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愛史：四位紅顏，四種文本

最新 03-01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新周刊

（ID：new-weekly）

文化君說：

自古文人最多情。拋開道德，試看徐志摩與前妻張幼儀、前女友林徽因、遺孀陸小曼、知己凌叔華的一段文愛歷史。

都是紅塵中人，愛或不愛，其實沒那麼重要。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

如果活在當下，詩人徐志摩將滿足成為「流量收割機」的一切條件：

1.國學修養與海外背景並重的富N代，

2.會寫詩、演戲的律政系高材生，

3.曾與一票著名長者談笑風生，情史中又嵌著民國名媛中最閃亮的幾顆星（若貼在公號文章里作素材，分分鐘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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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著徐志摩愛情軌跡的書信和日記，那些甜膩肉麻，幾近「話劇腔」和「咆哮體」的表達，擱在上世紀30年代，能直接引起著名的「八寶箱公案」，令林徽因、陸小曼、凌叔華三位「女神」撕到老死不相往來；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可引得深受瓊瑤阿姨浸染的純真少女們涕淚連連；若擱在當下，估計難逃被做成表情包的命運。

但也正是那些書信和日記，展現出在沒有屏蔽功能和朋友圈分組的時代，愛情可以如何經由文字延展出更豐富的層次，繼而發掘出一個人心靈世界中多維並存的空間——不僅包括同時嬉遊於多位伴侶間的快意，也是生活的真實寫照。

徐志摩與金庸是表兄弟。

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

「必自奮鬥自求得來」。

1913年，一隻銀質相片盒被送到上海寶山縣巨富張潤之府上。彼時尚在蘇州讀師範學校的二小姐嘉玢打開盒子，對著相片里戴圓框金絲邊眼鏡的年輕男子沉默不語，算命先生「大姐不宜早嫁」的結論，使她感到肩負某種使命，少頃，才小心翼翼地轉向父親：「我沒有意見。」

幾年之後，以「張幼儀」之名為國人熟知的二小姐才從僕人處了解，履行相同環節時，丈夫徐志摩的反應，只是把嘴角向下一撇，用嫌棄的口吻說：「鄉下土包子。」

這個尷尬的「初次見面」，為徐志摩的第一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辦婚姻奠定了基調：張幼儀始終在順從，為了滿足徐志摩「要一個新式新娘」的要求，特地在婚禮上穿了中西合璧的粉紅色禮服，及至去英國當陪讀，又攥著微薄的生活費包攬了「當年鄉下傭人才幹的活」。

徐志摩則始終沉默、冷淡。按照美籍華裔作家張邦梅的記述，是「愛來就來，愛去就去，飯菜好吃就一句話不講，飯菜不好吃也不發表意見」。

白天不必與妻子長時間相處時，才對其表現出平和和愉快的態度；黃昏到來，則又被憂鬱情緒籠罩。七年間，二人幾乎只維持必要的互動，在記載徐志摩私密感情的書信和日記中，張幼儀甚至是一個需要戒備防範的形象：在1925年3月26日自柏林寫給陸小曼的一封信中，徐志摩將去柏林稱作一個「無趣味的難關」，只因彼時張在柏林留學，如此一來，「又得對付她了」。

徐志摩與張幼儀。

徐、張之間「小腳配西服」式的彆扭，通常被解釋為價值觀的衝突，乃至中西碰撞、新舊交替的時代縮影：對於深受歐風美雨浸潤、崇尚個性解放的徐志摩而言，張幼儀一切值得稱頌的特質，譬如堅忍、賢惠、沉穩、端莊，都不過是對行將被歷史淘汰的封建道德的詮釋。

她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幾乎等同於來自家族的監督與訓導。

而家族的實質，與其說是私人生活場所，不如說是國家制度及其倫理體系的最微觀單元。對身在其中的個體而言，只意味著履行必要的職責與義務，而與情感、個性、慾望、隱私、親密關係無關。

徐志摩留給張幼儀的第一封書信，即是離婚信。

這封信中隻字未提妻兒和父母，僅提到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祝願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有造福人類之心」。

