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彥：我的父親劉文輝
作為川系軍閥的代表，劉文輝曾經歷了軍事的起起落落和政治的波譎雲詭，他的人生歷程，正是歷史的某種見證。
長子劉元彥出生時，正值劉文輝軍事生涯的頂峰。如今年近八旬的劉元彥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居民樓里過著他安靜的晚年。劉元彥退休前任人民出版社編輯，說話間眉眼總帶著笑，很難想像這是一位出生在軍閥之家、當年曾有優裕生活的「大少爺」。
川系軍閥劉文輝
劉氏家族與川系軍閥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劉湘和父親劉文輝一起構成雄踞四川的軍閥勢力，但其實我們的祖父輩只是四川的一個普通農戶。
父親1895年1月出生於四川大邑一農民之家，是6個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個。13歲時，父親考進公費的成都陸軍小學，在入學試卷上，他寫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讓老師大為驚訝。
1916年，父親在保定軍校第二期讀完炮科後，便回四川，開始了軍人生涯。他先在川軍第二旅當上尉參謀，一年後任營長，以後一直很順，1920年已經在宜賓當上混成旅旅長，成為一支獨立力量。
劉氏家族的軍閥源頭應該從劉湘說起。劉湘的祖父跟我祖父是親兄弟，所以從輩分上講，我跟劉湘是同輩，父親雖然比他還小5歲，但是劉湘的堂叔。1909年劉湘從四川速成軍校畢業後，憑藉驍勇善戰，經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後，他逐步成為四川總司令、四川省長，成為四川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北伐後，他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21軍軍長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應該說，在父親早期的軍事生涯中，劉湘起了一些作用。父親從保定軍校畢業回川後，劉湘向別人推薦了父親，但父親並不直接在他的部隊，以後發展更多還是靠自己的能力。
那時的四川處于軍閥割據狀態，實行防區制，一個軍人控制哪些地區，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都歸軍人管，處於半獨立狀態。四川內戰打了很多年，打得很厲害，也跟這個防區制有關。
父親在各派系軍閥混戰中，地位進一步上升，1922年升任川軍第9師師長，在打敗楊森後，他取得四川幫辦名義，1927年任24軍軍長，1929年當上了四川省主席，那時已擁有7個師，20多個旅、14萬軍隊、81個縣的地盤。而此時的劉湘任四川善後督辦、21軍軍長。他們成為四川的主要統治者。
早期，父親與劉湘是相互扶植的，劉湘第一次下野後，還是父親出錢出力，幫他第二次上台。他們聯手打掉了四川境內以楊森為主的其他軍閥，聯手滅掉了其他勢力後，他們之間卻慢慢對立起來。
根據父親的談話，我分析，他們的矛盾在於，父親不甘於只在四川發展，他跟劉湘商量兩人中一人出去打仗，另一個留在四川當後援。但劉湘自己不想出去，也不想讓父親出去。另外，父親24軍的主要將領都是保定系的，而劉湘是從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的——被稱為「速成系」，兩人的政治意圖不一樣，劉湘保守些。
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也不一樣。父親與蔣介石的矛盾由來已久。父親後來在回憶里也很坦率地說，他反對蔣介石，「當年的動機並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政治野心」。父親在四川發展壯大後，他的政治野心是「問鼎中原」。當時國內掀起此起彼落的反蔣浪潮，父親認為是他實現這一野心的大好機會。1929年12月與湖南軍閥唐生智等聯名通電反蔣；1930年中原大戰，他又站在閻錫山、馮玉祥一邊，一道通電反蔣，最後因為張學良率奉軍入關出面支持蔣介石而失敗；而劉湘當時則是支持蔣介石的。
1931年，父親從英、日等國購進武器和飛機散件，從上海起航經萬縣港被劉湘扣留，多次協商無果。二劉間矛盾於是激化到不可調和，到了只有付諸武力解決的地步。1932年10月1日，劉湘向駐南充的父親部隊打響了第一槍，從而揭開了二劉大戰序幕。這場叔侄之戰，是四川軍閥400多次戰爭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混戰，動用兵力30餘萬人，四川大小軍閥幾乎全部捲入。
