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
原標題：楊奎松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
撰文：楊奎松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展開討論之前，不能不先做一點說明。潘佐夫的《毛澤東傳》自2007年首版後，迄今已有了四五個版本，即2007年作者獨立出版的俄文版為一卷本，書名為《毛澤東傳》；2009年擴展為兩卷，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故事》，兩卷各有一個副標題；2012年與美國學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2015年又分別在台灣地區和大陸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和簡體中文版。只是繁體中文本是從2012年英文版翻譯過來的，簡體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進一步修改後的俄文本為準」的一個未發表的英文本翻譯的。對照繁、簡本，可了解作者獨立撰寫出版的俄文本與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敘事內容大體相同，章數都是36章，但書名不同，一級目錄不同，全書總字數、引文量及注釋量，前者遠多於後者。簡體本沒有收入英文版的「緒論」，大大壓縮了「尾聲」（改為「後記」），還刪除了一些重要的敘事，正文總字數比繁體本仍多出十五六萬字（漢字）。另外，即使沒有直接閱讀過該書的俄文版，只要讀過英文版的前言和尾聲，對照簡體本的序言和後記，讀者也不難發現，俄文版與英文版在對傳主的認知與評價上也有差別。這一差別的形成，很可能與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參與以及西方讀者的閱讀需要有關。由於存在著上述明顯的不同，我也就很難籠統地評論這本書，只能把對此書的討論限制在大陸發行的簡體本《毛澤東傳》的範圍內。當然，已經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簡本也好，它們的主要敘事和一些重要判斷還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讀不懂俄文本的情況下，涉及一些具體的譯文、概念和表述的問題不易弄清時，我也會對照一下經過作者認可的英文版的文字，來求證問題所在。
1
利用俄檔重寫毛澤東傳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傳記寫得好或不好，可以選取的評價角度很多。歷史人物的傳記如何寫才算好，至少近代以來就有多種流派的嘗試與爭論，至今也是眾口難調，紛說不一。從事歷史研究的學人的評判標準相對比較簡單，因為離不開學術標準。但即使從學術的角度來要求，也還是可以有高低兩個標準：低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傳記相比，高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研究相比。
不論人們對歷史人物傳記的寫法存在著多少種不同的意見，相信今人絕大多數都會同意，一部好的傳記的基礎是真實。歷史真實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為關鍵。莎士比亞也好，屈原也好，後人之所以很難寫出大家都公認的真實可靠的傳記作品來，就是因為他們當年留下來的能夠成為可靠史料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有關毛澤東的傳記所以層出不窮，除了距今較近，感興趣的讀者多以外，一個重要原因也恰恰在於有關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獻史料留下來的很多，並且一直還在不斷地被發現著。
保存毛澤東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國大陸。這也是為什麼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毛澤東傳記性著述，還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集體編撰的《毛澤東傳》（也包括《毛澤東年譜》）。這裡所說的權威，指的是編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實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畢竟，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各種史料，包括文獻、回憶，以及其他各種聲像、實物資料，唯有中國的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最為充分；在中國又唯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研究人員才有條件接觸並利用到這些資料。縱使作為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其資料的取捨有很強的傾向性，但當今幾乎所有其他撰寫毛澤東生平思想史問題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內，仍舊不能不從中大量地轉引史料或轉述史實。
但是，中國大陸保存的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檔案史料，尤其是與毛澤東生平思想關係密切的黨的歷史文獻，還是存在不少缺失。這當然和革命戰爭年代的意外散失與主動銷毀有關。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聯共（布）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下級支部之一，雙方這種關係持續了20年之久，中共不僅有大批人員曾在蘇聯留學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還曾持續地將國內難以保存的眾多檔案文獻送交莫斯科做備忘和保存。即使共產國際解散，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發生了重要改變，雙方電訊及人員往來依舊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很長時間仍在中共中央派駐有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也還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彙報情況，更不必說新中國成立後雙方高層間的頻繁互訪了。故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兩黨兩國關係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雙方關係，包括中共歷史情況的檔案文獻。已知在今天俄國眾多國家級檔案館中，像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外交政策檔案館、軍事歷史檔案館、安全部檔案館，以及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等，都保存有很大數量的涉及中共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檔案史料。僅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一個館所藏數千卷檔案中，約半數都是共產國際檔案和中共歷史檔案。其中有關毛澤東個人的特別檔，據稱就有15個卷宗。由於這些資料長期不對外開放，包括20世紀90年代部分開放後限制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出版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部毛澤東傳記曾經系統地利用到俄國哪怕是一個檔案館的這類檔案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分1949年前和1949年後，先後出版於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沒有用到俄國檔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雖然有條件利用到俄國檔案，但編撰者也只是在實在不能不用的時候，才間接轉引了3條。因為這種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俄檔部分開放以來，外國學者利用俄國檔案來做毛澤東傳，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熱的事情。2005年，英國作家張戎夫婦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所強調的一個主要賣點，就是利用到「俄羅斯大批新解密的檔案」。但因作者並非歷史學者，辨識真偽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觀色彩過於強烈，因此其書在發掘利用俄檔方面並沒有做出多少貢獻。這也是為什麼兩年後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澤東傳》時仍會公開聲稱：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國，由於俄國檔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幾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張戎夫婦的新作在內，過去關於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他宣稱，他的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是依據這些獨特的檔案資料而寫成的」。（中文序，第4頁）顯然，潘書也正是因此獲得了中外大批讀者的期待。
2
潘佐夫《毛澤東傳》的主要貢獻
不過，能夠說過去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嗎？可以肯定，這樣的說法多少有點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書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轉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內的中外各種人等編著的與毛有關的傳記、年譜、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說法，如何能說過去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對此話的具體解讀，或可發現，他所指的所謂「所有說法」，其實主要只是如下兩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按照作者的概括，一個是埃德加·斯諾的「說法」，一個是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
所謂「斯諾的一個說法，即毛信奉『蘇聯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是說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一直是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是說他們「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聲稱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經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了。（中文序，第3—4頁）
這樣的概括說明可能並不十分準確。首先，斯諾真的與費正清等西方學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列寧主義者或斯大林主義者嗎？西方學者中把毛澤東看作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定為莫斯科傀儡的觀點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是這樣評論和看待毛澤東與中共的，但這卻和斯諾沒有多少關係。只要多讀一些美國人在中國抗戰期間與中共交往的回憶或研究著述，就能發現，從抗戰中前期美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以及羅斯福總統，到戰爭後期美國年輕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也包括費正清和戰時不少訪問過中共根據地的英美人士，他們當年大都相信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是不同於莫斯科的，而這種看法主要就源自於斯諾。正是斯諾1937年、1938年在英美報刊上的一系列報道和書籍的出版，影響了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斯諾的這類觀點不僅一直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明晰和堅定。1949年4月，鑒於中國大陸國共易手在即，美國政府及輿論界普遍懷疑中共會成為蘇聯傀儡，與美國作對，斯諾為此還曾專門投稿給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了題為《中國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嗎？》的長篇文章，明確反對這樣的看法，認為新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不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轉的大國」。這也就是說，斯諾的說法和被潘佐夫批評的第二種說法，即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所謂「經典公式」，其實並無太多區別。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認為只能根據俄國新解密檔案並由他這本書來推翻的這兩種傳統「說法」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無論在中國、蘇聯，還是在西方，對於這類「說法」或觀點一直是有爭論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運用俄國未解密或剛解密檔案，人們也一樣得出過和潘書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說法。