此後，在獻給張幼儀的《笑解煩惱結》小詩中，又一邊勸對方「放開容顏喜笑，握手相勞；此去清風白日，自由道風景好」，一邊指責對方「忠孝節義謝你維繫，四千年史髏不絕，卻不過把人道靈魂磨成粉屑」——與其說這是夫妻之間勞燕分飛的見證，倒不如說是一個反叛傳統者在精神領域的「弒父」檄文和獨立宣言。一如張幼儀所言，「說給我聽的成分，少於說給史家與公眾聽的成分」。

張幼儀是張君勱、張公權之妹。左起依次為張君勱、劉文島夫人、懷孕的張幼儀和劉文島。劉氏夫婦時為巴黎大學學生，張幼儀與徐志摩離婚後，寄居在劉文島家。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離開了張幼儀的徐志摩，終於如願以償地成為了自己。

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中，他覺得1921年秋天自己重回劍橋時，「才有機會接觸了真正的康橋生活，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這更大的愉快，既包括在劍橋大學後花園（Backs）欣賞劍河，與狄更生、福斯特、瑞恰慈在「中英會社」（Anglo-Chinese Society）中消磨光陰，更包括可以不受羈絆地和天才少女林徽因共讀雪萊、拜倫，共賞落日餘暉。

1920年，芳齡十六的林徽因陪同父親林長民赴歐洲考察，一番清揚婉約、見識過人的氣度，使慕名赴倫敦拜訪的徐志摩傾倒不已，旋即展開愛情攻勢。

除了在劍河畔熱烈表白「以後要做一個詩人，一生一世都要為你寫詩」，更兼著一通書信與詩歌的「狂轟濫炸」。

從以雅典娜、維納斯比之，到「摩的臂彎，願為你營造永遠的避風港；摩的胸膛，願為你提供永遠的溫暖」；

從「讓我在你身邊停留一小會吧，你知道憂傷正像鋸子鋸著我的靈魂」，到「我守候著你的步履，你的笑語，你的臉，你的柔軟的髮絲，守候著你的一切，希望在每一分鐘上枯死」。

憑藉這些充斥著比喻與起誓，話劇感極強的句子，徐志摩的情感世界，彷彿由故鄉海寧市硤石鎮森嚴、陰鬱的深宅大院，躍入一間明媚雅緻的會客廳，氣氛瞬間通透活潑了許多，儘管對當代讀者而言，會客廳里通透搖曳的燈火，讓人覺得有些「亮瞎眼」。

1920年代，林徽因與父親林長民合影

對於林徽因而言，當時生活只有倫敦空落落的書房和飯廳，不間斷的雨，時時咬著手指頭哭泣的晚餐，亦恰恰等待一位如徐志摩般聰明、浪漫的伴侶前來叩門。

於是，在最為公眾熟知的那幾段逸事中，二人的登對，表現得像一雙珠聯璧合、吸盡眼球的「沙龍明星」：

1924年4月同為泰戈爾訪華翻譯，佇立在長袍白髯、仙風道骨的詩人左右，「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

5月8日在北京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同演泰翁詩劇《齊德拉》，一個是公主齊德拉，一個是愛神瑪達那，扮相俊俏英文流利，又是好生和諧。

只可惜，會客廳終究是公共空間，不僅意味著向所有志趣相投者開放，也意味著個中一切言行與姿態，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在以「美」為名的華服的包裹下翩躚流轉，並時時接受苛刻的注視與評價，更意味著站在中心侃侃而談的「女神」，只供仰慕而不可與之嬉遊。

珠聯璧合的表象之下，二人在親密關係中的地位已不能用平等來形容，徐志摩如堂吉訶德般殺將上來，令惶恐無措的林徽因嗅到危險的氣息，「怕您那沸騰的熱情，也怕我自己心頭絞痛著的感情，火，會將我們兩人都燒死的」。

而前者以拋妻棄子來挽救這段感情的奮不顧身之舉，更等同於將後者架在了倫理道德的旋渦中。

一如林徽因在分手信中的坦陳：「我不敢將自己一下子投進那危險的旋渦，引起親友的誤解和指責，社會的喧囂與誹難，我還不具有抗爭這一切的勇氣和力量。」

林徽因（右二）與徐志摩（右一）一起接待了泰戈爾。

終於，「金童玉女」在英國留下的佳話，自1921年林徽因的不辭而別生出裂隙。至1928年林、梁兩家結成秦晉之好，一雙新人赴美留學落下帷幕。

鍥而不捨「死纏爛打」間，徐志摩逐愛的筆觸，終於由荷爾蒙泛濫的「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由交織著感官體驗的「我忘記了離開，一次一次，已經習慣，習慣有你，習慣心疼你的一切」，走向天高雲淡的境地：即使分手，也不必糾纏，可以「我要認清你的遠去的身影，直到距離使我認你不分明；再不然我就叫響你的名字，不斷地提醒你有我在這裡」；即使相會，也不必執著，因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然而，無論執著還是釋然，這些文字始終浸泡在一種洶湧澎湃，卻過於宏大和抽象的感情中，不沾一絲煙火氣。

