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雖然是民族英雄 一代名臣 但在這件事上卻被很多人所詬病

明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刺部入侵，明英宗因為聽信宦官王振讒言，率數十萬大軍親征，結果大敗於土木堡，英宗本人被生擒。一個月後，瓦刺部首領也先率軍挾持英宗至北京城下，要求明朝獻城投降。

在此危險時刻，朝廷人心惶惶，議論遷都南京之時，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言南遷者，可斬也」，一錘定音，並在他的力薦之下，由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位，穩定了人心和朝局。

而後，在於謙的指揮之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于謙也一戰成名，名留青史。

然而可惜的是，這樣一個民族英雄，卻因為小人的妒忌，在奪門之變以後，被徐有貞等姦邪之徒惡意中傷。重新複位的英宗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于謙，其家人被發配邊疆。

一代忠臣的下場，令人唏噓，不禁令人想起當年的岳飛。

除了其經天緯地之功，于謙的為官做人也十分令人欽佩，尤其體現在清廉剛正方面。

在濟南鐵炫祠門口有一幅對聯，上書「功讓王文成,河山再造; 祠比於忠肅,湖水雙清」，這是讚揚鐵炫的功績，也從側面突出在當時人認為于謙的清廉如同湖水一般。

北京保衛戰後，于謙被升為兵部尚書，作為一個二品大員，于謙卻能夠保持儉約，始終住在一個僅能遮風擋雨的破房子里。

景泰帝知道以後，在西華門給於謙賜予了一座宅第，但于謙卻認為正值國家多難之時，他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安危，多次推辭，最後才不得已接受。

于謙被冤殺以後，英宗曾抄人去抄家，卻發現於謙家無餘財，唯獨正室有一個箱子被牢牢鎖住，原以為是什麼寶物，打開一看卻是皇帝賜予的蟒衣和尚方寶劍。

諷刺的是，于謙死後接替兵部尚書的陳汝言，上任不到一年，就因為貪污被彈劾下獄，贓物達數萬之眾，這讓英宗大為感慨：「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資。汝言抑何多也！」前後兩任兵部尚書一對比，更突出於謙之清廉。

于謙死之時，全天下都在為他叫屈，因為他是拯救國家於危難中的功臣，其罪名「意欲」和岳飛之「莫須有」如出一轍。但明末清初的學者們在評論于謙時，卻在一件事上對於謙頗有微辭，那就是于謙在景泰帝易儲時的表現。

從西周起，中國就建立起了以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的禮法制度，這一思想在南宋以後，隨著理學的興起和傳播，日益深入人心，成為無所不在的「天理」。

土木堡之變時，英宗被也先俘虜，當時英宗的長子，也是太子的朱見深只有2歲。面對危急的情況，于謙等人提出讓英宗的弟弟，也就是後來的景泰帝朱祁鈺繼位。

當時朱祁鈺的第一反應，不是天上掉餡餅，白撿了個皇位的喜悅，而是「退讓再三」，還大聲訓斥群臣：「皇太子在，卿等敢亂法耶！」

朱祁鈺的推脫，除了是因為當時情勢危急，擔心當上皇帝有性命之憂，此外也是畏懼他所提到的那個「法」。所謂的法，就是指嫡長子繼承製的禮法。皇帝不在，應當是由皇太子朱見深繼位，是當時人的一種共識。

不過從當時的形勢而言，由朱祁鈺繼位無疑是更適合的選擇，於是于謙等人用「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說法勸服了朱祁鈺，登上帝位。

朱祁鈺身為次子，在危急情勢上登上繼承皇位，本來就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在北京保衛戰成功後被證明是一種成功的策略，這為後來英宗奉迎後，景泰帝繼續當皇帝提供了理論依據。

局勢穩定下來以後，有大臣提出要從也先那裡奉迎英宗，景泰帝猶豫不決，他擔心英宗回來後危及自己的皇帝，一再找借口拖延。但問到于謙時，于謙說「天位以定，寧復有它」，這裡「天位」其實就是指朱祁鈺在特殊情況下獲得皇位是合理的。

但到了易儲問題上，卻不一樣了。朱祁鈺作為庶子接替皇位，是因為非常時期，但當時英宗的長子朱見深還在，仍然是明朝皇室名正言順的繼承人。景泰帝想要廢掉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則是違背了嫡長子繼承製。

在這場易儲事件中，迫於景泰帝的威勢，「眾相顧莫敢發言，為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陳英以為不可……時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強之乃署」，大臣們中只有李侃、林聰、陳英三人反對，其他人都在聯合書上籤了字。

在上面簽名的吏部尚書王直深感懊悔，「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認為是一個羞死人的事情。

後來景泰帝強行冊立的太子朱見濟夭折，群臣又急忙上表，要求復立朱見深為皇帝。要知道當時朱祁鈺才26歲，仍然有產子的可能，但群臣依然希望由朱見深當太子，這才符合禮法。可見，朱祁鈺易儲是如何不得人心。

但在這件事情上，深受景泰帝寵幸的于謙卻好像局外人一樣，絲毫不像他在土木堡之變時的堅決，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默默在景泰帝易儲後接受了「太子太傅」的職務。

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在《于謙論》中，對於謙這一做法進行了評價。

他認為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也」，雖然在景泰帝登基、北京保衛戰、英宗南歸上立有功勞，卻不是一個有功於社稷的臣子。

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之力能爭也。謙雖位大司馬而其權過於相，蓋景皇帝帷幄腹心之臣也..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徘徊而不敢出，而況其率臣面折朝廷乎...而詔草一傳，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為非我發之而我又秉鈞者，天下無以專責也。

易儲之事不合禮法，廢掉太子立朱見濟，是于謙能夠和景泰帝力爭的。于謙當時身為兵部尚書，又是景泰帝的心腹之臣，他如果能提出自己的意見，那景泰帝必然會猶豫，群臣也會站出來支持他。但于謙卻選擇了沉默，只是默默地簽了個名，認為易儲之事不是由他發起的，以後就算有人指責也不會專門怪罪到他。

後來的歷史發展，果然證明了景泰帝易儲是一個錯誤。

景泰八年，英宗在徐有貞、石亨等人的幫助下，發動了奪門之變，重新奪回了帝位。隨後，景泰帝被廢，軟禁於西苑。一眾當初擁立朱祁鈺登基的大臣也被以謀逆罪下獄，處於極刑。

假設于謙當時能夠勸阻景泰帝不易儲，仍由朱見深擔任太子，英宗雖然被軟禁，有怨氣，但因為自己的兒子是皇位繼承人，能登上帝位，有所指望，也不會冒然發動政變。如果奪門之變不發生，就不會再有一次朝堂的震蕩，眾多忠臣良將被冤枉，于謙本人也不會死於冤案之中。在易儲一事上的沉默無為，不得不說是于謙人生中的一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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