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人生最幸運的，是對的時間，對的地點，遇見對的人和事

文 | 麥子

現代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手機上越來越龐雜的APP、微信上越來越多的公眾號、微博上越來越長的關注名單……我們被裹挾在信息化浪潮中，只能做個被動的個體嗎？

除了物質，我們能否擁有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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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18號晚上，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大廳里，71歲的中國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學英國時母校的講台，接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1981年度赫胥黎獎章，他也成為第一位接受這項榮譽的中國學者。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出生在江蘇省吳江松林鎮。1928年，他考入東吳大學醫學預科。漸漸地，他意識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來自社會所造成的貧窮。於是費孝通轉學至燕京大學，師從吳文藻。說起這段師生緣，不得不提吳先生的妻子冰心，因為費孝通很崇拜冰心，所以他說，冰心的丈夫一定也是很不錯的。

冰心和吳文藻

由於費孝通從中學起就在教會學校接受早期教育，對外語授課的場面非常熟悉。然而，當吳文藻在講台上用中文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的時候，費孝通還是被深深觸動了。

65年前在燕京大學講台上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西方社會思想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要用中國語言來表達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國衣料製造西式服裝還要困難百倍。——費孝通《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燕京大學的學生也積極加入到全國的反日浪潮之中。費孝通在一次遊行中受寒得了肺炎，不能修滿學分的他不得不延長一個學年的學習。

然而無巧不成書，就在這一年，費孝通有幸聽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羅伯特·帕克教授的遊學講座，並跟隨帕克教授走出了課堂，走向真正的社會生活，並終生不倦。

現在，當我們打開費孝通那本著名的《江村經濟》，可以看見這樣一行卷首語：「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5年的秋天，廣西大瑤山的瑤民發現有兩個漢人經常出現在村寨之間的羊腸小道上，他們是一對夫妻，男的叫費孝通，女的叫王同惠。王同惠被稱為「現在中國做民族考察研究的第一個女子」，她與費孝通在廣西大瑤山調查的那段日子，是費孝通懷念一生的短暫歲月。

王同惠與費孝通相識在一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同學聚會上，他們因為一個學術問題而發生了爭論。

後來，二人經常在一些學術觀點上意見不合。當年的聖誕節上，因為有同學間贈送小禮品的傳統，費孝通就送給王同惠一本關於人口學的書，他想用這本書中的觀點去影響王同惠。

王同惠接受了這本書，兩個人通過學術上的一些爭論，慢慢感情也近了。費孝通後來用「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暢，生活最優裕，學業最有勁」來形容他和王同惠戀愛的那段時期。

費孝通和王同惠決定一同前去廣西調查，但30年代的中國還是很封閉的，男女授受不親，尤其到這種偏遠地區去，即便所有人都覺得他們應該一起有個照應，但一定要以一種合法的身份去。

怎麼辦呢？八月份，兩個人提前在燕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了婚禮，當時的證婚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出席他們婚禮的還有費孝通的導師吳文藻。六年前的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也是司徒雷登證婚，當時的新娘與新郎恰恰就是吳文藻與冰心。

費孝通結婚後的大瑤山考察，改變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方向。同時，也成了費孝通一生刻骨銘心的痛。

兩個人一起到了廣西南寧，一開始還可以坐車，但是越往下走就越難走，後來村子裡已經通車了，兩個人只能騎馬，坐轎。

費孝通當時還給王同惠說，娶你的時候沒讓你坐上花轎，今天就算補上了。到後來，轎子也行不了了，只能步行。大瑤山之行，算是他們的蜜月之旅。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艱苦生活，在他們看來卻甘之如飴。

每次吃紅薯的時候，費孝通就幫王同惠剝了紅薯的外皮，然後才給王同惠吃。費孝通是城裡來的，吃肥油吃不慣，雞肉上面的雞皮他不吃，所以王同惠又趁熱幫他剝掉雞皮，然後再餵給費孝通吃。

1935年12月16日，費孝通和王同惠在兩個嚮導的帶領下，趕往下一個目的地羅運村。費孝通和王同惠雖然在山裡已經受了差不多近兩個月的鍛煉，但和當地人相比，走山路依然讓他們很吃力。

實在走不動了，費孝通就掏出手絹給王同惠擦汗，這在我們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舉動讓當地人很不適。所以嚮導提出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他們。