這場持續近一年的戰爭，以父親的戰敗而告終，他帶著僅存的12個團從成都退到雅安。雖然未趕盡殺絕，但父親「問鼎中原」的夢想徹底成為泡影。不甘就此沉淪的父親開始籌劃他的另一個領地——西康。
退守西康
西康過去被稱為「川邊」，是父親過去後才建的省。1935年，父親利用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各種關係，如願以償當上「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西康省在西藏與四川之間，當時的面積比5個浙江省還大。西康的省會在康定，1937年我們全家從雅安遷往康定。記得我和弟弟坐一個轎子，走了7天才到康定，第一感覺是康定非常落後，連四川的一個大一點的鎮都不如。
以前父親常年在外，我們和他相處的時間很少。退守西康後，他和我們待在一起的時間也慢慢多起來。
1938年，劉文輝與家人
父親先後娶過3個妻子。第一任是童年時訂的娃娃親周氏，因為沒有生育，大伯做主，替他在老家找了第二房李夫人。父親名叫「自乾」，嫁給父親後，李夫人就改名「李助乾」，因為只生了一個女兒，脾氣又不好，加之當時父親已經開始在軍事上嶄露頭角，需要有位「體面」的夫人對外應酬，1926年，大伯又替父親在家鄉找了第三位妻子，這便是我母親楊蘊光。
1928年，我出生於成都。那時我們家住在方正街，是幾進的大院子。小時候確實過著優越的生活。但母親對我們兄妹管教嚴格，不苟言笑，所以我們家是「慈父嚴母」。我們不怕父親，但對母親心存畏懼。父親在家裡一般只穿便裝，我記憶中，父親對下屬也很少發火，特別是對文官，一直很客氣，只是對武將稍嚴厲些。父親在家裡生活很簡單，一餐四五個菜，父親只吃他面前的那一兩個菜，而且因為部隊出身，吃得也特別快，也不挑食。
父親當時已不能向外發展，所以在西康制定了很多注重長遠發展的政策，還寫了《建設新西康十講》。他比較重視教育。當年縣長上任時，父親有口令：縣政府房屋的建設不得好於當地新建學校，否則就地免職。有的縣長還親自到小學代課。父親到省政府上下班時都要路過一所小學校，現在康定的許多老人還記得：只要看到孩子們在操場上，父親就會走過來，挨個摸他們的腦袋鼓勵一番。
有一次我們全家去跑馬山踏青，父親對我說，他以後要在這裡建一所大學，一座醫院。雖然未能如願，但父親為不少大學捐了款，還為華西協和大學捐了一個樓，為了給西康培養人才，他出資籌辦了一個特殊的系——鄉村建設系，從西康保送一些人進去。
西康很落後，只有水資源，父親決定在康定建水電站，他用了1億元，動員了康定當地所有的銀行資金，還自掏腰包拿出一筆錢才湊夠。發電機是從美國買的，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發電機輾轉了半個地球，花了兩年時間才從美國運到西康，這個大升航水電站一直使用到今天。
退守康定後，為了鞏固他在西康的地位，父親也注意緩和與蔣介石的矛盾，並與各派政治力量交往，所以當時他被稱為「多寶道人」。
1935年，紅軍經西康北上時，我沒有聽父親提過戰爭的具體情形，但當時的地方各派軍閥在「圍剿」紅軍時，都不是特別積極，因為他們明白蔣介石想借圍剿紅軍之機，趁機消滅地方力量。如果和紅軍僵持，中央軍就會派兵過來，趁機把地方軍給收了。所以父親當時也只是敷衍了事，還因為沒有努力防守，遭到蔣介石訓斥。
24軍也有認真跟紅軍打過仗的，我二伯的兒子劉元瑭在24軍下面任師長，他就認真打，蔣介石允諾要升他為軍長，於是他高高興興地到胡宗南那裡，父親攔他他不聽，父親不允許他把整師人帶走，只讓他帶了一團人，結果到了胡宗南那裡不久，就給他一個參議的閑職，白白送了一團的人給人家。他後來想明白了，又逃回成都。
抗戰爆發後，劉湘的川軍被蔣介石調出，部隊一出川就被拆散調往各戰線，等於將劉湘的部隊全部化解掉，劉湘和蔣介石的矛盾就尖銳起來。1938年，劉湘因病去世於武漢。但一直有傳說，他和韓復榘密謀阻止蔣軍入川失敗後，憂慮而死。我想如果劉湘意欲與韓聯手，也是因為不滿蔣介石把他的隊伍拆散，他被架空的事實。
劉湘去世後，蔣介石派張群繼任四川省主席，實際上想控制川康。父親聯繫原劉湘的下屬，還有四川一些實力派人物，共同抵制。直到1940年，張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這把交椅。雖然表面上他暫時和蔣介石平息了矛盾，但蔣介石對父親的戒心也從未消除過。
抉 擇