有關中蘇兩黨關係，包括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問題的研究，美國學者開展得最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有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蘇聯學者在70年代，中國學者在80年代，也都開始著手研究，並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國學者前期的研究，因為受到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也多半傾向於認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後，受中蘇關係緊張及中美緩和等影響，美國學者的說法又較多地回到斯諾或費正清的所謂「經典公式」上來了，即認定毛澤東自革命戰爭年代就與莫斯科存在隔閡與分歧，此一情況最終影響到5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走向破裂。
受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蘇聯學者的研究也呈現出前後不一的情況。但前期的研究多側重講友好，利用回憶錄較多，運用檔案文獻較少。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對毛的批判達到高峰時，雖陸續有一些檔案文獻的利用，但其強調的仍主要集中在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作用的層面上。直接涉及毛澤東個人史實問題的研究，多採取以歷史當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憶或日記的形式來呈現。這其中雖然也有檔案文獻的運用，但此種形式以及書寫者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極大地影響了這些回憶，包括其中資料選取的客觀性和準確度。
中國大陸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開放，即20世紀80年代初才逐漸展開。由於最初的研究者多屬傳統黨史學者，再加上當時仍深受中蘇關係惡化的情況影響，故最初階段的研究同樣主觀性較強。多數學者都嘗試證明蘇聯學者的觀點是錯誤的，與此前中共黨史研究或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響問題不同的僅僅在於，新的研究不否認中共革命曾經受到過莫斯科的影響，只是轉而強調這種影響負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當時更側重於想要證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取得了領導地位，改行並堅持獨立自主方針，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導下，只會延續以往的失敗，絕無成功的可能。
中國學者的這一波研究的說法很快就在蘇聯引起了反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體現莫斯科正確指導的檔案資料，其中部分檔案並可直接證明，1935年以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仍舊受到並依照共產國際的指導調整變動。包括決定著中共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重大決策，也都離不開莫斯科的正確作用。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對中共黨史學者此前的研究和說法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俄國檔案一度大量開放，許多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檔案文獻得以編譯出版，從而進一步帶動了中國大陸方面的討論研究。事實上，還在俄國檔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國學者在斯大林、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係問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與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問題，蘇聯外交政策改變影響共產國際統戰政策改變，進而影響中共統戰政策改變的問題，也包括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共蘇維埃革命失敗、西安事變、延安整風、戰後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以及台海危機等許多重大事件背後蘇聯因素問題方面，都已經取得了更加合乎實際的新的歷史研究成果，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傳統的說法，也包括國內外一些流行的說法。像潘書中突出強調的兩大新說法，即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對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澤東的許多思想主張，如新民主主義論等，都受到過莫斯科的直接影響等等，早在潘書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國學者做過較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相近的看法。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讀一下潘書的注釋，也不難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澤東傳》，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說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僅靠其個人之力，在全面閱讀和研究了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相關檔案所取得的成果。關於這一點，從作者幾乎沒有針對學界現有研究進展及其觀點展開對話和討論（對張戎夫婦著述的個別批評除外），只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亦可見一斑。
換言之，潘書的主要價值或貢獻，理當是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俄、美等諸多方面各種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時提供了一些自己獨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國檔案的披露還在其次。
強調這一情況，未必就會貶低潘佐夫此書在毛澤東傳記研究中所取得的進展。如前所述，歷史人物傳記即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也有兩種評價標準。潘書在寫法上沒有與現有研究展開對話和討論，但它畢竟將不少新發現或新開放的俄國檔案，包括中外學者新發現的檔案史料，較已有傳記更全面、更系統地集中起來了。僅此一點，對現階段大批關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讀者來說，它也還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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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潘書的「史料價值」問題
自潘書中文簡體版出版以來，不止一次讀到和聽過人們稱許此書的「史料價值」。可惜的是，簡體本刪去了可以展示潘書史料價值依據的「參考文獻」，一般人僅從注釋不大容易了解作者到底參考和利用了哪些俄國機密檔案。
讀英文本所附的「參考文獻」，可知作者將所用史料分為第一手和第二手兩類。第一手史料包括檔案館檔案、私人檔案、已出版檔案、回憶錄和報紙雜誌。作者利用過的俄國檔案館只有兩個，主要是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另一個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也有利用，但可忽略不計，因為作者只利用到一個全宗里的兩個文件，即1953年來華做過半年多駐華大使的B.B.庫茲涅佐夫的日記和周恩來在一次財經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對於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作者說明他至少查閱利用到9個全宗里大約25個卷宗（其中部分檔案，如季米特洛夫日記和一些與毛及中共歷史相關的文獻資料已發表或出版）。根據作者提供的其他資料目錄，可知書中利用最多的，還是各種已經在中國和俄國出版的文獻資料或年譜傳記資料。作者提到的私人收藏的資料，只有他本人與孟慶樹、王凡西三種。
作者利用到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的機密檔案，在潘書中得到披露的情況如何呢？中文簡體本出版不久，共識網曾登出譯者就繁簡本及其對應的英俄文本各自刪節情況所做的對照說明。他們特彆強調，潘書的主要特色就在其「史料價值」。因此他們對英文本和繁體本刪除了俄文本原有的眾多機密俄檔的做法，深表遺憾。他們並舉出為潘書繁體本寫過導讀的丁學良的話來證明說，就連丁都發現，根據英文本翻譯出版的繁體本中幾乎完全看不到俄文本這個最核心的優勢了。他們甚至說，與基於俄文本翻譯的簡體本相比，英文本和依據英文本翻譯的繁體本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
這樣的看法恐怕很值得討論。在英文本中也有長引文，只是其選擇性很強，數量有限，且不超過1頁篇幅。除個別為了迎合西方讀者胃口者外，這類引文都是因確信對讀者閱讀很重要才保留的。如一則出自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即1940年前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提交給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對中共領導人的政治評估的備忘錄，因為事關莫斯科對毛澤東與王明，及其對兩派幹部的政治評價和任用建議，英文本用了長達1頁的篇幅把主要內容都摘錄了下來。同樣引自該檔案館的長引文，還有一則王明1943年年初給季米特洛夫宣布承認毛澤東政治統帥地位的聲明信，摘錄原因也很明顯。其他幾件引文略長者都不是首度公開，也並非出自該館。如斯大林1950年轉交捷克總統說明蘇聯為什麼聽任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幹涉朝鮮戰爭的信，和毛澤東關於中國暫時不能出兵的原因給斯大林的信等，因為對說明斯大林和毛澤東當時所取方針的原因有幫助，因而也保留了長引文的形式。除此之外，英文本明顯地不重視披露史料的功用。
那麼，英文本主要刪去了俄文本中哪些在簡體本譯者看來足以顯示潘書核心優勢的機密檔案呢？
非常感謝中文簡體本譯者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對照列表。從這一對照表可以看出，英文本及繁體本主要刪除了兩部分材料：一是「很可能是此書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檔案史料的內容」；二是「未必是檔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傳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讀者和非相關專業的學者知之甚少」的材料。這意味著，最能體現俄文本核心優勢及其「史料價值」的，主要是前一部分。
那麼，這一部分被英文編者刪去了多少件機密檔案史料呢？15件！這15件中有2件不是潘書首次披露，另有4件與毛生平思想無直接關係。真正屬於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藏檔並直接與毛生平思想史有關的，主要是：（1）1938年賀子珍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簡歷；（2）1939年毛澤民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調查表；（3）擔任中共領導人保健醫生的蘇聯專家就毛澤東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給斯大林寫的報告；（4）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克里姆林宮御醫對毛澤東的體檢記錄即病歷；（5）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蘇聯醫生1950年撰寫的關於毛澤東生活和健康的兩份報告；（6）1949年江青在蘇聯養病期間陪伴和監視她的蘇聯女特務給上司寫的彙報；（7）在莫斯科時毛澤民對康生的否定性評價；（8）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其隨員記錄的毛赫二人關於核戰爭的爭論。
