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北伐期間與日軍的交涉
撰文：羅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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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復職，繼續之前已經推進到山東境內的北伐。北伐軍5月2日進入濟南城，第二天便與日軍發生軍事衝突。本文為羅家倫親歷之兩軍交涉經過。
羅家倫
日本要滅亡中國，就絕對不能讓中國統一，它才可以分別的宰割。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以來，連戰皆捷，聲勢浩大。當民國16年克複南京以後，日本就已經計劃在黃河流域打擊我軍，6月間我軍抵達山東臨城滕縣一帶，日本在7月間就從大連增兵3000多人赴青島，7月18日日軍炮隊帶了10幾門大炮由膠濟路開到濟南，當時若是我軍繼續北伐，恐怕濟南事變早在那年已經發生了。不幸因為寧漢分裂的結果，總司令蔣先生在8月12日翩然下野，北伐之師因而停頓，所以日軍因目標喪失，在9月3日日方駐上海總領事矢田致函我方交涉員通告撤兵。到17年初，蔣總司令復職，仍然繼續北伐，經過大規模的部署以後，這一場志在統一全國的大戰，於4月4日在津浦線上開始。我軍於10日克複台兒庄，11日克鄆城，12日下棗莊，13日下臨城，19日下鄒縣，20日下曲阜兗州，張宗昌的部隊和支援他的奉軍望風西潰，於是日本海軍竟於20日在青島登陸，而在青島的陸軍亦就開進濟南，這是日本第二次阻止北伐在山東境內的出兵。這種行動，真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濟南的浩劫，是無法避免的了。21日我外交部雖提出抗議，但是有什麼效果呢？
4月22日，北伐軍克複泰安、肥城，29日第一集團軍的一部分己打到膠濟路的明水鎮，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又抵濟南近郊。蔣總司令進入濟南城繼續指揮北伐是5月2日的事。我是在4月間和大軍一同由南京出發，擔任戰地政務委員的職務，併兼管教育處。政委會的職權，是一個中央政府在前線配合軍事行動的縮影，每一個處代表中央一個部，在戰地行使職權，也就是說每逢克複一個地方，這地方上的政務就由該委員會的各處分別管理。我能代表大學院處理戰地教育事務，實感幸運。我於20日到達兗州，對於該地教育工作，略事部署；然後沿北進途中，在泰安稍事逗留；直到5月2日晚間才進濟南城。3日一早，我到山東教育廳去視察，對於該省教育工作人員尤其是教員特別加以安慰。不料我講話快完的時候，忽然聽見連珠的步槍和機關槍聲，據當地的報告，說日軍和國民革命軍已經在濟南城外新市區打起來了。於是我急忙地回到總司令部(該部臨時設在督軍公署裡面)，見到蔣先生，簡單的商談應付方略，我們都認定，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但是為了完成北伐大計起見，還當儘力設法制止軍事衝突的擴大。在總司令部里，各方的情報來得很多。我方搜到日軍指揮官發給軍隊的命令有「命令一下，蹶然而起」等字樣，可見此次的衝突，決非偶然而是奉命的。當時有一日本武官佐佐木逃避到總司令部，我們立刻予以保護。我方並以白布大書「禁止衝突，各軍立回原地」字樣，沿途巡行並禁止開槍。但是到下午槍聲還是激烈，大約是2點鐘時，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的名記者丁白萊(Timperley)亦避入總司令部，要求我為他發一個電報出去。當時普通電台因秩序紊亂，工作已受障礙。我想盡方法，由總部唯一的一座短波電台將該電發出。這是濟南以外所收到關於濟南事變第一個電報，而這個電報是一個中立觀察者打出來的，所報道的全是他目擊的事實，態度亦很公平。