1948年春，我還在華西大學讀書，思想比較左傾，已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團組織，和地下黨同學一直辦報、辦雜誌。我和地下黨員都是單線聯繫，有一天，我的「上線」跟我說：四川地下黨想跟你父親談一次，希望你牽個線。
我平時跟父親談論政治並不多，但感覺到他很開明，左、中、右的言論都看，也不排斥。我想，跟父親提及此事，如果他不同意，頂多只會罵我一頓。
父親平時起得很早，有一天只有他一個人在吃早點的時候，我尋機跟他提了此事。沒想到，父親聽後很平靜地同意見面，然後又說：其實我早就跟他們（共產黨）聯繫了。
那天父親告訴我，1942年，他第一次與周恩來會面，這也是我們父子間第一次知道彼此的政治態度，但父親囑咐我不能跟任何人吐露，包括對四川地下黨的同志。後來四川地下黨派我的同學在雅安以父親秘書的身份長住那裡。直到解放前夕，他才知道黨中央已事先派人到了雅安。
除了共產黨，父親和民盟、民革的關係都比較密切。他很早就認識張瀾，張瀾也是四川人，成立民盟時希望父親能支持他，民盟的經費也主要是由父親和龍雲出的。1944年，父親在張瀾的住所填寫了申請書，舉行儀式後，申請書馬上被燒掉，也是民盟讓他們放心，不留任何把柄讓蔣介石知道。張瀾後來被軟禁在上海，1949年上半年，父親去南京開會時派人看望張瀾，張瀾讓他做好起義的準備；我見過李濟深從香港給父親寫的密信，是寫在絹上、縫在衣服里託人帶來的，都讓他做好迎接解放的準備。
1949年九十月間，父親接到周恩來電報，大意說，大軍行將西指，希望你積極準備，但不宜行動過早，招致不必要損失。父親考慮再三，帶了一些人在10月下旬從雅安回到成都。之前，很多人認為父親此舉太過冒險，父親回答說：你不懂得，去成都，西康之禍緩，不去，其禍速。他這次冒險回成都主要是爭取時間，等解放軍靠近再起義，同時聯絡更多的人起義，取得更大效果。
父親一到成都，我們的玉沙街住宅對面就出現了一連憲兵，而且四周布有大量便衣。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逃到成都。當天下午，他就召集有父親在內的四川主要人物與他會面，鼓吹與共產党進行「川西決戰」。
第二天，蔣介石來我家訪問，表面上對父親表示尊重和友好，但事先不通知，突然派來大批衛隊警戒，說明他內心仍對父親有所忌憚。他還通過張群等人向父親提出兩方面要求：一是讓父親、鄧錫侯與胡宗南合署辦公，抵抗解放軍；二是提出讓母親去台灣，或讓我先去香港，父親也明白這一番話的真實意圖是什麼。為了表示「誠意」，當時的財政部長關吉玉還親自到我家，說知道我家沒有外匯，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當然，這些要求都被父親以各種理由推脫了。
這期間張群多次約談，試探父親的態度。起初幾次，張群的口氣還比較客氣，父親也跟他真真假假應付一番，見父親一直不明確表態，張群的口氣一次比一次強硬。12月5日晚，父親約請張群和國民黨主要將領在家裡吃飯、開會。席間唇槍舌劍，最後，父親說：「我是大軍閥、大資本家，共產黨哪會要我，如果共產黨的部隊打到西康，我一定同共產黨拼，拼不過，我就到西藏當喇嘛。」
1949年12月6日晚上，張群最後一次來我們家。他說自己馬上到雲南去，又以好朋友口氣囑咐父親「好好乾」。父親擔心張群一走，胡宗南、王陵基他們當晚就會動手，他讓我連夜開車把母親和妹妹送到認識多年的一位老中醫家裡，把我愛人和孩子送到岳母家。我和父親則躲到他一位部下的兒子家住。當時四周都是特務，氣氛特別緊張。
12月7日一早，父親說先回家去一趟，讓我在那兒等著他，哪知等了很久不見父親回來，卻突然來了一人，說父親已經出城，讓我到南門外鄉下他一個部下的家裡等。我只好奉命立即出南門，心裡十分懊喪，因為原來說好同父親一起的。我後來體會父親這樣安排的用意，是防止失利時我和他同時犧牲掉。
原來父親那一天回家與鄧錫侯談話時，接到蔣介石的電話通知，要求他下午到軍校去，父親向有關的人打探了一圈，得知只有他和鄧錫侯接到這個命令；而且得到消息說，原來負責城防的川軍當晚也全部被胡宗南的部隊替換，父親和鄧錫侯感覺苗頭不對，他們當即決定馬上行動。
為了不驚動憲兵和特務，父親沒帶任何行李，只有兩個隨從跟他一道坐車出了門，在離城門洞一段距離後父親先下車，而將空車開出去，在城門外一隱蔽處等他，萬一被哨兵盤查，就說是去機場接客人；父親自己則從城牆的缺口爬了出去。這時他正患氣管炎，當時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由兩個隨從扶著，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的，終於到了城外，鄧錫侯已在外面接應。