在上述8項刪除中，（6）（7）（8）三項內容較簡，引文僅幾句話而已。第（1）—（5）即簡歷、病歷報告等因首次披露，作者似較為看重，故全文照錄，每份都在數頁以上，合計近20頁之多。唯在我看來，將這些內容冗長，煩瑣細碎，不少家長里短，有些還充滿醫學名詞的簡歷、病歷及報告置於正文中，作者又沒有具體分析解讀，提示文獻要點、特點，對讀者閱讀理解幫助何在，其實是成問題的。這類文獻資料不是不重要，對研究者或有幫助，但放在正文中大可不必，作為附錄置於書後，或許才比較妥當。
我在此所以要討論潘書的「史料價值」問題，實在是因為過分強調潘書在發掘、發現、披露俄國機密檔案問題上的作用，會造成誤導。從前面提到的俄國檔案館保存的與中共歷史，包括涉及毛的生平思想史的檔案情況可知，俄國保存有這類史料的檔案館至少有七八家之多，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並不是最重要的一家。凡研究中共史或中蘇關係史的學者都知道，自蘇聯解體以來，涉及毛澤東生平思想歷史最具重要性的一些機密檔案的披露，大都不是源自於主要保管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與各國黨關係檔案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比如1947—1953年間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通電，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與毛澤東等人談話後的系統報告，斯大林幾度對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詢問的答覆意見，以及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等訪蘇談判的各種記錄，朝鮮戰爭前後中、蘇、朝三方領導人協商交涉情況的記錄與電報，還包括從1948年至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兩黨領導人頻繁會面談話的記錄，等等，基本上都是由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政策檔案館這兩家檔案館提供給學者閱覽並同意刊布的。該兩館中毫無疑問還有許多重要檔案尚未被發現和利用過，而其他像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軍事歷史檔案館、內務部檔案館、經濟檔案館等一眾同樣藏有和中共歷史有關的史料的檔案館，迄今為止甚至還極少得到利用。面對還有大量俄國檔案史料沒有發掘利用的情況，如果我們以為主要只利用了（且只是部分利用了）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一家史料的潘書，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利用俄國機密檔案研究毛生平思想的問題，就大錯特錯了。
為什麼說潘書在發掘、利用和披露俄國重要機密檔案方面還差得很遠呢？潘書雖然說明至少利用到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大約25個卷宗的檔案資料，但全書2000多條引文注釋，直接引自該館者僅120條左右。即使加上書中註明引自季塔連科主編，已經出版並廣為學者利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的70餘條同樣出自該檔案館的史料，都還比不上作者書中引用施拉姆主編的英文「毛澤東集」（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的條目多。
而且，這120餘條注釋引文，不少還是重複引自同一文獻的。如引自蕭三關於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回憶文章（大陸早已出版），就有十五六次之多。還有不少雖註明引自該檔案館藏檔，實際上早經前人發表或早有人利用過了。如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季諾維也夫1922年年初在遠東大會上的報告，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1924年給維經斯基的信，斯大林1925年5月在東方大學的講演，以及1926年關於國民黨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的資料等。真正首次為作者所利用或由作者首度披露於此書中者（有些未註明出處），數量十分有限。直接與毛澤東有關者，除了被英文本編者刪去的幾件外，更值得重視的是20世紀30年代前中期共產國際就毛澤東問題與中共中央之間的數封來往電報，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日記摘錄的斯大林談話和前文提到的1940年前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備忘錄等。但這些資料除備忘錄外，若干年前都已經陸續刊布並譯成中文了。
由此或不難了解，過於強調潘書的特色或價值在於作者大量發掘、利用和披露了俄國機密檔案，很可能會令熟悉毛生平思想史的讀者失望。在這一點上，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潘書英文本的做法是適當的。因為，壓縮世人熟知的內容並刪除大量冗長的檔案引文，只會使潘書的特色和貢獻展現得更清楚。這樣做不僅不會降低潘書的學術價值，反而有助於提升其質量，突出其在研究視角與歷史解讀上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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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書所用俄國檔案的局限
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藏檔，對研究毛澤東生平思想的局限，在潘書中反映得很明顯。如全書36章，就有將近1/3的內容作者無法從該館的藏檔中得到幫助。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響到作者在此書中論證和貫徹自己對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新說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況下，作者只能大量轉引轉述前人用過的史料和史實，這不僅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說法」時還不免會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圓其說。
如該書前兩篇，總計8章，將近13萬字的篇幅，講述的是1893年到1924年毛澤東31歲以前的生平經歷。對於這段時間毛的生平思想，俄國幾乎沒有哪個檔案館保存有很值得重視的史料，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也是一樣。因此，在這8章裡面，我們看不到任何一條有用的俄國檔案。查這8章共有注釋430條，除了20餘條名詞解釋性質的注釋外，數量最多的引文出處是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機構和毛親屬編著的毛傳記、年譜、文稿、文集、族譜和回憶錄之類。其餘徵引最多的，就是多數讀者已熟知的斯諾早年的各種訪談報道文字、施拉姆選編英文版毛澤東集，包括菲力浦·肖特並不很可靠的《毛澤東傳》。這8章唯一直接引自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注釋，只有16條，15條是出自前面提及的在中國早已出版的蕭三的回憶錄，1條新史料即後面會全文照錄的毛澤民1939年12月底在莫斯科替毛填寫的調查表。不過其內容也只是說毛的母親非常勤勞而已，同樣的內容在斯諾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以及其他中文史料中很容易找到，並無必要做此注釋。可以想見，對於多數讀過其他毛傳，對毛這段家事和經歷多有了解的讀者來說，再讀這8章13萬字並無「新說法」的文字，不免會有些乏味。
相比之下，潘書第七、八兩篇8章，講述從1950年朝鮮戰爭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毛的生平思想，同樣沒能從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利用到有用的檔案，卻因為有作者的「新說法」，就寫得風生水起，能給人較深印象。當然，由於作者只能藉助於前人研究已經反覆利用過的個別史料，並無新史料支撐，其「新說法」有時也不免會讓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看得瞠目結舌，有些難以接受。
受文章篇幅所限，這裡僅略舉其第七篇第一章幾例，以證此所說之不虛。
這一章主要講的是1950年到1953年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狀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界從俄國聯邦總統檔案館和俄國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發掘了大量檔案文獻，對戰爭爆發原因、經過及過程，早就有了較為一致的了解和判斷。多數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關於朝鮮戰爭的發動是蘇聯的戰爭計劃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這一「進攻的策動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書作者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認為過去的說法沒錯，朝鮮戰爭從發動到進行，始終都在斯大林的計劃與密謀之中。但是，這一併不新的「新說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獻依據呢？
書中著重介紹了1950年3月底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密談統一朝鮮的軍事計劃，以及5月來華向毛澤東通報與斯大林商談結果的情況經過。作者利用的資料，一是來自於俄國學者托爾庫諾夫的著作，一是來自於美國學者威瑟斯比的著述。兩學者基本上都認為這一軍事密謀很大程度上與金日成堅持不懈的努力分不開，斯大林和毛澤東相反都較為被動。潘書則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設計。斯大林想要通過讓中美髮生衝突來削弱美國，說這原本就是斯大林「擴張蘇聯霸權的一個手段」，甚至說斯大林「準備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第577、585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顯不熟悉冷戰史學界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研究進展，甚至不知道朝鮮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實際上有過兩度分別與蘇、中兩黨就此商談的情況。在他的敘述與論證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兩度商談交涉的資料竟被混為了一談。作者把1949年春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赴華密訪，當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訪蘇以後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澤東對金一講的話，當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對金日成講的話；把1949年朝鮮幾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軍三個朝鮮族師（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給朝鮮）這件事，當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訪蘇後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這一連串史料的誤植和誤讀，首先就動搖了其「新說法」的可信度。
潘書接著談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出兵後發生的波折，按照作者此前對斯大林與毛澤東關係性質的理解，中國出兵早就在斯大林的計劃之中，依照中國官方20世紀90年代初公布的毛1950年10月2日決心出兵的電報，這一說法很容易成立。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發現了10月2日另一封同樣由毛簽署的拒絕出兵的電報。這就給研究者造成了麻煩。坦率地說，對於這兩封內容完全不同的電報的由來，中外學者已經形成了共識。但作者卻別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種新說法。
作者寫道，在出兵問題上毛本來一直信誓旦旦，但真的到了蘇、朝都要求中國出兵的「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突然退縮了」。原因是「10月1日和2日，毛同他的親密同事們討論了朝鮮局勢」。「在權衡了所有的贊成出兵和反對出兵的意見之後，他意識到，自己低估了美國人。中國還沒有做好與美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準備。」據此，毛只好通過羅申大使給斯大林去電，借中共中央之口，說我們決定「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但是，出於對斯大林的畏懼，「就在當天，他又向『偉大導師』寫了一封完全不同的電報」，表示準備派兵去朝鮮。作者的解釋是，因為毛澤東知道，「同斯大林爭論當然是危險的」。既然如此，毛又為什麼會違拗斯大林的想法，發去一封不同意出兵的電報呢？作者的解釋是，「他決定，還是先『探一探』斯大林的口風再說，誰敢說斯大林就一定不會接受他（不出兵）的意見呢」？（第583—585頁）
