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海戰：上海「間諜門」夾傷美國總統

1894年12月1日，美國記者拉爾夫的長篇報道《美國在華的袖手旁觀》，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巨大震動，《紐約時報》等主流報紙也紛紛轉載。這篇文章尖銳地攻擊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軟弱，起因就是美國政府居然將跑入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尋求避難的兩名日本間諜交給了中國當局。

兩名日本間諜引發國際震蕩

這篇文章詳細地描寫了兩名日本間諜被移交給中國政府後受到的「非人折磨」：中國人將這兩名日本青年帶到南京，在那裡他們遭受了2 天——有的說是3 天的酷刑。他們讓日本人跪在鐵鏈上，用木條穿腿，人還站壓到木條上。日本人的指甲蓋也被生生拔除。他們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綁上鐵鏈，再拿燒開的水不斷澆在鐵鏈上，直到鐵鏈嵌進了骨頭。他們鉗壓日本人的舌頭。他們將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種種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劊子手的劍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種。

文章指責，軟弱的美國政府，正是造成這兩名日本青年被中國「殺害」的幫凶。在野的美國共和黨如獲至寶，抓住這一事件，對克里夫蘭總統的民主黨政府發起了猛烈攻擊。共和黨領袖西奧多· 羅斯福(後來的美國總統)鼓動議員們發起彈劾。共和党參議員洛奇 隨即要求美國國務卿葛禮山公開所有相關文件，被後者拒絕，支持政府的參議員們開始站出來護駕，議會內爆發激烈鬥爭。

引起華盛頓巨大政治風波的這一事件，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上海間諜事件」，或者「上海間諜醜聞」。這兩名成為中、美、日三國外交關注焦點的日本人，一名叫楠內有次郎，一名叫福原林平。

楠內有次郎的家鄉是以陶器聞名的九州佐賀縣，1894年，他陪同橫濱貿易新聞社社長，到中國內地調查了數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戰爭爆發。在此期間，他開始實際從事間諜活動。福原林平是岡山縣人，就讀於歷史悠久的藩校閑谷黌。1893年11月，他與同學高見武夫一道回到上海，臨行前，海晏法師還各贈送他們一把寶刀。

戰爭爆發後，楠內、福原兩人都在上海潛伏下來，以商人名義從事間諜工作。隨即奉命到滿洲內地偵察軍情。預定的計劃是，先乘船到營口，經遼陽抵奉天，再去遼陽，返回奉天后將情報以電報發到上海，然後再前往鳳凰城，將沿途所見軍情隨時報告；之後向鴨綠江行進，調查入朝清軍數量及沿途軍情，提供給已經在朝鮮境內的日本第一軍，然後為該軍帶路。布置這一任務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陳，這一任務實在很艱難。

一起轟動租界的驚天大案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原定的8月11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日才能開行。考慮到兩人同時從日清商品陳列所出發會引起懷疑，遂決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棧去。福原先在12日搬進客棧，楠內則於13日搬進，另一剛從滿洲回到上海、準備與他們同行的間諜景山則住進了全安客棧，三人裝作互不認識。

8月14日半夜，楠內、福原兩人在同福客棧被上海道台衙門的差弁抓獲，隨身搜出關東地圖和清軍軍官名錄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國租界內抓獲，只能交法國巡捕房，而法國方面則乾脆將兩人交給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因此惹出件轟動租界的驚天大案。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美國受中日兩國委託，擔負起「調停人」的角色，為兩國在對方國家中照顧僑民及利益。根據「調停人」原則，法租界當局將日本人交由美國外交官處理，倒也還在理上。

兩名日本間諜向美國總領事佐尼干宣稱受到中國政府誣告，並要求獲得庇護。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並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國駐華臨時公使小田貝提出嚴正交涉，小田貝的父親老田貝是駐華公使，此時回國休養，由其子代辦。同時，總理衙門指示中國駐美公使楊儒，立即向美國國務院進行交涉。

時任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是律師出身，一切行為講究法治和條理。他聞報大驚，立即指示小田貝，美國外交機構沒有權利庇護任何被中國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小田貝對此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既然美國充當了「調停人」，則在華日本人自然獲得美國在華享受的治外法權，兩名日本間諜不應被引渡給中國，而應接受領事裁判。兩人為此發生激烈爭論，電文往來十分頻繁。在法理上難以說服葛禮山後，小田貝又訴諸道義，認為如果接受中國的引渡要求，則兩名日本人必然會被中國刑訊折磨並最終殘酷處決。

葛禮山不為所動，在他的強硬命令下，小田貝只好下令佐尼干，於9月3日下午5點在大東門外將日本間諜移交給上海道台(根據宗方當天日記)。

中國政府毅然處死兩名日本間諜

兩名日本間諜被移交給中方後，中國十分重視，兩江總督劉坤一親自下令將人犯押到南京審訊。同時，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後破獲了石川伍一案、藤島武彥、高見武夫間諜案，都受到美國領事的強烈干預，美國軍艦甚至應美國駐寧波領事福樂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國國務院明確了美國處理此類事務中的界限後，天津和浙江的間諜案也很快審理完畢。隨後，這五名日本間諜分別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斬首處決，但並未事先通知美國方面。小田貝寫信與葛禮山辯論法律問題，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著十分複雜的、相互糾纏的中西審判體系，完全不必將日本人引渡給中國，他認為葛禮山向中國政府妥協的舉動，將會破壞西方人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導致中國本土審判權的復歸。

同樣被葛禮山激怒的還有駐寧波領事福樂，他是一名著名的擴張主義者，他將這些事件通報給了馬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洛奇，後者隨即在國會對葛禮山的政策進行了猛烈攻擊。在議員的鼓動下，美國報章開始連篇累牘報道上海間諜事件，攻擊葛禮山和現政府，認為是美國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兩名日本青年的生命。

上海間諜事件演變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國務卿葛禮山嚴厲指責了小田貝和佐尼干。小田貝和佐尼干見到事件已經危及到現政府的穩定，隨即改變口徑，承認了這兩名日本人從事間諜活動證據確鑿。在親政府的議員幫助下，葛禮山最終抵抗住了國會中反對派的猛烈攻擊。

葛禮山指責中國公使楊儒沒有遵守雙方約定，中國政府擅自處決了兩名日本人，楊儒一開始還推說中國政府不可能實施處決，隨後則辯護說，他從未向葛禮山承諾過不處決日本人，是葛禮山誤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間諜風波中，日本的外交機構並沒有在前台大肆活動，而日本外交文件顯示，他們在認真研究相關法律後，也認為美國政府的確沒有權利干預中國對日本間諜的審判和處置。這成為美國支持民主黨的報刊為政府辯護的重要理由。心力交瘁的葛禮山隨後猝死在辦公室內，成為少數殉職在工作崗位上的美國政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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