在後面的費孝通和王同惠迷了路，怎麼尋找也找不見嚮導和挑夫。他們大聲呼喊，卻只有空谷回音。兩人的心一下子慌了起來，連綿不絕的原始大森林，連當地人都要結伴同行，更別說初次踏進大山的兩個文弱學生了。

費孝通和王同惠結婚照

天漸漸黑了，夫妻倆只能相互攙扶，摸索前進。不知走了多遠，費孝通隱約發現前面有一處看似房屋的建築，他以為是住家，立即過去查看。

後來人回憶說，那是棟很簡陋的建築，很久沒有人住了。費孝通推門的時候，上面就落下了石頭，把他的腳給壓住了。

王同惠想奮力搬開這些石頭，但費孝通預感到自己骨折了，讓她趕快去叫人。他告訴王同惠：沿著水走，因為水向低處流，沿著水走就會有莊稼，有莊稼就能找到人了。

王同惠匆匆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費孝通一邊讓自己保持清醒，一邊祈禱妻子能夠平安歸來。天漸漸亮了，但王同惠還沒有回來，費孝通的心裡有了一種不詳的預感，他強忍著疼痛，掙扎著向山下爬去。

後來費孝通被一個上山趕牛的瑤族婦女發現，通過比劃對方才知道他是在山上受了傷。被救的費孝通，此時此刻最著急的是王同惠已經一晚上都沒有音訊。

村裡的瑤族頭人馬上召集了村寨里的人，上至60歲的老翁，下至16歲的孩子，全部出發去找王同惠。整整找了一個星期，沒有動靜……

後來這個瑤族頭人的孫子回憶說：最後沒有辦法了，只能找人算卦，結果巫師一卜卦，說你們到水邊找去。那些晚上費孝通說他也做夢，夢見王同惠也是在水邊。

在王同惠失蹤後的第7天，瑤民們在一處懸崖下的山洞急流中，發現了王同惠的遺體。那天晚上，王同惠救夫心切，慌亂中一腳踩空，不慎墜落深淵。

王同惠遇難的時候，他們剛剛結婚108天。

費孝通第一眼看到王同惠的屍體，就一頭朝大石頭撞過去，被瑤人給抱住，費孝通說他當時只有尋死的心了。所以當天晚上，費孝通把帶的所有葯亂七八糟吃了一肚子。

他想自殺，結果吃下去後，一下子又全都給吐了出來了。事後費孝通說：這就是同惠在天之靈不讓我死，要讓我以一人之力做兩人之功，所以當我想到這個思路，我就不求死而求生了。

同惠死後，我曾打定主意把我們兩人一同埋葬在瑤山裡，但是不知老天存什麼心，屢次把我從死中拖出來，一直到現在，正似一個自己打不醒的噩夢！——費孝通《花籃瑤社會組織》

孟吟是費孝通的第二任妻子。兩人自1939年結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一起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流光，孟吟一直對費孝通不離不棄。

穆旦在詩中曾說：「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是愛情」。二人的故事，略可形容。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緣分？或許只有經歷過那個大時代的人們才能真正體悟。

在歷史的長河中看見一個人，可以通過他的感情，也可以通過他致力的事業。

在正月里，當我們回到家鄉，和親人們團圓過年的時候，「家鄉」和「農村」這兩個概念值得被再次提起。作為中國人，這裡有我們的根。而費孝通先生一生致力的事業，和這兩個概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936年初夏，在外考察受傷的費孝通回到了家鄉的開弦弓村養傷。在這裡，費孝通開始了對他一生都有著重大影響的實地調查。這個村莊就是後人所熟知的「江村」。

那一年，費孝通26歲。

開弦弓村坐落於太湖東南岸，盛產蠶絲。由於村中有兩條小河，形狀像一把張開的弓蓄勢待發，因而得名。1936年初夏，受傷的費孝通正在家鄉休息。此時，費孝通的二姐費達生，建議他到開弦弓村去小住一段時間，可以一邊養傷，一邊看看村裡絲廠的情況。

費達生在年輕的時候就到日本專門去留學，學習繅絲技術。回國過後，跟她的先生一輩子致力於推廣最新的繅絲技術。

二姐所從事的絲業改革，是對社會進步持改良思想的費孝通所感興趣的。特別是當費孝通親眼看到農民的勞動與現代繅絲機器的結合，他的心思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為現代工業進入中國農村的這個場面所激動。