無須說，這樣一種解讀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邏輯。在這裡，作者至少是有意無意地弄錯了，或沒有弄明白這兩封電報稿形成的時間順序。
實際情況是，10月1日夜，毛收到斯大林請求中國出兵的電報後，即與另外三位書記處書記進行了緊急磋商，基本取得一致後，便於2日凌晨起草了決心出兵的電報稿。第二天白天，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否定了毛的出兵主張，會後毛只好通過羅申大使向斯大林轉達了中共中央的初步決定，壓下了原來的電報稿。但毛並未放棄出兵的意見，因而將在外地的彭德懷等重要軍事領導人召來北京，於4日、5日又接連開會討論，最終促使中共中央改變了2日會議的決定。
同樣，接下來談到毛澤東在出兵朝鮮之後的態度變化時，作者也明顯缺乏對已有的關於戰爭過程中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複雜關係的研究成果的深入閱讀。在他看來，一切照舊都在斯大林個人意志的支配下。他寫道，出兵之初，考慮到與現代化美軍作戰的困難，中方請求斯大林提供空中掩護，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絕，「毛仍然無力與斯大林對抗」，只得勉強派部隊入朝作戰。出兵後，中國軍隊很快推進到了三八線一帶，說毛這才開始有了將戰爭「拖延下去」的信心。想不到不久戰況就陷入僵局，斯大林卻不給中國人提供重大援助，上百萬中國軍人每天都在流血犧牲，「毛終於不得不開始考慮把他們撤出朝鮮的問題了」。「從1951年春季開始，他就不停地向斯大林灌輸這一想法」。但毛的話講得再委婉，斯大林也不接受，因為斯大林「仍然需要這場戰爭」，結果是毛澤東和金日成花了兩年時間都沒有能夠說服斯大林同意停戰。直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周恩來受命到莫斯科參加葬禮，才得以向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轉達了中國政府關於加速停戰談判的迫切要求」，並得到了蘇聯領導人的同意。（第587—590頁）
在這裡，作者明顯不了解朝鮮戰爭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實。
首先，斯大林並沒有拒絕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他只是相信時間上要延遲一兩個月。中國軍隊出兵後不久，蘇聯空軍實際上就已經進入中國東北，之後並跟進到朝鮮境內，為中國軍隊在提供空中掩護了。
其次，中國軍隊推進到三八線一帶時，中、蘇、朝三方根本不存在想要將戰爭「拖延下去」的想法或計劃。除了前線指揮官彭德懷希望暫時停下來休整外，三方政治領導人都堅持要立即突破三八線，並爭取把美國人趕下海去。
再次，正是由於打過三八線後的戰役失利，帶來了一個導致中國方面兩年多難以與美國通過談判實現停戰的麻煩問題，即美國拒絕無條件遣返2.1萬名志願軍戰俘。因此，毛澤東這期間沒有也不可能有「撤出朝鮮」的考慮。不僅如此，為了迫使美國遣返中國戰俘，毛顯然想要和美國較量下去。因此在和與戰的問題上，反而是中、朝之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見，斯大林卻支持了毛。說毛澤東想和，斯大林想戰，中、朝不得不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勉強繼續作戰，顯然不準確。
5
「新民主主義」是斯大林的陰謀？
寫政治歷史人物傳記很容易觀念先行，黑白分明，好就一切都好，壞就一切都壞。作為現當代爭議最大的政治歷史人物之一，毛的傳記作品在這方面自然也呈兩極化傾向。然而，作為蘇聯培養出來的研究者，作者對毛的評價看上去顯得要客觀不少。至少，對革命年代的毛澤東，作者多半都抱持著一種比較理解的態度。比如反覆說明毛在中國農民問題上所做的種種努力，聲稱1925年春毛就認定「只有依靠無數不幸的農民，革命才能成功。」（第199頁）說「他從來沒有背叛過自己追求普遍平等的理想！」（第271頁）儘管，作者也注意到毛那些軍事共產主義性質，或曰極端平均主義的社會正義藍圖，本質上是反農民的；注意到「鬥爭目標和鬥爭本身的浪漫主義色彩迷住了他的雙眼，強大的意志力推動著他去克服一切障礙」。（第289、291—292頁）但他認為毛最大的特長，就是「有對事實進行理論歸納的能力，明快、清晰而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述為一個概念體系的能力，及作為一個宣傳家的才能。」（第226頁）肯定毛能夠實事求是，「每到一地首先是認真調研當地的情況」，因此能夠調適自己的觀點。（第328頁）作者甚至認為，在許多情況下，「毛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位能夠對形勢做出非常清醒的評估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這一評估是他對共產黨奪取政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第259頁）
當然，同許多俄國學者一樣，作者在致力於分析說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時，也會特別看重來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響。在作者看來，他的「新說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種種史料印證了毛澤東的思想與斯大林主義之間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其評價是：「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其中包括毛，在意識形態、組織和政治上幾乎完全依賴莫斯科。」（第637頁）毛澤東尤其「是斯大林的忠實信徒」。（第616頁）如果說有毛主義，「也只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變種，換句話說，是中國的民族共產主義。」即使毛強調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與斯大林的策略路線也是一致的（第495頁）；哪怕中共建立政權後中國全面走向毛澤東化，也並不改其斯大林主義的特質。因為，「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斯大林主義一如既往地影響著中國」。（第660頁）
在一部傳記作品中做出類似的評判是容易的，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任何一種結論性的評說，都需要一連串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史實的支撐。在這方面潘書做得顯然還很不夠。以潘書著力論證的一個說法，即毛的新民主主義說實際上是來自於斯大林，並且反映了斯大林的一個陰謀為例，我們不妨做一點概要性的討論與辨析。
作者認定毛的新民主主義說源自於斯大林，主要是基於他對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的談話記錄的理解。因為簡體中文本譯者對作者這段文字表述有個別關鍵詞句譯得不準確，故筆者參照2012年版英文本，結合簡體中文本的文字，試提供新的譯文如下：
斯大林著重強調了以下問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基本任務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並取得領導地位。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不適宜進行理論的討論，把理論問題往後放放，留到戰後去吧。和過去比，現在不是談論中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好時機（畢竟，資本主義正在中國發展著！）。」換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條新的政治路線，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第466—467頁）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這段談話，毛自然不可能聽到，作者雖無史料依據，但合理推測「中共代表團成員有義務向中央委員會和毛本人轉達這一指示」（第468頁），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這位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對中共領導人談話中表述的，這一斯大林式統一戰線政策的真髓」。（第476頁）
這一「真髓」是什麼呢？作者還是在沒有史料依據的情況下做了大膽的推斷和概括。稱：
斯大林對共產黨的要求是……大力宣傳這個國家在戰後所應選擇的新的發展道路，即溫和的民主道路，以此來取代並不為多數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進道路（即「非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更準確地說，社會主義道路」）……換句話說，需要用戰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完整的民主發展階段的思想來取代不間斷地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理論。這一策略能夠把諸中間階級的代表們吸引到共產黨這一邊，進而幫助共產黨大大擴充其群眾基礎，因為中間階級反對任何專政，不管是共產黨的專政還是國民黨的專政。（第476頁）
對照前引斯大林的說法不難發現，作者的這一概括與斯大林的說法存在著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說的是：「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作者卻偷換成了戰後中國也應排除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而走「溫和的民主道路」。
至於斯大林為什麼主張戰後中國也應該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作者的解釋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這一次也不例外」。這一政策其實「是一個精心掩飾了的戰術手段，其目標不僅在於團結全中國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第476頁）
問題是，如果採取溫和政策的目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那麼，說戰後中國也應排除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經過抗戰，中共取得了領導權，隨後順利地戰勝了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也要走「溫和的民主道路」嗎？
作者相信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國不應急於走社會主義的或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斷，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爭取「中立美國，使華盛頓及其盟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方案的字面意義信以為真，支持中共！那樣一來，中共就將能夠把蔣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漸地『擠出』權力部門，然後通過爭取國民黨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最終奪取政權。」（第519頁）二是「身為俄羅斯民族的共產主義者，他十有八九會為一個新的、強大的共產主義權力中心在未來的崛起而擔憂。遵循蘇聯模式並通過專政手段迅速完成經濟現代化的共產主義中國可能會對他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霸權構成威脅，如能設法把毛的抱負限制在『民主』的目標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繭自縛，並使中共的策略路線服從於他本人的政治行動路線」。（第536頁）
不論這一大膽想像是否合理，作者的結論顯而易見，即毛澤東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於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說，不過是在貫徹落實斯大林的奪權計劃。用作者的話來說，「他做的這些工作原則上並沒有什麼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緣政治戰略」。（第500、502頁）在作者看來，一心想要把中國引上「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從抗戰開始就對建立在統一戰線政策基礎上的這類方針不感興趣。（第536頁）因為「毛澤東比斯大林更激進」。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義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鬥爭手段。因此，抗戰一結束，毛就打算要拋棄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還「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這個提法，是為了避免觸怒莫斯科的那位領袖」。（第536頁）一旦「偽裝成新民主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軍事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管斯大林喜歡不喜歡，他就改提「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實際上就從毛的講話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頁）