五·三這天，外交部長黃郛亦被日軍劫持到日方軍部里去。黃部長要想同日方負責人談話，曉以利害，不料不但這個目的不能達到，而且日方反脅迫也在一個報告上簽字，這報告是說中國軍隊在某處打死一個日本軍曹，其用意是要把戎首的責任加諸中國，黃堅決不肯簽字，但因被糾纏不止，只在上面批了一個「閱」字，日軍才把他送回到我軍區域以內。最不幸的是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先生壯烈犧牲了。蔡先生同黃郛一樣，曾在日本留學，兩個人都能說流利的日語，和日本人常有往來，所以我軍第二次北伐出師以前任黃為外交部長，蔡為外交處主任，原意就是為便於處理對日交涉。不料蔡烈士竟因此而犧牲。這是3日夜間和4日清晨的事，日軍深夜將交涉員公署包圍，蔡烈士用日語抗議，日本兵將他捉住，加以侮辱，要他跪下，他拒絕下跪，遂遭慘殺。日本知道理虧，怕文明世界加以譴責，於是便進一步演出毀屍滅跡的無恥慘劇。蔡烈士死的消息和真相，我們在4日上午由他一個勤務兵逃到總司令部來報告後大家才知道。當時槍炮聲還非常密集，我們大家商量應當趕快提出抗議，宣布日軍此種野蠻的罪狀。蔣先生乃囑我起草一個抗議，我寫就草稿，送請大家一再修正後，當天發出。也就在4日上午忽然來了一架飛機，在總司令部上空投彈，一個就投在總司令部辦公室後面的池裡，幸而沒有爆炸，另一個炸彈落在我們睡房後面的一個四合院子的中間，一共死傷19人，其中有官長2人。這架飛機標誌不明，很可能是日方的飛機，或是由日人駕駛為張宗昌作戰的飛機，因為張宗昌的殘破部隊里，決沒有當時的這種新設備和駕駛員。4日下午槍炮之聲稀疏，日方的態度忽然和緩，日軍司令官福田彥助遽然派一個參謀到總司令部來說這次衝突出於誤會，要商量解決辦法，經蔣總司令明銳的判斷，認為這是日方緩兵之計，不可上當。他表面仍和日方敷衍，可是到晚上他在一個大廳里和前敵總司令朱培德、總參謀長楊傑、高級參謀熊式輝，重新部署軍事，定下退出濟南，北伐大軍分五路渡過黃河的計劃。在這個大房間里，把軍用地圖釘滿在壁上，鋪滿在地上，由熊高參拿了各種顏色的粉筆和一大塊橡皮，脫了皮鞋在地板上的地圖中間行走，擬定各路渡河後進兵的路線。每次划到一條線之後，在場的人從各個角度加以考慮，再行更改或修正，如此弄到深夜。那天晚上我因為有事進入這間房間，亦就默默無言的停留下來，看到終止。5日上午蔣先生要我擬一個給英美兩國在濟南總領事的函件，通告他們我軍退出濟南，僅留極少數維持治安部隊，使濟南成為不設防城市，此後一切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如因戰事而受損害，應由日本負完全責任，同時提到我方為領事館人員安全著想願意給他們一切應有的保護。當時在濟南只有這二個總領事館，我於5日下午5時將這兩件的中英文本預備完畢，下午6時奉命同曾養甫先生一同前往訪問該兩國總領事。我們坐的是總司令部的小汽車，並帶了3個衛兵一同出發，幸而得到沿途老百姓的通報，指示某街某巷有日軍哨兵及障礙物，要我們設法繞道避開。我們按著老百姓的指示，居然二館都能先後到達，雖然經過許多街口時流彈還在亂飛。我們兩人把這函件分別面致該兩總領事，他們都深感我方的好意，卻都認為領事館是他們職責所在地，沒有奉到本國政府命令不能離開，他們對於日方起釁的經過是很明了的。我們辭別以後。到晚間11點多鐘才迂迴地回到總司令部。我回想當蔣先生要我起草這個文件的對候，我曾經問他道：「我們就這樣退出濟南城嗎?」我問這句話時，當然是我胸中有種不甘的心理。蔣先生回答我說：「等我把軍事擺開以後，才同他們說話!」事後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有意義。其實就在那天下午，我軍己按照新定的計劃開始渡河了。
6日一早，蔣總司令和朱培德、楊傑、熊式輝等一行便裝騎馬出了濟南城，我和陳立夫、邵力子、曾養甫、高凌白和一部分總部人員還留在濟南城裡一天，料理未竟事宜。到下午5時，應辦的事大致己辦好了，於是我和邵、陳、曾諸人弄了一部舊汽車到一個澡堂子去洗澡，可是澡堂子里已關門了。我們好不容易得到堂主的同情，知道我們在酷熱的天氣下日夜奔波、汗酸同灰塵凝成一片的痛苦，他居然叫人燒起水來，讓我們輕鬆一下。當時感激的情緒，真是不可言宣。