無怪乎多年之後，當兒子梁從誡問起這段感情，林徽因說，徐志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她，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因。換言之，也許是美與智慧的化身，獨獨不是會老去，會怯懦、煩惱和彷徨的具體時空中的人。

林徽因與梁思成。

「我真恨不得剖開我的胸膛，

把我愛放在我心頭熱血最暖處窩著。」

當徐志摩在協和小禮堂舞台上試圖借角色與林徽因重續舊情時，同處一室的，還包括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王庚的太太陸小曼。

1926年七夕，剛剛經歷離婚風波的徐、陸二人於北海公園結成夫妻，收穫的「祝福」，是梁啟超的一番訓誡：「以後痛自悔悟，重新做人！願你們這次是最後一次結婚！」陸小曼則在日記中記下：「這才是我生命中的理想伴侶。可是，我們相識在不該相識的時候。」

以當下的標準考量，徐、陸之戀乃是個典型的「嫂子梗」，加之最終修成正果，是要在微博刷屏並被各路娛樂公號大書特書一番的：陸小曼拉著王庚去參加舞會，豈料曾與艾森豪威爾同窗的王少將是個直男，於此道頗為不通，為避免太太掃興，只好胡亂在舞場里抓了朋友徐志摩來頂包。

一來二去，徐志摩的頂包業務範圍擴展到陪陸小曼聊天、逛街、學畫、爬西山、游天橋，王庚公務繁忙，勻不出多餘的腦細胞逗老婆開心，對此倒是持鼓勵態度。及至陸小曼開始在京城文藝圈裡嶄露頭角，又是為新月社投稿、畫封面，又是憑義演《春香鬧學》成了胡適所言「北京城內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徐志摩已經由當初的「萬用解悶神器」，一躍成為她心目中「從一切假言假笑中看透我真心、認識我痛苦的第一人」，「紅杏出牆」的戲碼不可避免。

王庚選擇大度退出，成就一樁奇聞——畢竟，也只有想得開（缺心眼）如他，才能在老婆和朋友如膠似漆之際，還在為其重拾社交生活而欣喜不已。

徐家給的臉色，可就不那麼好看，老爺、老太太盛怒之下，索性連二人的生活來源都一併斷掉。

在1925年3月至1931年10月寫給陸小曼的一組書信與日記中，徐志摩永遠汪洋恣意的愛欲，亦最終落在了更世俗、更私密的情感體驗中。彷彿與燈火通明的會客廳漸行漸遠，遁入夜幕下燈光昏暗的一座小巢：

戀愛仍有高潔的意境，是「我的淚絲的光芒與你的淚絲的光芒針對的交換著，你的靈性漸漸的化入了我的，我也與你一樣覺悟了一個新來的影響，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貫徹」，仍被賦予高潔的比喻，是「水流與水流的交抱，有明月穿上了一件輕快的雲衣，雲彩更美，月色亦更艷了」，但以排列組合形式出現的「我最甜的龍兒」「眉眉乖乖」「你的歡暢了的摩摩」「我唯一的愛龍」卻開始如彈幕般前赴後繼，無一不是針對讀者感官的正面強攻。