歷史史料和史實是否能夠印證作者的這樣一種判斷呢？恐怕很難。
簡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談話涉及中國發展道路問題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句話：抗戰期間不要搞也不要去講過去蘇維埃那一套，一切等戰爭結束再說。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這一指示精神做的，這也是為什麼從1937年戰爭爆發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終主張與國民黨「共同建國」——建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義說不同於斯大林要求的關鍵之處，在於斯大林堅持抗戰期間一致對外，戰爭結束再來解決國共兩黨「怎麼打的問題」。（第467頁）毛從1940年起就認定，抗戰中就要準備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要努力爭取創建一個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第三，1949年毛並沒有因為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的提法、政策和方針。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公報都明確肯定，勝利後的中國將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時，他同樣解釋稱：「人民民主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據此，由中共中央負責起草，並經全國政協會議一致通過的《共同綱領》，更是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義的國家。」
因此，說新民主主義論只是抗戰中毛貫徹斯大林奪權陰謀過程中創造的一種宣傳策略，恐怕未必準確。實際上，潘書對諸多這類涉及毛澤東、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或共產國際領導機構政策、主張、態度、說法頻繁變動的歷史現象，不少都存在著解讀、說明過於簡單、武斷，用力過猛，甚至明顯靠猜的情況。限於篇幅，這裡不做進一步的展開。
6
對若干史實錯誤的辨正
上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潘書的歷史敘述，與學界在許多重要史實研究上所取得的進展相比，是有距離的。一部研究型的歷史人物傳記，尤其是強調自身具有史料價值的歷史人物傳記，無論如何應該重視與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忽略對話，只滿足於個別材料的引用和新觀點、新說法的提出，勢必會因研究上的脫節，造成許多史實上的或史料解讀上的錯誤。
為說明潘書中這類錯誤的嚴重性，我在下面選取了該書第三篇至第六篇中10個較大的問題稍加辨正與說明。對這幾篇中一些一望而知的錯誤，我亦擇要以表格形式列出，唯不再做具體分析。
（1）第三編第二章講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對國共合作政策的態度傾向時，作者運用史料的方法頗讓人奇怪。長期以來，很少專業研究者不知道三大發言等第一手史料僅見於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年的工作筆記和報告書信。作者在書中也多次引用馬林檔案，但在談到毛在中共三大上的表現及態度問題時，卻放著馬林檔案基本不用，主要轉述張國燾幾十年後回憶錄中的說法以為敘史的根據。
作者依據張國燾回憶在書中寫道，毛澤東在會上和他及蔡和森一樣，都對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規定持不同意見，反對馬林和陳獨秀等輕視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只是毛的態度不如蔡和張那麼堅定。作者引述張回憶錄中的說法稱，大會決議投票通過後，毛「以輕鬆的語調錶示接受大會多數的決定」，蔡則「沉重的說……服從多數的決定」，張最堅定，聲明「保留原有意見」。作者據此描述稱，毛在會上一會兒「支持張國燾和蔡和森」，一會兒對在中國發展群眾性政黨和工人運動「抱悲觀態度」；一會兒認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一會兒表示「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剛剛還投票反對大會決議草案，決議通過後馬上又宣布「接受多數人的決定」。（第172—173頁）
馬林在筆記中又是怎麼記述中共三大上的會議發言及如何向共產國際報告的呢？馬林寫道，會上對共產國際黨內合作持異議的主要是蔡和森和張國燾二人。蔡堅持獨立發展工人運動，張國燾堅稱「發展共產黨的唯一途徑是獨立行動，而不是在國民黨內活動」。同樣從事過工人運動的毛澤東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鄧培等代表卻明確講，中國工人只「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充其量擁有民族主義情感。毛並告訴馬林：「他對（湖南）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毛在發言中還明確表示，他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是「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我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正因為如此，毛在中共三大會議召開期間就按照馬林的口徑，寫了專文發表在會後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公開呼籲全國中小商人聯合起來，「領袖全國國民」，以掀起國民革命。
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會在中共三大上取代張國燾，不僅順利當選三大中央執委，而且做了中央局的秘書，成了黨的最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然，馬林原先更看重瞿秋白。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特別提到，三大上中共黨的領導人中陳獨秀、李大釗和年輕的瞿秋白表現是最出色的，他衷心希望瞿能夠做陳獨秀的助手，協助陳在中央工作。「可惜他的健康這麼糟糕」，「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絕不能從事繁重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年輕的毛澤東對共產國際聯合戰線政策堅定擁護的態度和表現，自然就贏得了馬林和陳獨秀的認可。
（2）第三篇第三章作者引述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1924年2月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信稱，身為中共中央代表的毛澤東竟然在青年團全會上公開宣稱「國民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階級陣線應該拋棄」。達林為此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他們另派一位新的代表來替換毛。作者據此寫道：「達林是在自尋煩惱。由於鮑羅廷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持差不多同樣的見解。」作者舉出的證據是：「1924年2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批准了《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主張「吸收工人、農民和城市中間階級的代表加入國民黨，以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秘密準備。」書中緊接著告訴讀者說，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不得不對這種『偏向』做出截然相反的反應，以圖扭轉航向。」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隨後來到上海，於5月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會議，否定了中共中央2月的這個決議案，規定了新的方針。維經斯基轉告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主張是：我們「在國民黨內工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加強共產黨，使之為下一階段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做好準備」。（第192—193頁）
首先，中央二月決議關於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的主張，與毛2月講話稱「國民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階級陣線應該拋棄」，能稱得上是「同樣的見解」嗎？
其次，共產國際4月關於「加強共產黨，使之為下一階段奪取全國政權的鬥爭做好準備」的主張，與中共二月決議關於擴大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的主張相比較，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嗎？
顯然，作者在這裡沒有弄清楚自己轉引的所謂毛澤東2月講話、中共中央二月決議案和共產國際4月指示這三段話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問題。
中共中央1924年的二月決議案是不是受到了5月召開的中央執委擴大會議的批評呢？是。但五月會議批評的是潘書說的這個《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嗎？不是。
作者本人是否讀到了自己引述的這個1924年2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批准的《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頗值得懷疑。因為他在正文中既沒有直接引述文件中的文字，也沒有給出文獻資料的出處所在。
查相關史實和五月會議批評的文字，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弄錯了二月決議案的標題和內容。
這個二月決議案，標題應該是《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該決議案的主旨按共產國際4月指示和中共中央5月會議的觀點，確實偏「右」。因為它強調的是，全黨同志要千方百計維護好兩黨「忠誠的合作」，「不可因他們以往的缺點，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不可在國民黨內和右翼起爭論，必須「儘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要努力使國民黨「真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等等。也因此，決議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之類的文字。
同樣，也只有在這樣一個二月決議案的基礎上，作者所稱達林關於毛的講話，以及「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持差不多同樣的見解」的說法，才可能是成立的。
（3）第三篇第四章作者在說明1926年中山艦事件的過程中，稱「在布留赫爾不在的情況下」，「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由於蘇聯駐華南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無視蔣介石的存在，「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也有意利用季山嘉來敗壞蔣介石的名聲」，「蔣將軍出手了」。3月18日，「蔣命令中山艦政委、共產黨員李之龍把這艘軍艦開到黃埔軍校附近以執行警戒任務。當李奉命將軍艦開到軍校附近的停泊處之後，他又突然被指責為企圖『嘩變』，蔣由此捏造了一個『共產黨政變』的流言」。20日，「他宣布廣州全城實施戒嚴，逮捕了一些共產黨員，派兵包圍了蘇聯軍事顧問的住所」。「一時間，廣州城裡到處貼滿了蔣發布的告示，其中稱：『我信仰共產主義，我本人幾近共產分子。但中共黨人把自己出賣給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決意反對他們。』這次事變給蔣帶來的直接收穫是：季山嘉及其副手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立即就失勢了，而他信任的布留赫爾則再次被任用了。」（第214—215頁）
有關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問題，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保存有不少當時在廣州的蘇聯軍事顧問、蘇共中央軍事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人員事前事後的信件、報告資料，其中不少內容也已經刊布發表在潘書常常引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這部資料集里了。但奇怪的是，作者的這段敘述及其引文，沒有任何一條源自於當年這些檔案史料。書中關於這一事件只有3條資料，其出處除一條系轉引外，兩條均源自於事隔四五十年後的個別俄國人的回憶錄（其中一位事變期間還不在廣州），因此不確及錯誤處甚多。