7日一早，我們一道由總部出發，因為譯電員黎琬同志工作繁忙，害了嚴重的燒熱症；我們不能在患難中丟掉朋友，於是我們繞道把他送到齊魯大學的醫院，拜託該校教務長程其保先生設法特為醫療，然後向黨家莊出發。沿途經過白馬川地帶，只見老百姓扶老攜幼的逃奔鄉間，我們雖無老幼可攜，而且病人已安置好了，但是這群挑夫所挑當時唯一的那套短波無線電台設備，是一件無價之寶，亦可以說是我們對外通訊的命脈。不料走到白馬山附近，天空又來了一架飛機，向我們的人群行列飛來。那時候無處可避，只能在一個土堆邊把這幾挑無線電設備放下來。正當大家緊張的時候，忽而這架敵機，在天空爆炸，引得大家拍掌歡呼。事後卻有某部隊說是被他們打下來的，其實毫無其事，乃是該機因駕駛不慎，自取滅亡罷了。黨家莊離濟南城30華里，我們直到中午方才同總部的朋友們會齊。當晚大家都住在總司令辦公的列車上。
8日上午又有敵機一架在列車的高空盤旋，這顯然是日軍的偵察機，在6日早晨福田還想不到蔣總司令會離開濟南的。等到上午10時，他接到報告蔣先生和他的總部果然出城了，於是敵人的總部起了一個大恐慌，福田急得頓腳，說是以後的事更難辦了。因為福田原來的計劃想把我們的總司令圍困在濟南城裡，無法指揮所屬部隊，於是他可以盡情勒索。想不到神龍得水，從此行動自如。他以前計劃好的陰謀，突成泡影，焉得而不氣到咆哮頓腳呢!在7日和8日的敵機，都是為偵察蔣總司令行動而來的。午飯以後，總部辦公的列車開向泰安，到達車站時將近黃昏。蔣先生是喜歡山居的人，於是雇了10幾乘兜子，大家齊上泰山。走到第一階段斗姆宮，稍事休息。當時第六十師師長蔣光鼎和第六十一師師長蔡廷鍇，也跟著上來報告軍事進展的情形。大家乃一同進餐。不料飯未吃完，山下緊急的遞步哨飛奔上來，送達一件福田的要求，就是下列五項，原文如下：
「貴總司令屢違對於中外之聲明。此次由貴部下之正規軍實現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勝遺憾。其加諸帝國軍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損害，以及有關毀損國家名譽之賠 償等，雖有待於帝國政府他日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對貴總司令要求左列事項：
一 有關騷擾及暴行之高級武官，須嚴厲處刑。
一 對抗我軍之軍隊，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
一 在南軍統轄區域之下，嚴禁一切反日宣傳。
一 南軍須撤退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20華里之地帶，以資隔離。
一 為監視右列事項之實施，須於12小時以內開放辛庄及張庄之營房。
盼右列事項，於12小時以內答覆。
昭和3年5月7日
臨時山東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
午 時
蔣總司令閣下」
這五項條件，簡直把我們當一個戰敗國看待。其中那條要把我方抵抗侵略的部隊，在敵人軍前解除武裝，正是把我們國民革命軍當作投降的戰俘。這是我們無論如何受不了的!於是我們立刻下山，仍然回到列車裡面。總司令所住的那一節辦公車，原來是一輛為鐵路工程師辦公用的，前半段是一間客廳，後面有兩間房間，一間是單人房，為總司令的卧室，後面一間有四個鋪位，臨時由朱培德、楊傑、邵力子、陳立夫和我五人輪流睡眠。當晚先在客廳里商定了答敵方的文件，一共是下列六條：
蔣總司令之答覆
一、對於不服從本總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雙方誤會之本軍，俟調查明確後，當按律處分，但當時日本軍隊有同樣行動者，亦應按律處分。
二、本革命軍治下地方，為保持中日兩國之睦誼，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傳，且己切實取締。