由於這一帶人多地少，靠土地根本養活不了這麼多人，費孝通當時就提出農民辦工廠是一件好事，這樣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時間，他利用姐姐在當地打下的社會關係基礎，廣泛的和當地人接觸。

在當時的開弦弓村人眼中，這個年輕的學生有點與眾不同。短短兩個月內，拄著雙拐的費孝通在街巷裡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不時在筆記上做著記錄。

從這次調查開始，費孝通將「中國城鄉發展的道路」作為他一生的研究課題，此後的六十年中，費孝通曾先後26次重返開弦弓村實地調查。

1957年4月，費孝通和姐姐費達生一起重返開弦弓村，村民們自發的在村口的岸邊迎接他們。但當費孝通問起大家的生活時，每每說到糧食問題，便戛然而止。

費孝通認為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問題是飢餓問題，而要想告別飢餓，一定要農工相輔。

讓農民富起來，成為費孝通每一次實地調查的最終目標。改革開放以後的1981年，費孝通三訪江村，當他看到開弦弓村因為大力發展養殖、紡織和繅絲，而變得富裕起來的時候，笑容在他的臉上綻放。

我覺得高興的是想的辦法、出的主意由於順著改革開放的總形勢有些已取得成效。這也使我對自己所走的學術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地感到生逢盛世的興會。——費孝通《第二次學術生命》

「江村」在70多年前是一個再平靜不過的鄉村，然而在那時，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們，就已經熟知了這裡的一切。後來，這裡被人們譽為是「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名揚海外。

這一切，都是因為遠渡重洋留學的費孝通，以此為例寫下的《江村經濟》。他的導師馬林諾斯基稱這是人類學實地調查的里程碑。同時，它把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問題帶向了世界。

同年，費孝通結束了在英國的留學。此時，抗日烽火已經燃遍了中國大地。面對是留在英國還是回到戰火瀰漫的中國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堅決選擇了後者。

我當時覺得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費孝通《雲南三村·序》

由於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和天津相繼淪陷，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被迫南遷，一大批傑出的中國知識分子聚集在昆明。費孝通輾轉回到昆明後，便立即加入他的老師吳文藻組建的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研究所」。

雖然這時國家烽煙四起，但在費孝通看來，作為文人也自有參戰的辦法，那就是認清楚我們的國情。

由費孝通領導的「魁閣」，就是在這期間一個非常有名的團隊。從1939年到1946年間，魁閣的研究者們以他們的學術熱情和堅韌不拔的毅力，致力於探討用社會學的知識改變中國農村落後的狀況，為後人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和寶貴的研究成果。

「魁閣」，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學界流行甚廣的一個綽號，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學術集團雛形」。

在那個歲月里，國土淪陷，物資奇缺，資金匱乏。但就是這批年輕人，擠在又臟又窄的破廟裡，為中國的富強而忘我工作，形成一個朝氣蓬勃的學術團體。

在1945年出版的《雲南三村》，就是魁閣時期，費孝通帶領的這批年輕人學術研究成果的體現。

後來，有人去調查當時費孝通這些教授的工資，大概是500塊一個月，500塊聽著好像不少，但實際上那個時候的真實情況是——物價飛漲。

這時候，費孝通寫文章的本領派上了用場。由於他寫文章特別快，一有空他就每天坐在茶館裡各種小報來約稿，而且立等可取，馬上就可以拿到稿費。

雖然生活條件惡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沒人放棄，沒人叫苦，大家共同經營出一種合作和友愛的風氣，創造了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史上傳說般的「魁閣時代」。

這一段的生活，在我這一生里是值得留戀的。……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情深，何等可愛。——費孝通《雲南三村·序》

費孝通長壽，逝於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他年輕時英俊清瘦，入中年後則胖碩開朗。有人曾在費孝通晚年的時候當面問他，他不厭其煩重複的一句話就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當我們在春節，回歸鄉土，祭拜祖先，闔家團圓之時，是否還能記起1936年的那個初夏，記起青年費孝通拄著拐杖，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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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狐，愛配音的小透明。用聲音傳遞情感，不求盡善盡美，但求問心無愧。新浪微博：@狐狸愛CUC，微信公眾號：聲夜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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