首先，「在布留赫爾不在的情況下」，「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誤解。一來，讀者很容易以為鮑羅廷當時還在廣州，因而會對鮑羅廷為什麼在事變過程中沒有起作用感到好奇。事實上，鮑羅廷當時也已離開了廣州。二來，說只有鮑羅廷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說法，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中央內部的矛盾問題，這不僅與事實不盡相符，也和作者隨後對事變發生原因的解讀對不上號。
其次，前面說「布留赫爾不在」，後面又說事變後蔣信任的「布留赫爾則再次被任用了」，給人印象好像布留赫爾只是暫時離開了廣州，因蔣對他十分信任，故事變後其他蘇聯顧問有些被解職，布留赫爾「再次被任用」。實際上，布留赫爾在事變發生半年前就因舊傷複發不得不回莫斯科，季山嘉已經接替了他的軍事總顧問一職。蔣趕走季山嘉後，堅持要求蘇方將布留赫爾派回廣州，經莫斯科同意後，布留赫爾5月30日再來廣州，這才有「再次被任用」的情況發生。
再次，作者說明此一事變發生原因時，只談到季山嘉如何「低估」甚至「無視」蔣介石，聲稱季山嘉「試圖將國民革命軍置於他個人的嚴密控制之下」，給人印象，蔣發動事變主要是要從蘇聯顧問那裡爭奪權力。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導致蔣、季衝突的原因作者沒有注意到。那就是，蔣一直在布留赫爾的幫助下在做北伐的準備，在剛剛結束的國民黨二大上他並公開宣布了北伐的意圖，沒想到卻遭到了新來的軍事總顧問季山嘉的反對。雙方之間隨後的隔閡、猜疑及其矛盾衝突，均由此而發。蔣必欲驅逐季山嘉而請回布留赫爾，原因也正在於此。
這段敘述中還有不少錯誤，比如作者引用的兩位俄國人的回憶都清楚地記述李之龍是中山艦艦長，作者卻稱其為中山艦「政委」；比如說汪精衛有意利用季山嘉敗壞蔣的名聲，這在兩部回憶錄中都無記載，也未見其他檔案史料的證明。又如說事變發生後廣州城到處貼滿了蔣發布的「我信仰共產主義」，但不能容忍中共「把自己出賣給俄人」做走狗等內容的告示，這本屬一看就不合情理的道聽途說，作者卻當成事實來敘述。實際上此說出自切列潘諾夫的回憶錄，唯切列潘諾夫事變時並不在廣州。他在回憶錄中也只是說，這是他後來聽說的蔣當時沒有發出的「某些傳單」之一。
（4）第五篇第一章稱1930年8月初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得知紅軍打下長沙後，想「要挑起一場蘇聯會最終取得勝利的世界大戰」。斯大林得到消息後，當即「對李立三發出一道威脅性的命令：『立刻到這兒來』」。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要求下，中共中央於9月末召開了一次極為保密的擴大全會，但「李立三在黨內很有權威」，無論是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瞿秋白，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對他都無能為力」。故會議最後僅僅承認犯了策略和組織上的局部錯誤。作者接著寫道：「對此，斯大林再也沒有耐心了。他迅速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處的領導巴維爾·米夫派到中國來。」米夫10月到達上海，於1931年1月初在上海召集了新的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在會上，僅憑他的一句話，就讓他以前的學生陳紹禹……當上了政治局委員，此人以前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另一位畢業生沈澤民……當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為了支持這些決定，米夫邀請了一群他在莫斯科教過的學生來參加會議。這些年輕人沒一個是中央委員，卻佔了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第322—324頁）
作者用了近3頁篇幅敘述這一情況，總共使用了6個注釋，其中兩個是解釋性的，一個是借張國燾回憶評論米夫為人的，一個是藉助一本中國學者整理的資料介紹幾個留蘇學生姓名的，只有兩個注釋屬於引文注釋。但作者使用的這兩條注釋都不準確。一條注在斯大林「發出一道威脅性的命令」後面，查原注文獻，裡面並沒有提到斯大林，說的是在1930年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書記莫洛托夫主持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草稿，其中要求「李立三同志儘快到這裡來」。雖然用語中提到「儘快」（英文為immediately），卻沒有「命令」的意思，也看不出「威脅性」。這也是為什麼，中共中央接電後毫不猶豫地「請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去，又過了半個月之後，遠東局還在擔心李立三可能根本就不會去莫斯科。
在這裡作者發生誤判和誤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誤以為斯大林在李立三在8月初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上述狂妄的講話後不久，就得知了李的言論，並想當然地認為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肯定已經知道了李立三兩周多前的講話內容，讓李立三到莫斯科來一定是斯大林的主意，而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也一定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進行的。既然斯大林有此嚴厲指示，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卻敷衍了事，只承認犯了策略上和組織上的錯誤，作者自然也就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因為「李立三在黨內很有權威」，中共領導人和遠東局「對他都無能為力」的結果。進而也就很容易推論出斯大林發了脾氣，這才把米夫派到中國來，決意要根本改組中共中央了。
在這裡，作者顯然不了解當年條件下中共中央重要決定和相關文獻資料報送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複雜過程。當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聯絡的渠道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利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的電台；一是利用蘇聯來往於中蘇的外交信使。前者的信息傳遞自然比較及時，中共中央的重要決定馬上即可翻譯成俄文，轉經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人員，送到蘇聯領事館發至莫斯科。後者則費時甚多，通常先會經過中文整理繕寫（會議記錄經常還會由會議發言者審改文字）後，再交遠東局轉交蘇聯外交信使經海路帶去莫斯科，經過一段時間的翻譯後，共產國際相關人員才能具體了解其中的內容。
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的關於世界革命的言論，即是按此既定程序，經過繕寫、加工、交通傳遞和翻譯，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斯大林才看到的。結果，斯大林直到10月才知道李立三8月初講了些什麼。也因此，雖然也是批評李立三的一些過激說法和做法，8月25日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稿中卻完全沒有提到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說法問題。9月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電報指示，以及9月16日遠東局就召開全會問題給周恩來、瞿秋白的信中，也都絲毫沒有提到李立三的8月初講話中的問題。因此，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沒有觸及李立三8月初的那些言論問題。
莫斯科因李立三狂言而震怒的直接表現，反映在10月下旬擬就，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才收到的《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中。由於直到10月中下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才了解到李立三8月初不可容忍的講話內容，並開始做出激烈批評，因而作者接下來關於斯大林為此親自派米夫來上海改組中共中央的說法，就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是米夫到中國來的時間不是作者說的10月，應該略晚一些；二是米夫在此之前就受到派遣，轉經德國到上海來，幫助解決中國黨的路線問題了。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則米夫最初的使命中可能並不包括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的任務。
關於作者所說米夫在主持召集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的過程中「為所欲為」的情況，也與事實有較多出入。
比如說四中全會上「僅憑他的一句話」，不是中央委員的可以「當選」為候補委員，還可以當上政治局委員，就極不準確。實際情況是，受當時秘密工作條件和黨內投票選舉制度所限，米夫要想實現他所希望的改組目標，存在很多困難。包括會議名稱、開會形式、日程及時長、推舉或補選名單的擬定等等，會前會中不同意見各方始終都在激烈爭吵中。以米夫11月到上海來計算，到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他至少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與中共各派人物在進行交涉和討論，光是開緊急會議還是開六屆四中全會，就磋商了很長時間。即使米夫和遠東局最後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並提出了自己的名單，在會上仍舊受到相當多與會者的質疑，因而投票表決時仍不得不接受反對派代表提出的名單，一同進行投票。由此可知，米夫當時並不能輕易決定誰當選誰不當選。
再比如，說米夫「邀請」（英文為invited）了一群自己的學生與會，甚至說「這些年輕人沒一個是中央委員，卻佔了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一說法更是錯誤。作者在這裡加了一個引注，給人印象，他是從中國學者王健英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一書得來這一數據的，但查王書並無此一統計。
實際情況是，與會者37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22名，列席15名。雖然列席者也可投票，但列席15人中約半數是來自反對派的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及全總黨團等單位的代表，真正算得上是米夫學生者只有陳紹禹、王稼祥、秦邦憲、沈澤民、陳原道5人而已，他們至多只能佔到列席者的1/3，如何能佔到與會人數的1/3呢？
另外，作者關於米夫通過四中全會讓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讓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陳紹禹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的說法也不確。實際上，會議經過兩次投票，第一次先補選中央委員，第二次才補選政治局委員。補選中委投了兩個名單，共10人當選，陳紹禹、沈澤民均入選。之後才舉行了政治局委員的補選，補選的5人中有陳紹禹。至於張國燾，他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員，再度選進政治局亦情理中事。何況讓張回國「參加政治局的工作」，也是米夫來上海前六屆三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定，作者說這是米夫刻意安排的結果，顯然也是讀史料不細緻的結果。
（5）第五篇第三章談到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1935年6月中旬會師後，張國燾等與中共中央爭權的經過。稱兩支部隊會師後即發生摩擦，毛等「只能退縮」。7月中旬，「洛甫準備把總書記一職交給張，但是張卻寧願要當時來看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紅軍總政委……周讓出了總政委一職，毛也讓出了前敵政治委員的位子，軍隊的指揮權到了張國燾手裡」。下旬，「毛和洛甫決定對張國燾進行反擊」。20日，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洛甫要求張彙報1932年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的情況。張報告後，「毛對張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責張放棄老根據地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兩個星期後，洛甫又指責張國燾放棄了川北的新根據地。張終於忍不住了：『你們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了，怎麼還認為你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第376頁）
對於上述內容及引文，作者註明引自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但查對該年譜，基本上找不到潘書中的那些引文和說法。年譜完全沒有提到洛甫也準備交出總書記一職的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在7月18日於蘆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了黨內分工問題，同意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給張國燾，並增補一、四方面軍負責人進中央軍委。之後21、22兩日再開會，「聽取張國燾關於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和通南巴兩個蘇區對敵鬥爭情況及反『圍剿』戰略方針的彙報」。但毛、洛及會議都明確肯定張國燾領導下四方面軍總的路線是正確的，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唯對沒有打敗仗就退出通南巴一事，他們認為在策略上是不對的。進一步查對蘆花會議的原始記錄，也查不到張講過什麼指責中央放棄中央蘇區和批評中央路線不正確的話。