三、膠濟鐵路兩側20華里以內各軍，已令其一律出發北伐，暫不駐兵；但軍隊運動通過膠濟鐵道並有北方逆軍之地方，或敵軍來犯時本軍亦復派兵住剿，至於濟南為山東都 會，及其附近公物場所，本軍有維持治安之責，應駐紮相當軍隊，保持安寧秩序。
四、津浦車站為交通要地，本軍應派相當武裝士兵駐防，以保衛車站，維持安寧。
五、辛庄張庄之部隊已令其開赴前方作戰，兩庄之兵營，可暫不駐兵。
六、本軍前為日軍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繳之槍械，應即速交還。
這是我們大家商量的結果，為了貫徹我們預定的計劃，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大家悲痛的情緒自可想見；但其中四、六兩條，也還是反要求的性質。商量定後，由陳立夫先生用毛筆寫下，時間已經到深夜了。我們回到這輪睡的房間，也不過分別的稍微閉了一下眼睛，天就微明了。我第一個走到客廳中，看到蔣總司令已經穿著整齊的軍裝，坐在那裡辦公，熊式輝(天翼)高參一會兒也就進來，蔣先生對天翼和我兩人說道：「昨晚所擬的六條答覆，請你們兩位做我的代表進濟南城去和福田交涉。」天翼兄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日語很好，我是不能說日本話的，蔣先生要我們二人一道去，大概是因為如遇有關外交或國際法的問題，我可以和天翼彼此商量，而且我是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一分子，如有若干與該會有關的事件，還可以相機接洽和處理。現在是戰時，統帥的話一出來，我們立刻欣然接受。照戰場的慣例，敵對方面有必要的接洽時，可以派遣「軍使」往來，於是我們立刻做了二面白布小旗，上書「軍使」，二字。早飯亦來不及吃，我只在總司令桌上取了兩小顆巧克力糖，放在口袋裡，就同天翼一道啟程。此地我要補充一句話：為了處理這件有時間性的答覆，昨夜總司令的列車已匆匆開回到黨家莊。所以我們順著黨家莊的大路奔向濟南。當我們重到白馬山，遇到許多難民善意的制止我們前進，說是前面有許多日軍見到中國穿軍服的人就要開槍掃射，而我們都是穿軍服的人。果然，我們前進不過幾十米，日軍的槍彈就由小山坡上飛來。我們用旗號阻止了他們的射擊，轉瞬就有4個日本兵走到我們面前。我們將我們的使命告訴彼等，並且要求彼等以軍用電話通知日軍總司令部派一輛汽車來接我們。於是其中的兩個步兵緊靠我們兩旁，走過許多水溝和泥田，到達一個連部，接通電話。日軍總司令部居然派了一輛汽車前來。我和天翼坐在後面，他們兩個官佐坐在兩旁，前面一個日本司機和一個把槍口安上刺刀的步兵。經過相當的路程到了濟南城外的日本商埠，才知道他們的司令部原來設在橫濱正金銀行裡面。我們先把來意通知一個參謀，然後才同福田見面。福田態度顯出驕傲蠻橫，在談判的過程甲，他尤其堅持要將陳調元、方振武、王均的部隊在日本軍前繳械。我們是決不肯，也斷不能屈服的。他們滿臉凶煞之氣，以怒目惡聲相向。我們始終沉住氣來，以堅定的態度，據理力爭。當然在這個場合之下要求得到任何理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要求他以書面答覆，讓我們可以復命。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再寫一個蠻橫的文件，將來可以公諸世界。果然這一通牒和前者一樣，都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哀的美敦書。其譯文如下：
昨5月7日午後4時，本司令官將對貴總司令所提之五項要求條件，親交貴軍代表，雖通告內聲明限12小時以內回答，然至本日(8日)午前4時，仍未接獲貴總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認定貴總司令並無解決事件之誠意，為軍事之威信計，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以貫徹要求。
