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國前身份及建國後的作為看，中國統一封建王朝的非異族開國君主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吞併諸侯、統一全國的秦始皇，這是統一的封建王朝開國君主中唯一以一人為類的皇帝；

第二類是起自民間的皇帝，如劉邦、劉秀、朱元璋；

第三類是出自舊王朝內部的權臣，如曹丕、司馬炎、楊堅。

秦始皇乃千古一帝，其功績確非後來帝王可比。第二類往往在起義過程中形成一個與帝王共生死的核心集團，第三類則在舊王朝中擁有大批的追隨者，並以此作為禪代的中堅力量。

三類帝王起家過程雖然有別，但在新政權建立後則無不親政甚至親征，從而將政權軍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與三類帝王相比，李淵是一個具有較為突出的異質化特點的皇帝。

李淵起家身份的特殊性

李淵既非秦始皇那樣擁有地方實力的諸侯，又非農民起義的領袖，更非舊王朝內部的權臣。在大業九年（613 年）之前，李淵之官也不過刺史、殿內少監等地方行政官、宮廷事務官。大業九年，李淵通過揭發楊玄感之變受到隋煬帝重視，並委以重任而節制關右諸郡兵，是為李淵起家之始。

至大業十一年，李淵為出任具有臨時差遣性質的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大業十三年為太原留守。太原留守可謂為隋代地方大員，但李淵在太原之兵不過三五千之眾，並受煬帝親信的監視與掣肘。

從其為刺史到太原留守，李淵一直沒有重大的事功超越他人之上，也沒有自己的勢力集團，所以他既不是什麼農民起義領袖，更不是什麼朝中權臣，其立隋恭帝時，隋之天下己分崩離析，故而李淵不論在地方還是朝中都未曾擁有強大的實權。

從起家身份而言，李淵不可歸於上述三類帝王之列。

建國後李淵的分權之治

在新政權建立後，李淵雖然實行隋代三省六部等集權政體模式，但在操作過程中卻實行分權政治。

史載武德二年（619 年），李淵為使建成熟悉政事，將內政繫於太子李建成「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

軍務則委於二子李世民，並授權建有天策上將府，為武官官府之首，位在十四衛府之上，可自署天策府官員。

這就使李淵在為帝期間，國家的治權、軍權分割於二子之手。

皇帝在在位期間即將政治、軍事大權交給兒子處理，這是歷代封建王朝中的特例。

故而李淵稱帝之後，並沒有像其他開國帝王那樣親政、親征，從而造成皇權旁落，李淵三子李建成、李世民及李元吉各有其權，政出多門，政令抵牾混亂，當時長安城中「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敕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

李世民與太子、齊王各成立了自己的軍事文官集團，自然形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

相比之下，李淵的皇帝集團實力最弱，雖然有皇權之名，但沒有實力控制局面。

從李世民掌權之後李淵即縱禁苑鷹犬、停諸官所進珍異、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的舉措看，李淵在位時更多留意於聲色犬馬，發生玄武門之變也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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