徐志摩和第二任妻子陸小曼。

戀人之間的對話方式，仍是排山倒海到恨不得將從靈魂到心肝肉到細胞的「整個兒」悉數交付出去，卻多了些灶台上的煙火氣。

旅途中或愛不釋口或難以下咽的吃食、海面的大風和嚴寒、朋友的新車子、火車包廂被兩個箱子裡帶槍的洋人佔了去，都能事無巨細地叨念一番；亦多了些枕邊蜜語的暖意，既免不了牽掛身體的情況，免不了用「如其你過分頑皮時，我是要打的嚇」「只是小寶貝，你把摩摩的口袋都掏空了」之類的表達調情；還會在背地裡偷偷吐槽密友，譬如稱胡適之「荒謬」，因為「新近照了一張相，簡直是個小白臉兒」，或者把夫妻間才可以包容的「囧事」偷偷交個底，譬如吃飯吃壞了肚子，底下鬧出笑話，上樓找廁所，偏偏水管又斷，一滴水也沒有，末了還再三叮囑，「請不要逢人就告，到底年紀不小了，有些難為情的」。

這組以《愛眉小札》之名集結出版的書信與日記，如同徐、陸二人直白的愛情一樣，透著不管不顧的「尬」氣，但也有爛漫赤誠與酒神精神。

1927年遷居上海後，陸小曼住上月租金一百大洋的洋房，作畫、跳舞、打牌、聽戲度日，雇著傭人多名，法國化妝品一應不缺，仍是過去的闊太做派，又因在婆家不受待見，鬱郁之中染上毒癮。

為了維持陸小曼揮霍無度的生活，徐志摩不得不在光華、東吳、大夏等數所大學間兼課，及至出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收入增加，卻還要在胡適家寄宿，沖著一厘二毫五的傭金為蔣百里、孫大雨賣房做中人，甚至因陸不願北上，只得頻繁地往返京滬之間，為節省路費而千方百計地搭乘專機、郵機，直到在事故中墜機身亡。

1931年，北京晨報報道有關徐志摩墜機的消息。

在《愛眉小札》中，徐志摩與「眉眉乖乖」的千百種打情罵俏，最終演變成哀求式的規勸。

「你果然愛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倆共同的幸福；先求養好身體，再來做積極的事」；

對愛人的無條件寵溺，最終蛻變為求一個「事情的常理」，嘆息對方「總是忙，總是engaged（有約）」，自慚從無機會與其享受一餐飯、一場電影、一次約會，連自己的生日，也不為其知道；

曾經任意揮霍的激情，最終戛然而止為「中危」式的恐懼：「你想我在這情形下，張羅得苦不苦？同時你那裡又似乎連五百都還不夠用似的，那叫我怎麼辦？債是一件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丟臉教人難堪的事情），我怕極了的。」

從猛然警醒時的「我也到年紀了，再不能做大少爺，馬虎過日」，到1931年10月29日最後一封書信中近似於聲嘶力竭的吶喊——「車怎樣了？決不能再養的了」「我如有不花錢的飛機坐，立即回去」。

原本承載著柔情蜜意的書信和日記，最後竟無意中見證了徐志摩最後時光中一切難以啟齒的困窘。

1931年11月18日飛機事故前夜，徐志摩在與朋友聊天時自嘲「I always want to fly（我總是要飛的）」「小曼說，我若死了，她做merry widow（風流寡婦）」，令人唏噓。

1932年春，硤石各界公祭徐志摩。

「我的話匣子，對你是開定了的，

管你有興緻聽沒有。」

記載著徐志摩一生情感糾葛的文字，包括他在英國寫就的《康橋日誌》及向林徽因瘋狂求愛的情書、他兩次遊歷歐洲期間寫給陸小曼的英文信札、陸小曼的兩本初戀日記，最後都盛裝在一隻「八寶箱」中，交由凌叔華保管。

墜機事件發生後，誰最有資格繼承這隻「八寶箱」，一度引發林徽因、陸小曼、胡適這一幹才女、名士的紛爭，凌叔華成為眾矢之的，承受的譴責中，既指責她私吞徐志摩遺物，亦少不了帶著些針對「情敵」的妒意。

不過對於這位同樣以繪畫、文采、沙龍冠絕京城的名媛而言，曾如何被徐志摩以「中國的曼殊斐兒」之名讚頌欽慕，又如何與後者在半年光景中通信七八十封，甚至得到泰戈爾的「撮合」，都只是次要的；婚內與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外甥朱利安上演的姐弟戀，才是民國八卦史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一頁。對於徐志摩而言，這段發生於追求林徽因失敗、迎娶陸小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同樣面目模糊，像一個瀰漫著霧氣的秘密花園。

說到底，不過是情感空窗期的寂寞總要有地方承載，凌是安全而值得信任的傾訴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