1949年12月9日，父親與鄧錫侯、潘文華聯名在彭縣宣布起義。得知消息後，蔣介石帶著蔣經國，馬上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逃往台灣。
父親的24軍在成都武侯祠附近有一個營的駐軍，消息一公布，胡宗南的部隊馬上打了進去，大部分官兵犧牲。胡的部隊還用炮轟開成都新玉沙街我們的家，密集的槍炮聲響了一晚。他們不但將家裡洗劫一空，還在撤走前，在住宅里秘密埋下大量炸藥和雷管，企圖等我們勝利歸來後，把全家炸死。在我們還沒回成都之前，有一些想趁機發財的人闖進去，結果引爆了那些雷管，家裡的三幢房子被炸了兩幢，只剩下我住的那一幢。餘下的雷管和炸藥還是後來解放軍工兵幫助取出來的，一共100多公斤。
父親的24軍在雅安和四川交界處還有一些駐軍，起義消息一宣布後，國民黨部隊馬上攻打這部分軍隊。地下黨同志利用電台跟「二野」聯繫上了，「二野」很快從另外一條路出兵，打垮了國民黨的進攻部隊，解救了這部分24軍戰士。劉、鄧、潘起義消息宣布後，一些部隊相繼跟著起義，雖然24軍本身兵力不多，但更大的影響還在於政治上的。
最後歲月
解放後，父親先後擔任過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59年，父親調到北京，任林業部部長。這段時間，除了上班和開會外，他還經常去外地視察林業。在家裡，他經常讀一些林業方面的書籍。
上世紀60年代，劉文彩的「地主莊園」擴大宣傳，此事統戰部曾經跟父親先打過招呼。那段時間，「劉文彩」的名聲蓋過了父親。但父親在我們面前隻字不提此事，我們也無法窺探到他內心真實的感受是什麼。
上世紀50年代初，父親就把自己的房產全部上交國家，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到了北京後，國務院分配住在史家衚衕，也就是榮毅仁家現在的那座四合院。1966年的一天，門口突然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劉文彩的弟弟還住這種房子！」很快引來了紅衛兵抄家，起初第一批紅衛兵走後，我們還把散落的東西收起來，誰想到第一批剛走，第二批又來，後來我們乾脆也不收拾了，就等著他們來翻。短短几天之內我們被抄了13次，貴重的東西都被抄走，紅衛兵還不斷向父親提問題，父親的心臟病都犯了。
很快周總理派了人來，把父親送到了301醫院，用化名住進去的。當時跟我們家人都沒提及他們的真實身份，只是說送進醫院，讓家裡人放心。來的人也是打扮成紅衛兵的樣子，把家裡的柜子都封了，因為柜子里還裝了很多文件，這樣一來，後來的紅衛兵也不會再抄了。
1966年國慶節，父親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被邀請去天安門。父親在醫院穿上我們從家裡送的衣服後直接上的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見父親的裝束，還說：「你怎麼還穿呢子服？要跟我們一樣嘛！」父親後來做了一身布的中山裝。父親是直接從天安門回的家，因為和毛主席一道上了天安門城樓，這樣一來身份就不一樣了，紅衛兵再也不敢上門抄家。
「文革」開始後，父親的身份是政協常委兼人大常委，林業部部長一職好像也無人提及，但也沒有明令撤掉。父親跟政治打了一輩子交道，平時言語很謹慎，也很少流露他內心的想法。他只是幾次嘆息著說：「鐵打的江山，就這樣砸爛了！」
父親對周恩來總理的感情很深，一直把他視為良師益友。1972年一次見到總理，他對總理說：「郭子儀當了24年宰相，希望總理能超過他。」總理當然明白父親在說什麼，但也不好說什麼，只是哈哈大笑，以後父親也很少見到總理。
晚年劉文輝在看人民日報
1972年，父親不小心摔斷了腿，他原來就有心臟病、肺氣腫，1975年又被發現患了癌症，身體更加衰弱。周總理對父親的病情非常關心，幾次親自批示：盡一切辦法延長生命，只要有危險就隨時向他報告。我們後來才知道，周總理下令保護父親的時候，他自己其實已身患重病了。
1976年1月初，剛出院的父親得知總理去世的消息，極為傷心，不顧醫生不許外出的禁令，他堅持要去向遺體告別，最終還是我們用小車推著他與總理遺體揮淚告別。
不久，父親再次住進醫院，6月去世。「文革」以後，父親一直較為沉默，總理去世後的幾個月，他的心情更是沉重。我們感覺到這一點卻無法幫他排解。父親走後幾個月，「四人幫」被粉碎，我暗暗地想：如果父親能多活些時間，就能放心地辭世了。（2007年6月18日）
【來源: 《往事不寂寞》李菁/文 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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