通告如右
昭和3年5月8日
臨時山東派遣六師團長福田彥助
蔣總司令閣下
（附註：按本文所引福田彥助第一次及第二次均限12小時答覆之通牒，均照原件重譯。）
何以說是史無前例呢？按照國際慣例，對於定哀的美敦書答覆的期限，至少也是48小時，而此書則只定12小時，何況這12小時的大部分都是深夜；加之距離既遠，交通不便，豈不是故意作難，以造成「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這句話的借口！無怪8日下午，我們再出城經過辛庄、張庄時，已注意到許多日軍紛紛進入這兩處。其實日軍於7日晚即已佔領辛庄、張庄，因為該兩處都是我們重要營房和糧台的所在地。
為了等候這個文件，我們在福田辦公室的外間候了2小時，可見他們亦感覺措辭不容易。在等候的時間，他們的衛士居然為我們開了二瓶太陽啤酒，這就是我們從天亮到下午2時所享受唯一的飲料和食料。我們臨走的時候要求他們用汽車送我們進濟南城，他們也答應了。那時候汽車上只有一個日本軍官一個兵，陪著我們。朝普利門的方面駛去，日本司機不很認識路，於是我自告奮勇下車擔任問路之勞。哪知沿途商店一律關著門，許多房屋亦是彈痕累累，要找一個老百姓問路，很難見到。忽然我看見一家門縫裡有一個老人在張望，於是我立刻跑去，從他得到正確轉彎的方向。不料當我下車問路之時，在前面同日本司機並坐的那個日本兵，趕快轉到後面我的空位上坐下，因為他怕兩個穿日本制服的坐在前面會受到攻擊，所以讓一個穿中國軍服的我坐在前面做他們的擋箭牌。這雖是一件小事，亦可以見得日本兵的小膽和機心。我們進城的時候要求他的車子停在城門口等待，轉身還送我們回黨家莊，這個日軍官答應了，然後我和天翼一同進城。在城門口碰到崔士傑，我就從口袋裡將任命他為山東特派交涉員的任命狀交給他，以便在圍城裡遇有外交事件時，他可以負接洽和聯繫的責任。我們又見到留守衛戍濟南的蘇宗轍旅長和第一軍第一團李延年團長。我們轉述蔣總司令的命令，要他們盡衛戍的責任，不得向日軍進攻；同時日軍來攻的時候，必須死守，並予以重大的打擊；如不奉到退卻的命令，不能撤出濟南。關於這三個要點，以後的事實都證明了他們都曾很忠勇確實的做到。我們在城裡訪問戰地政務委員會蔣委員長作賓的行蹤，知道他早已帶了部分人員退出，所以我們在城裡約略巡視而後即行出城。走到普利門外，那輛汽車還在。我們要他送我們到黨家莊，他們最初答應了，但是汽車開出不到5華里的地方就拒絕再送，我們只得下車步行，經過辛庄、張庄等地，沿途都是日本軍隊，以急行軍的姿態向前開動，等我們到離黨家莊不過三四里的地方，兩面的軍隊己開始以密集的炮火互相轟擊，子彈橫飛。我們知道這道火線是無法安全越過的，於是又後退2里，恰巧在路上遇到一輛日本的裝甲炮車，將我們攔住了。車上跳下一個士兵拿著手槍對著我們的胸口。我們昂然站住了，於是他們又把車上的一個小炮口對著天翼的頭，然後由車上再下來一個軍官，他對我們說，他姓黑田，是福田的參謀，他說我們在福田司令部交涉的經過，他都知道。他隨即指著一個由我方射來的、在附近開花的炮彈，正色厲聲地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是不是你們打過來的炮彈?」我看見這個情形，就把我口袋裡藏的一封福田的哀的美敦書，拿出來交給天翼，天翼對他說，這是你們司令官的信，我們是有任務的，我們不計較自己的安危，只問要不要完成這個任務。這時黑田軟了下來，指給我們一條小路說道：你們可以從這條路繞道過去，我們就循著這條路避開火線的正面到達饅頭庄。該地許多老百姓指示我們一條比較安全的路線，繞進泰山山脈。他們對日軍的敵愾，正是高漲萬分；他們對我們二人的稱呼忽而是參謀長，忽而副官，忽而老總，天真得可笑。因為我們對他們客氣，所以他們對我們特別友好和尊重；因為他們感覺到國民革命軍對老百姓的態度和張作霖、張宗昌的部隊顯然有極大的不同，所以他們友好的心情亦就充分的表露出來。就在饅頭庄我們找了二個老百姓做嚮導，間由泰山山脈邊緣的路線直奔泰安或是泰安附近的鐵路線，因為我們預料總司令部的列車一定是向南開的，泰安是可能的目的地；但又很可能在泰安以北的任何站停留。