離運動，再到21世紀初的普遍民粹主義情緒，民族問題，這一國家政治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的本原性問題，從未離開我們的視野。
利用民族意識和民族問題分裂中國，既是晚清和民國時期帝國主義真實採取的政治策略，又是百餘年來揮之不去的思想陰霾。而上世紀末的那場假性「歷史的終結」和今日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危機和主權安全議題又交織在一起，進一步激發了學界的兩大討論——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策是否是對蘇聯模式的錯誤模仿、是否需要重啟20世紀初建構「中華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
梁啟超曾在《中國立國大綱》中說：「今世界以國家為本位，一切人類動作，皆以國家分子之資格而動作者也。」那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本話語，我們是否應當把過去的「民族制度」和「民族理論」作為「階段性特徵」予以客觀評價，建立一個基於公民權的現代法治國家？本文基於這樣一種視角：公民身份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兩級關係能否平行不悖？以當代美國部落主義困境及其解決思路反觀中國民族認同，提供一種將民族認同容納入公民身份的新創想。
梁啟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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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義，「tribalism」一詞是用來描述基於血緣、生產關係、語言交流、族群等紐帶所形成的社會群體之存在方式，它是一個有著新舊兩個面向的辭彙——從起源上而言，「部落主義」脫胎於古老的家族譜系學、神話系統，以其部落成員對傳統習俗和信仰的遵守為標誌。從客觀而言，19世紀以來的工業革命浪潮在世界範圍內孕育了一批批新的「部落」，它們以種族民族、文化觀念、消費習慣、性別取向、財富階級等等作為他我劃分的依據，將「tribalism」的語義豐富多樣化。
後一種 「部落主義」正全面湧入世界舞台——尤以今日美國為甚。自上世紀60年代的民主運動以來，美國社會在種種漫長且複雜的分裂和對抗之下崛起為世界一極：南北差異、兩黨對抗、黑白隔離、性別訴求等等——不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身份立場並不在本質上構成對民族國家的瓦解力量，因為儘管不同「部落」的塑形範式有所差別，它們都是現代信息技術淹沒確定性的背景下，人為創造的一致性。美國人是在對國家共同體的反思、質疑和爭論之中，不斷地在新的談判基礎上達成新的共識，不斷地簽訂「活絡合同」（rolling contract。就其時效性而言，「部落主義」不過是變質且矮化了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成功的替代品，也無法在動員分裂力量的層面上撼動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
不過，如果我們將部落主義放入美國悠久的兩黨對抗傳統中思考，則會發現現今美國的「兩大部落」正在以「部落政治」的誘惑力對建國之父們所期待的全國性的「民主政治」構成根本威脅——一方是白人，通過共和黨和保守主義媒體發聲；一方是少數族裔群體和富有的白人階級之世界主義者的集合，民主黨為其代言。這兩方毫不妥協的政治群體固守各自的身份認同：特朗普計劃通過「經濟民族主義」和邊界修牆的方式來重建美國的白人共同體情感，而民主黨則打算保持美國移民體系的開放讓「中西部粗鄙的白人從地球上消失」；保守人士反對墮胎法案與同性戀婚姻之合法化，黑人、婦女、LGBT團體則為平權法案捍衛到底；一個是粗俗的民族主義，另一個的眼光變得日益具有全球性……當繁雜的部落按照某些基本價值觀念而集合於兩大主流政黨麾下時，美國政治已儼然蛻化為國內「文明衝突」，不斷捶打著那曾經閃耀光芒的自由主義理想。如果說身份政治是在共同體的墳墓上生根發芽的，今日美國則必須清醒地看到其「部落主義」時代的重臨以及兩黨政治所帶來的精神收縮危機。
美國部落主義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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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義，或言身份政治，並不是美國社會的原相——20世紀初，杜威敦促美國人放棄19世紀的個人主義，以社群主義代之（communitarism），要「用民族主義和歷史主義結合的術語」重新界定美利堅民族的身份。而惠特曼則以黑格爾的歷史觀作為「美國理念」的底色，嚮往以民族國家的歷史取代上帝天國。到了30年代，羅斯福新政則憑藉著法西斯帶來的社會緊張感將美國人從經濟蕭條的危機中拯救出來，以其自由、希望、自我奉獻的愛國觀念影響了一代人。
既然如此，部落主義又是如何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呢？這與左派政治的代際更迭有著密切關係：1964年後，飽經滄桑的改良左派在越戰的泥潭中筋疲力盡，而新左派則掀起了1964-1972年席捲美國的憤怒浪潮，以「防止美國出賣自己的靈魂」。70年代的滯脹難題和偉大邊疆政策的破產則將自由派人士的道路、口號、信念又一次拋入困境——於是，自60年代科技革命以來醞釀好的個體主義至上的孤獨感隨之爆發，個體忠誠的範圍也被縮小，為1982年共和黨人里根的上台及其「反政治」的美好生活景象掛好了幕布。與此同時，政治浪漫主義破產，新左派撤退到大學校園裡構建文化左派的陣營——「差異政治學、身份政治學、認同政治學……」文化左派將冷戰意識形態、技術理性、男性中心主義等思想當作批判對象，以教會美國人認識「他者」為己任，為弗洛伊德心理學意義的「受虐對象」提供幫助，一步步地將經濟的利益群體（interest group）「識別」為社會默許的身份群體(identity group)。
