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期澳大利亞社會變遷

從1788年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通過流放罪犯和鼓勵自由民移居，在澳大利亞先後建立了新南威爾士、西澳大利亞、南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塔斯馬尼亞和昆士蘭六個殖民地。隨著「牧羊潮」、「淘金潮」和自治運動興起，澳大利亞民族經濟體系加速形成，民族獨立意識迅速增強，社會發生急劇變化。

從流放犯殖民地到公民殖民地

1788年到19世紀中期，澳大利亞主要是英國政府流放刑事罪犯的「海外監獄」。1851年2月21日，澳大利亞人愛德華·哈格里夫斯在新南威爾士的巴瑟斯特淘出黃金，從而引發了著名的「淘金潮」。誠如新南威爾士大學哈特威爾教授所言，「在發現金礦以前，殖民地的發展是平穩、緩慢的；當發現金礦之後，澳大利亞人的生活節奏突然加快，工業、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都有了迅速發展」。

首先，世界各地的淘金者紛紛湧進澳洲，改變了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在「淘金潮」期間，澳洲人口年均增長11%。全澳人口從1851年的437665人猛增到1861年的1168149人，移民大多是來自英國的自由人。隨著自由移民的大量湧入，澳洲人口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罪犯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進一步下降。1868年，英國政府最終停止向澳洲流放罪犯。

其次，「自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改變了澳洲的社會政治秩序。1788—1823年，澳大利亞殖民地總督的權力不受限制。然而，19世紀20年代以後，隨著「牧羊潮」和「淘金潮」的相繼興起，自由移民大量湧入，各殖民地掀起了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自治運動」。迫於壓力，英國政府於1850年通過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法，授權各殖民地成立立法機構，並制定憲法。新南威爾士首先制定憲法，1855年得到英國議會批准。此後，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昆士蘭、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相繼制定憲法，經批准後成立自治政府，英國政治制度中的自治原則由此在澳大利亞得到了移植和複製。

因此，「淘金潮」帶來的自由移民的大量湧入以及殖民地憲法的批准和自治政府的成立，促成了澳大利亞從流放犯殖民地社會向英國公民殖民地社會的轉變。

從農牧業社會轉向工商業城市社會

1788年英國殖民者侵入澳洲以後，澳洲各殖民地農業生產開始起步。到19世紀20年代，農業逐漸成為澳大利亞主要經濟部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後，毛紡織業迅速發展，羊毛供不應求，從而刺激了澳大利亞牧羊業的興起，澳大利亞逐步演變為一個以畜牧業為主的農牧業社會。19世紀50年代以後，「淘金潮」使澳大利亞人口激增，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推動了澳大利亞社會變遷。

首先，加速了澳大利亞從農牧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變。19世紀上半期，整個澳洲幾乎沒有現代工業，屬於典型的農牧業社會。19世紀中葉以後，在「淘金潮」的刺激下，澳大利亞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採礦、冶金、製造業和建築業相繼崛起，商業和金融業呈現繁榮景象，農業生產繼續發展。從1861年到1891年，澳大利亞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4.7%，超過了同期英國的3.2%。全面快速發展使得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單一經濟體制逐漸被多種經濟體制所取代。

其次，推動了澳大利亞從農牧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隨著「淘金潮」的興起，每年湧入澳洲的人數達幾萬甚至幾十萬。「淘金潮」帶來的人口膨脹和工業化進程的提速刺激了城市化發展。到19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一半，城市人口比例超過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在澳大利亞的城市中，殖民地首府佔有優勢地位，它們往往是鐵路和港口樞紐，也是移民來到澳大利亞的登陸處。布里斯班、悉尼、墨爾本、霍巴特、阿德萊德和珀斯都是著名的沿海城市，悉尼和墨爾本則迅速成為中心城市。

從殖民地社會轉向民族社會

早在1851年7月，澳大利亞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溫特沃斯就預言，「淘金潮」將開闢「一個一定會在短短數年之內促使我們從殖民地過渡到國家的時代」。隨著「淘金潮」的興起，19世紀後期澳大利亞民族經濟體系加速形成，民族意識迅速增強，從而促使澳洲從英國殖民地社會向澳大利亞民族社會轉變。

首先，民族經濟體系加速形成。19世紀20年代以來，隨著牧羊業的崛起，澳大利亞民族經濟開始孕育；19世紀後期「淘金潮」興起後，民族經濟體系加速形成。「淘金潮」直接促成了修鐵路的熱潮。1860—1900年，澳大利亞鐵路里程從126英里迅速增長到10556英里。與此同時，通信業也獲得長足發展，到19世紀80年代，形成了以悉尼和墨爾本為中心的全澳電信網。交通運輸業和通信業使社會經濟的各環節得以結為一個有機整體，推動了民族經濟體系的形成。

其次，民族意識迅速增強。19世紀中期以後，澳大利亞民族經濟體系的形成以及整個社會的日漸富裕，使各殖民地的民族意識日趨覺醒，民族主義發展迅速。此前，澳洲人經常以英國公民自居，英國人稱他們是「little Englander」。到19世紀末，大多數澳大利亞人認同和忠誠的對象由英國轉向澳大利亞。

最後，「聯邦運動」蓬勃發展。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澳大利亞民族經濟體系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確立，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情緒普遍高漲，從而催生了澳大利亞的「聯邦運動」。19世紀80年代以後，「聯邦運動」發展迅速，聯合已成大勢所趨。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聯邦成立，這既標誌著澳大利亞殖民地時代的終結，也象徵著澳大利亞民族國家的誕生。

毋庸諱言，19世紀後期澳大利亞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土著居民和華人移民等有色人種的利益而實現的。1788年以降，澳洲各殖民區相繼對土著實行種族滅絕政策。在19世紀後期「淘金潮」中為澳洲開發曾經作出巨大貢獻的華工也受到了殖民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各殖民區先後出台限制華人的法令，以種族歧視為核心的「白澳政策」開始形成，種族主義長期肆虐澳大利亞，這些都對澳大利亞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直到1972年12月，澳大利亞工黨在聯邦選舉中獲勝，工黨領導人、著名政治家高夫·惠特拉姆就任總理，宣布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正式放棄對土著居民的種族同化政策，致力於消除對土著居民等有色人種的法律、政治和社會歧視，承認土著居民有權保持其種族特徵和生活方式，土著文化有權利與主流文化共存。至此，「白澳政策」才最終退出歷史舞台。

（本文系2017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建構主義視域下英國與馬來西亞關係演變研究」（17YBA38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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