（6）第五篇第四章講西安事變後莫斯科的反應及決策過程，稱12月13日當天消息傳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極為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樂觀、讚賞地看待張學良。蘇聯需要保持克制，靈巧地應對與西安事變相關聯的反蘇運動。」第二天開會後他才跟斯大林聯繫，斯大林的反應讓他大吃一驚：斯大林「建議他們（中國共產黨人）拿出獨立的主張，站出來反對內亂，堅持和平解決爭端，堅持簽訂協議和共同行動」。「斯大林實際上是在要求共產黨人釋放蔣介石！」幾小時後斯大林又突然來電話質問季米特洛夫是否知道王明電報的事情，季米特洛夫表示不知道，斯大林氣沖沖地說要把電報找給季米特洛夫看。隨後斯大林又給莫洛托夫打了電話，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辦公室來，討論中國的事情，並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蘇共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曼努伊爾斯兩個人去。（第398—399頁）
作者註明，這段文字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記。但奇怪的是，作者的引述和日記的表述多半不相符。
下面摘錄季米特洛夫日記中與上文相關的部分原文以便對照：
12月13日……斯托馬尼亞科夫來見。他對張學良作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
12月14日……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後）把鄧發的報告送給斯大林，請他對我們的中國同志的立場提出意見。（我們的）建議是：「建議他們採取自主的立場，宣布反對內亂，堅持和平解決衝突，爭取和解和協同行動，在強調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信和毛澤東答記者問中所持立場的同時，爭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各黨派發表民主宣言。」
深夜0∶00斯大林來電話：「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王明在你們那裡做什麼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我不知道有這種事！）「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隨後莫洛托夫來電話：「明天下午3∶30請你們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來，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工作。只有您和曼努伊爾斯基，別人不用來！」
由上不難看出，第一，作者錯把12月13日蘇聯副外長斯托馬尼亞科夫對季米特洛夫說的話，當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話。第二，作者錯把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聽取和討論鄧發報告後起草的針對中共中央的意見稿，當成了斯大林在與季米特洛夫通電話時提出的針對西安事變處置的指示意見。第三，作者錯把莫洛托夫打給季米特洛夫的電話，當成了斯大林打給莫洛托夫的電話。以至於就出現了十分詭異的情況，即季米特洛夫竟然聽到了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電話中的指示：「明天下午3：30請你們到斯大林同志的辦公室來」，討論中國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爾斯基，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季米特洛夫嗎？！）
（7）第五篇第四章講1936年12月20日毛澤東讀到了莫斯科指示電的全文， 說「 但他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黨內同志面前顯得太窩囊。因此， 儘管毛已經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觀情況也有利，他還是沒有（ 英文為went slow） 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當然， 蔣也不急於與
中國共產黨建立同盟」。（ 第401頁）
必須指出，這樣的歷史解讀實在有些離譜。
第一，這個時候黨的總書記不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並不由毛負責。毛雖分工負責統戰和軍事， 但在應對西安事變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決策問題上， 當時也還是集體討論決定。毛既不需要為共產國際來電前的中共中央事變處置方針的對錯負責， 也無法出於挽回自己顏面的目的，去阻礙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協議的商談。即使出了什麼問題，首要負責者，也是負總責的總書記，而非毛。何況，要和蔣談協議，也是遠在西安的周恩來等才能談，毛如何「
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
一戰線的協議」？
第二，在共產國際指示傳達到陝北，事變進人最後幾天時，中共中央最大的願望就是與蔣介石簽訂一個雙方和解或實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周恩來一直在西安為此努力，沒有誰會想拖延或拒絕與蔣簽訂協議。直至１２月２４日晚和２５日上午，即張學良已決定放蔣之際，蔣、宋等雖已有口頭承諾，中共中央還曾兩度提出釋蔣應以留下書面保證為前提的要求。問題在於，蔣介石既不與中共代表見面談判，更不同意留下任何書面的妥協字句。
（8）第六篇第一章介紹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情況，稱「在四天的激烈爭論之後，毛澤東勝出了」。２５日，「洛甫起草並由會議通過的一個決議聲稱，為了贏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輿論的好評，八路軍在最初階段應該在與其他中國軍隊合作的情況下進行運動的游擊戰。該決議要求，在日軍戰線出現缺口的情況下，共產黨控制的部隊應轉而進行獨立的和純粹的游擊戰，藉此來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佔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２７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講了很長一段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要求警偈右傾危險。９月１日，毛又在一次「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強調：共產黨人在戰爭中要建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今後與國民黨的關係，「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要想戰勝國民黨，「共產黨軍隊只能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保存實力，絕不能成為蔣介石手中的傀儡。他解釋說，抗日戰爭將是一場持久戰，因此有必要保持耐心，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第４６４＾６５頁）
上述敘述及引文，作者註明分別來自三個來源，即一本叫《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的教材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中）第１８—１９頁，以及《毛澤東文集》第２卷第８—１０頁。在這裡，除了２７日的引文作者全文照錄了《毛澤東年譜》中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引述或概述明顯錯說甚多。
第一，《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相關內容中並無所引文字。第二，洛甫起草並通過的洛川會議決定中完全沒有談到軍事作戰方面的問題。第三，９月１日毛澤東的「報告」確是引自《毛澤東文集》第２卷第８—１０頁，但編者已經註明，毛的報告對象是「中央一級積極分子」，不是「黨的高級幹部」。文集收錄的只是「報告大綱」，內中談到「戰爭中要建立工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卻沒有談到「保存實力」，「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之類的問題，也沒有「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的說法。査原文，毛關於國共關係的這句原話與２７日作者引用過的那段話的原文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資產階級追隨無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追隨資產階級（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但是，作者在這裡不僅沒有結合毛２７日講話內容來理解，反而依照他想像的「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來取得最後勝利的邏輯，把「追隨」和「吸引」直接改寫成「戰勝」了。
說作者對毛澤東這時的持久戰思想和國共合作思想，更多的是出於自我的主觀想像，並非客觀史實，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作者所稱洛甫起草的決議要求在日軍戰線出現缺口的情況下，共產黨軍隊應轉而進行獨立的和純粹的游擊戰，藉此來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佔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的說法。不僅此說法不知所據為何，更重要的是此說法離歷史事實太遠。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時，八路軍剛開始改編，還沒開赴前線。當時才打到南口、張家口一帶，南口戰役還未結束，保定會戰還未打響，華北敵後根本就不存在，不要說洛甫不是軍人，就是軍事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等，有誰能夠在當時就估計到很快會出現深入敵後作戰的可能性？在日軍還只佔領著平津一帶，尚無任何敵後軍事力量存在的情況下，又有誰能夠提出「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佔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這類說法呢？
同理，８月底前後上海抗戰剛剛打響，華北抗戰也才初揭帷幕，當時戰爭的發展趨勢還看不出中國非敗不可的樣子。再加上這時正逢國共關係全面上升階段，絕大多數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都躍躍欲試要和國民黨合作抗日，毛澤東這時再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範圍會上去爭論，又怎麼可能跑到積極分子大會上去講什麼「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以及我們必須「保持耐心，等待日軍實力的逐漸消耗」之類的話呢？
査潘書引述的毛９月１日報告大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當時苦口婆心地告誡黨內幹部的只有一點，就是一定要把未來前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他最擔心在國民黨居於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中共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最後被國民黨吸引了去或者瓦解掉。他當時的目的，是要保住現有的黨和軍隊，爭取在戰爭中發展到實力領導地位，最終影響、吸引友黨友軍，並引導中國未來的建國方向。也正因為如此，８月２７日中央座談會所列討論問題５項，不僅沒有誰戰勝誰的問題，而且還有「革命前途是否有和平轉變可能」，「和平轉變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否可以有兩黨存在」這樣的問題。
（9）第六篇第一、二章講任弼時受命前往莫斯科彙報工作一事，稱「１９３８年２月底３月初的時候，王明這一派的成員在政治局對毛澤東的支持者們發起了一場公開的鬥爭，後者中最積極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時」「就在這個關頭，毛決定派他的一個心腹去莫斯科解釋形勢並尋求指示……他選擇了任弼時。」任到莫斯科後既「不能公開出面反對王明」，又「要確保獲得對毛作為中共主要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的承認」，因此始終小心翼翼地通過報告來傳遞「以毛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的信息。由於４月中旬遞交上去的第一份報告沒有任何迴音，「５月中旬，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一次會議提交了第二份報告，進一步稱讚了王明，並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一次試圖打消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可能有的對毛澤東的任何懷疑。他傳遞的信息顯然是：毛對莫斯科的忠誠絕不在王明之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現在不會出什麼問題，將來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繼續掌舵吧＇季米特洛夫在請示過斯大林後，表示了對中共政治路線的完全支持，還以決議的形式「『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第４７９＾８１頁）