就這樣，宗教、種族、性道德……20多年來，美國人民的注意力被轉向了部落主義和偽政治，一方面，民主黨人的理想主義在學院左派上癮的理論研究里陷入虛空：文化左派堅持將反抗白人男性霸權的重心轉移到對大學、傳媒、教會等文化體制的滲透中，以扶植邊緣群體的族群意識和次國家認同來瓦解美國種族帝國主義的體制，完成文化多元主義的實踐；另一方面，共和黨人抓住全球化的加速「機遇」，將茶黨等民粹主義運動吸收入黨派力量，在左派耽溺於「表演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的間隙里，痛擊了被對手所忽視的經濟尷尬和中產階級的生存難題，結合了底層白人男性的受害者意識而標誌起一個嶄新的「部落」。至此，美國曾經以性、種族、宗教為三維坐標的部落主義變為了二維平面上的對抗政治——兩個自感屬於邊緣的文化族群，被兩個政黨動員起來的對立部落。
「藉助對美國公民身份的傳統自豪感、用社會公平取代個人自由以構建美國的未來」，從現實美國來看，其民族國家價值信仰的衰退使得杜威和惠特曼曾預言的「平民宗教」並沒有得到實現。更可怕的是，部落主義和身份政治，正裹挾著一場分歧無休的漫長寒冬重臨——人們沉浸在自己的部落之中而對他者的情緒、意見視而不見，「仇恨」（hate）取代無知、困惑、不適、恐怖、歧視，成為了一勞永逸的排他姿態。各種群體，無論是短暫的還是相對持久的，都打著自己的金字招牌在公共生活中宣洩不滿——黑人、女權主義者、同性戀捍衛自己的人權；白人中心主義者則在逆向歧視的陰影里畏懼被蒸發的命運。
在當今美國許多知識分子心目里，特朗普不僅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還是一個典型的部落主義者，他通過對美國民眾的部落主義情緒的煽動而獲取了大選成功，將一個通過差異尋求普遍解放的自由政治改造為一個通過差異再造壓迫的反動政治。如果說，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保守右派不是美國的真正未來的話，美國人必須寄希望於民主左派的再次覺醒和行動——白人至上論的出現意味著未來很可能繼續出現基督教神聖論、拉丁美洲人至上論、亞裔移民優越論等等部落主義的話語形態。為了制止部落主義的自我膨脹和惡性循環，美國人需要民主黨和文化左派拋棄對於「他者」、「身份」的殫精竭慮的思考，從超然的世界主義的旁觀者長袍中跳脫出來，成為積极參与社會的政治左派。
部落主義時代已經依靠著信息網路、媒體技術、政治宣傳、經濟數據、影像圖片等等紛繁複雜的外包裝重臨美國，它也正以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撕裂美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美國的兩大部落之間找到新的「無主之地」以實現和解？如何重建美利堅民族的共同體情感基礎？——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里拉指出，當下美國人需要警惕今日的反特朗普主義背後的新一重偽政治面孔，要讓「表演政治讓位於憲政、無止盡的自我表達讓位於民主說服、個人身份讓位於公民權」，以此調動美國人剩餘的民族自豪感並完成美國的「自我實現」。
三百年前，洛克的原始政府理論作為橫向社會契約論而依靠一種「相互性」使得前政治社會的成員們彼此約束以建設政治社會，在漢娜·阿倫特看來，這是唯一一種既無須通過歷史記憶或種族起源來實現聯合，又不藉助於那個「威震四方」的利維坦的政府形式。由此看來，以公民權（citizanship）取代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或許是一種重新整合美國社會的正確思路。依靠對公民權的再次崇拜和堅守，將斑斕的部落收編入同一套價值標準和評判體系之內，「雜多的左派」或許能塑造一個超越種族、性別、性取向等部落主義政治的認同模式，打造一個讓人們有歸屬感的政治聯合，並最終通過政治行動將美國從財閥統治中挽救出來，真正地「築就我們的國家」。
《築就我們的國家》書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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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權國家的發展歷史，不僅是民族國家的構建史，也是公民社會對封建狀態的顛覆史，「民族」理念在與「公民」理念發生交叉的同時，也必須被轉變為成員們對國家的內在情感。否則，作為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與作為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將成為民族國家永遠的矛盾而分裂民族國家。我們見證了普魯士的血腥統一，也銘記著蘇聯的世紀潰散，而今日美國又進入了部落主義的重臨時代…大國風雲，瞬息萬變，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依舊是世界各國不變的堅持。
「以公民權取代部落身份」的思路是否可以用於中國？美國以其無民族識別的美利堅民族開始，駛向了如今的標籤混雜的部落主義與精神封閉的荒漠，再一次證明了其「沒有也不需要參照系」的實驗著的建國曆程。而中國情況則有所不同——豐富的中心－邊緣的歷史交互情感體驗、革命戰爭年代的共同紅色記憶、根基深厚的中華文明。不過，借鑒近兩年來美國人痛苦的部落主義教訓——公民身份和部落認同的兩級關係越來越難以在統一社會之中並行不悖。中國若能從「公民身份」的敘述出發，推平自上個世紀以來被粗糙堆砌的「多民族」的城壕，或許能躍過「部落主義時代」而抵達穩定和諧且自由平等的公民社會，實現公民政治的理想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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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楊茂藝，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學校，現為清華大學新雅書院政經哲專業2016級本科生。曾任清華大學英語辯論協會會員、清華映像稿件組組員、法意讀書編譯欄目成員。愛好讀書、攝影、旅遊；希望以自己所感所想與他人進行交流，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次推送內容取自清華大學新雅書院政經哲系列研討課課堂內容和期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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