可是我們一入泰山山脈以後，便感覺到夜間在崎嶇的山路裡面跋涉的困難，尤其是沒有月亮的晚上，況且飢餓與口渴交迫而來。到夜間12點左右，在一個山坡這邊看到一個茅篷內有微微的燈光。我就要去敲門，天翼阻止我，他說，我們是外埠口音，夜間敲門，裡面人是一定不敢開的，不如讓嚮導去敲。天翼是對的，果然嚮導一敲，門就開了，裡面有一個50多歲的老太婆，兒子出門去了，一個人住在這裡。她為我們燒了壺水，又在床下一個小扁桶里，極髒的破棉衣底下，拿出三個饃來，咬下去其硬如鐵；但是略用開水在口中溶化，頓覺其味無窮。這堅實的饃，我們每人吃了一個，還有一個，天翼要我放在口袋裡，以備途中不時之需。走的時候我們送給這個老太婆2塊銀元，她感謝的心情可以從她眼眶的淚痕充分地表現出來。兩個嚮導不能引完我們全程，所以只有在沿路一站一站的更換。又在路上遇到一個散兵，背上背著一桿槍，於是我們收容他為同路人。又在山腳下遇到一個連哨，問到了當夜的口令。在另外一個山坳里，又看見紅槍會在晚上自衛的守望方式。我們先在這幾十家的村落的牆角，看見一個老者，穿了老棉襖，拿了一枝有紅纓的槍，蹲在牆腳下，幾乎使路過的人看不出來。他和我們接觸以後，立刻鳴鑼通知本村睡眠中的人；於是來了二三十個壯丁，問明我們的來歷，我們對他們說：我們是要報告蔣總司令發兵來救濟南的。他們頓覺興奮非常，要派人護送我們一程。在兩三點鐘的時候，月亮漸漸起來了。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遠看有一座小的鐵橋，知道這是津浦鐵路上的橋，乃向橋邊走去；可是究竟我軍現已退到何處，此時亦無法決定。當時心裡想，若我軍退到橋的南邊，那麼這道橋也可能在敵人手中。我們行列進行時，彼此間保持相當距離，輪流派一個人象放哨似的前進。等到快到橋下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士兵大叫一聲「口令」！我們立刻用路上所遇連哨告訴我們的口令回答，於是乃確定了這是我們自己部隊。這道橋，就是張夏車站附近的橋。張夏離濟南80里，我們從黨家莊進濟南，又從濟南走許多迂迴路進入泰山山脈，在20小時左右的時間，大約一共走了一百三四十里的路程了。我們再走一段到達張夏車站，看見車軌上停了兩列裝甲火車，一列是中山二號，一列是中山四號。他們都是從黨家莊退回來的，士氣非常激昂，希望再開向濟南作戰。這時張夏車站防守的部隊長已經接到泰安的命令，說是有熊羅二人到達任何地方，務派專車送到泰安，於是我們就坐了中山二號向泰安行駛。在早晨7時左右，到達泰安，仍與總部會合，將一切的情形作一詳細報告。當我們8日從黨家莊出發的時候，蔣總司令已將此行電告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到9日上午，南京還不知道我們回到泰安的消息，所以我們兩人的死訊已經紛傳。到下午3時，我們回到泰安的電報到達南京了，大家方才放心。
說到我們退出後的濟南情形，也是非常壯烈和慘痛。日軍於5月6日夜間開始猛攻濟南，敵方的兵力約一師人，打了兩天仍然打不進，而且犧牲很大。到9日濟南守軍奉到撤退的命令，及退卻路線的指示後，就在夜間開始突圍出城；哪知不到三里，日本埋伏的軍隊，以逸待勞，把我們第一團全團官兵打死在1000人以上。犧牲慘重的情況，可想而見。到11日日軍方才正式開進濟南城。可是我們改變戰略以後的國民革命軍強大部隊，已經分別到達黃河的北岸。在若干渡口強渡時，日軍曾分股前來襲擊，以圖阻撓，但是我軍一面分兵抵抗，一面冒險強渡，終使到達北岸的兵力，仍能結合成為平定華北的主流。6月15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告南北統一完成。我們這種國民革命的精神，決不是任何帝國主義可以壓倒的。（本文選自台灣《革命文獻》第19輯，羅家倫主編。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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