首先要說明一點，作者這裡對任弼時先提交了一份報告，沒有迴音，不得不又提交了一份報告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查任弼時的所謂兩份報告的內容可知，任４月１４日撰寫的其實是準備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彙報的「報告大綱」，５月１７日所謂「第二份報告」才是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所做的正式報告。換言之，並不存在所謂兩份報告，前一份報告未得回應，任不得不再提供一份補充報告的情況。先行提交一報告大綱，等待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好專門的報告會後再當場報告和回答與會者的提問，這是一個慣例，故所謂「沒有任何迴音」
的說法也不確實。
從作者提供的注釋看，上述史述及引文全部只依賴於兩個來源，一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任弼時選集》，一是２０００年高華在香港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由於《任弼時選集》只收錄了任弼時５月１７日的正式報告的內容，因此可知作者並沒讀到任弼時４月１４日報告大綱的內容。據此亦不難判斷，作者在這一問題上沒有發現任何俄文檔案，他關於任弼時的出使經過、所擬報告大綱的內容及其被冷遇之類的說法，只能是從髙華的書中來的。對照高書，不難發現作者上述說法大都與高書相似，唯不能理解的是，高書已明白寫道：「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彙報的竟是王明」，作者何以就認定是毛澤東「決定」和「選擇」了任弼時呢？
同樣的情況，因為讀過任弼時這兩份文字，故高書雖也推測任此行是旨在爭取共產國際對毛的認可，但其解讀畢竟沒有脫離文本，只是分析認為任報告中的文字隱含著「盡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的意圖。而潘書這裡卻在沒有任何史料依據的情況下，就大膽解讀稱，任弼時的報告就是在告訴莫斯科：「毛對莫斯科的忠誠絕不在王明之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現在不會出什麼問題，將來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繼續掌舵吧。」事實上，任的報告大綱和報告正文直接提到王和毛的名字都只有一處，而且都是簡單的事實陳述，說王明帶回了季米特洛夫指示，說毛髮表過一個重要談話。除此之外，報告沒有任何地方談及兩人的情況或黨內問題，更不曾單獨為毛講話。
至於潘書稱，共產國際依據任弼時報告通過的「決議還『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與史實不符。該決議是６月１１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可以很容易地在季塔連科主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中找到，內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提到過毛澤東，更不必說「同意」讓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黨的總書記了。④莫斯科對毛澤東和王明在黨內地位問題確有表態，但據現有資料可以確定的是，那是７月王稼祥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所做的口頭表示，且並沒有直接談到取代洛甫的總書記問題，只強調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如同多數談論毛澤東生平，特別是毛政治崛起過程的著述一樣，潘書在幾乎所有涉及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８年這一段中共黨內的領導關係的時候，基本無視總書記洛甫的存在。好像洛甫只是掛名的傀儡，毛才是黨的最高領袖。包括在上面的敘述中，作者也是上來就斷言，王明一派人「對毛澤東的支持者們發動了公開的鬥爭」，任弼時去莫斯科的任務，就是「要確保獲得對毛作為中共主要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的承認」。洛甫在這裡僅僅被視為是與任弼時一樣的毛澤東的「最積極的」「支持者」，而不是黨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最髙領導人。如此述史也是不盡妥當的。
（10）第六篇第三章稱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３月七屆二中全會時，已「竭力避免提及『新民主主義』這個術語，轉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這個術語」。稱「二中全會做出的決議明確指出了毛對這兩個概念所做的區別。決議宣稱：在被稱為人民民主國家的東歐國家，『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厲害。』與之相比（英文漏譯）『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暗含著相當大的經濟自由。」（第５４３頁）
査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相關的原文是這樣的：今後「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間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也不是如同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
對照決議原文可知，決議並沒有「竭力避免提及」中國革命和國家的新民主主義性質。包括對東歐國家，也同樣稱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倒是作者把它們改成了「人民民主國家」。決議也沒有表現作者所說的，毛想要像東歐國家那樣實行限制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縮小資本主義存在及發展政策的傾向。恰恰相反，決議明確認為：中國不應學東歐，而應堅持「中國型」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對資本主義發展既不過分放縱，也不加以嚴格限制和使其縮小。
換言之，作者在這裡偷換了決議中所說的東歐國家的屬性概念，顛倒了原文中所講的意思，硬把「人民民主」與「新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按照自己的邏輯想像對立起來，進而得出毛從此不再使用「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結論來。這樣來概述史實，既不準確，也不恰當。
7
並非多餘的話
在結束本文前，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附帶提到。
（1）潘書在中文文獻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在國外學者所撰毛傳中，真正用心且專業性較強者，不能不提到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他出版於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毛澤東》就已經在高度重視毛的歷史文獻的初始性問題了。其７０年代後所做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致力於搜集、整理和編輯「未經加工」過的毛的文章、談話及書信資料集。他的目的，就是想為世人提供一套能夠基本還原毛思想生平本來面目的最基礎的原始文獻。對此，潘佐夫應該也是有所了解的，他也大量利用了施拉姆已經編輯出版的前７卷資料集。但是，他對於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分類即顯示，他遠不像施拉姆那麼敏感。這也難怪他經常會直接把前人研究毛的各種觀點性的和背景性的說法拿來就用，甚至加以發揮。其書中的許多史實性錯誤，均與此有關。
歷史人物傳記寫作，固然是一種集大成之舉，但歷史學者做此工作還是理當保持自己的學術品味和學術標準。即使是各種已出版的資料集、年譜、回憶錄，並不是都可以簡單地當作第一手史料來利用。施拉姆、竹內實等早就在千方百計地重編毛澤東資料集，其原因也正在這裡。換言之，即使是當今較具權威地位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各種文集文稿、年譜傳記，學者引用時也同樣需要保持謹慎的和考據的態度。
比如，毛１９３０年５月所寫《調査工作》，散失了３０多年，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找到後，毛做了大量修改補充後以《反對本本主義》為題重新發表，潘書未加考據和說明，就簡單地當成１９３０年形成的史料，拿來說明那個時候的史實，這顯然過於輕率了。（第３０５頁）
又如，潘書依據《毛澤東年譜》提供的一則說法，照搬到書中稱，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毛主持蘇區中央局會議並提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侵華已經引發了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說「臨時政治局的代表們幾乎是勃然大怒」，有人當場反駁稱：「日本佔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毛因此即請病假上山休養去了。（第３４４頁）事實上，讀一下會前及會後毛領銜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革命政府為國民黨反動派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勞動群眾書》《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為上海事變宣言》等諸多文獻，就能發覺這種資料的可信度有問題，必須要做詳細考據方可使用。把這種一望而知是來自於回憶錄的說法當作信史來用，也是不慎重的。
再如，稱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７日，即洛川會議結束兩天後，中共中央又舉行了政治局常委座談會。（第４６５頁）這也是照搬《毛澤東年譜》的記述，實際上也是不準確的。作者的參考資料中是有中共組織史資料的，査一下就知道，這個時候中共中央只設有政治局和書記處，並無常委會的設置。且參加座談會的人員多半也是參加剛剛結束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成員，故這個座談會不會是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依據常識也是可以判斷出來的。
（2）對簡體中文本譯文的意見
對一部譯著的評論，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譯文的質量。好在潘書還有一個英譯本多少可以對照，故我在遇到中文閱讀存在明顯問題之處，一般還可以對照經過潘佐夫本人審定出版的２０１２年英文譯本。但簡體中文本所依據的英文譯本到底是以２００９年俄文全本為底本的，２０１２年的英文本則為壓縮本，兩個英文本並不完全一致。故本文對潘書的評論固然注意了對照中、英兩種文本，但仍難免會因為沒有讀到過潘書俄文原本，包括２００９年英譯本，也包括可能會因為沒有認真對照２０１２年英文本的每句話，而出現有誤議甚至是妄議的地方。此點還需要再加說明。
就個人看法而言，我認為簡體中文本譯文的質量總體上還是好的。否則的話，本文的討論就無法進行，非改去評論２０１２年的英文本或繁體中文本不可了。但是，行文到最後，我還是不能不說，簡體中文本的譯文質量參差不齊、粗枝大葉，以及因譯者用心不夠而出現錯誤的地方仍可謂比比皆是。一個會讓專業讀者最感頭疼的問題，就是譯者只核對了極少量引文的出處，書中大量引自隨手可査的引文，包括中文的引文出處，相當多處連頁碼都標錯了，有的引文甚至與注釋出處完全不符，譯者都照錄不誤。
至於各種小錯誤，像漏譯，如把「進行不沒收富農財產的土地改革」譯成「進行不沒收財產的土地改革」（第５４２頁）；人名譯錯，如「郭紹唐」譯成了「郭肇堂」（第３８５頁）；名詞譯錯，如把「英美使館武官」譯成了「英美軍事專員」（第４０１頁）；形容詞譯錯，如把「靈活的（或機動的）游擊戰」譯成歷史上就有爭議的「運動的游擊戰」（第４６４頁）；動詞譯得不準確，如「他也懶得去解釋在生產關係體系中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經濟地位」，這裡「懶得」一詞的譯法值得商榷，原英文短語為nor did he burden himself by，比較準確的意思是「沒有盡責」或「沒有用心」（第２１１頁）等情況，仔細梳理起來就太多了。這些小錯誤有時候一樣會造成誤讀。
本文原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東方歷史評論公號，注釋從略，
※近代以來「新中國」名詞的歷史考察
※何兆武：西南聯大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一流？兩個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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