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絲綢之路上的生意怎麼做？《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研讀筆記

原標題：唐代絲綢之路上的生意怎麼做？《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研讀筆記

《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簡稱《稱價錢帳》）是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書殘紙。這份文書挺有意思，從內容來看，應該是麴氏高昌王朝統治下，對貴重金屬、生絲、藥材、香料等商品的交易稅收記錄。參與交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昭武九姓胡商，少數是突厥人。

粟特胡商們大老遠的將貨物帶到高昌，基本上就沒有動力進一步東進了，他們就乾脆在高昌將貨物賣了，然後再購入一些其他當地的廉價物品運回西方。於是高昌就成為當時粟特胡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高昌王一看，這麼多胡商在自己的地頭做買賣，不抽點稅怎麼成？於是派專人負責對商品進行稱重估價，向交易雙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稱為「稱價錢」，每半個月統計一下收取金額。不過遺憾的是，這麼一份非常具有價值的文書，居然被墓主人拿來做了紙鞋，導致這份文書變成幾片不相連的碎片，某些關鍵的信息有所缺失。比如說這份文書上的年份干支恰好殘了，而發現文書的墓葬里也沒有記載年代的遺物，那麼這份文書到底是哪年書寫，就沒辦法直接判斷。我根據殘存下來的月份日數初步推測，可能是高昌國王麴文泰延壽十二年（635年），也就是唐太宗貞觀九年前後的文書。

這份文書中所涉及到的稅錢，是採用銀錢結算。所謂銀錢，根據學者研究，實際上就是波斯薩珊王朝生產的銀幣，稱為德拉克馬（Drachma），這種形制的銀幣歷史悠久，是波斯從希臘繼承過來的，標準的薩珊波斯德拉克馬純度高，品相好，重量約4克，與中國足量的孔方銅錢大小重量差不多，所以往往用「文」作為計數單位。波斯銀錢隨著絲綢之路逐漸傳到高昌乃至中國內地。高昌國從南北朝時期到滅亡後一段時期，社會上將其作為主要流通貨幣使用，無論是日常消費還是官府徵收稅款，都使用它結算。由於一般情況下高昌國不直接鑄造銀錢，而是直接使用波斯銀錢，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品相不好的剪邊錢、穿孔錢，被稱為「殘錢」，不過除非交易雙方有特殊要求，這些「殘錢」一般不影響正常交易。後來隨著唐朝滅亡高昌，將大量開元通寶銅錢輸入高昌國，銀錢在唐高宗到武則天時期與銅錢並用了一段時期，到唐玄宗時代基本退出市場，唐朝的銅錢使用範圍也隨著絲綢之路一路向西，影響到東粟特地區，東粟特地區的城主們紛紛開始仿製唐朝的孔方銅錢，這就是另一段貨幣史故事了。

學者根據《稱價錢帳》記錄的交易數據，大致可以得知，每交易生絲十斤，交易雙方需繳納銀錢一文；交易白銀一斤，繳納一文；交易黃金四兩至四兩半，繳納一文。由此可以大致建立生絲、白銀、黃金的價值比例。遺憾的是《稱價錢帳》對於商品的交易價格一概不提，這就需要通別的方法對商品進行估價了。

我想到了一種方法，在這些交易的商品中，有一種商品是白銀，而白銀是靠銀錢來買的，那麼按理說購買的白銀與銀錢大體上是等重的，當然銀錢的即使是高純度的足量德拉克馬，總重量也要比購買的白銀略輕一些，還要去掉稅錢，這樣才有利可圖。這裡面還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首先，高昌國交易所採用的「斤」，大體上相當於魏晉時期的斤，近似於隋唐的小斤，約220克。假設用220克純銀打造4克足量的銀錢，大概可以製作55文。而一斤銀的交易稅為銀錢1文，相當於55文錢的1.8%。學者以往對於高昌的「稱價錢」研究，認為這是承襲了東晉時期的「輸估」、「散估」。《隋書·食貨志》記載：「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東晉的抽稅比例是4%，高昌國的稅率如果以1.8%取整，大約是2%，也不過是東晉稅率的一半，我想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就是說，胡商交易一斤銀之時，高昌國收取了2%的「稱價錢」，也就是一文銀錢。那麼反推一斤銀的交易價格應該為銀錢50文左右，去掉1文的稅，購買者尚有4文的利潤可圖。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推定出高昌國收取「稱價錢」的流程，首先由交易胡商上報單位重量的貨物價格，重量以斤或十斤為計，價格以銀錢為計，最小單位為「半文」。再根據實際交易的貨物重量算出總價值，在此基礎上收取2%的「稱價錢」，精確計算後，用「半文」作為最小精度，也就是說商品總值超過25文，即可徵收「稱價錢」。《稱價錢帳》中有個別例外和殘缺暫不考慮，以此來大致推定相關商品的價格。

黃金交易的數據，主要有三條可以進行推導，1、金八兩半稱價錢二文；2、金九兩稱價錢二文；3、金十兩稱價錢二文半。抽稅二文，大略在2-2.4的基礎上取整，2%稅率計，商品總價在100-120文之間。抽稅二文半，大略在2.5-2.7的基礎上取整，商品總價在125-135文之間。前兩條數據的交集結果是一兩金約合11.8-13.3文，後一條數據是一兩金約合12.5-13.5文。兩者進一步取交集為12.5-13.3文之間。則金銀質量兌換比約為1:4-1:4.27，這個比例相當低了。

生絲的價格，按照以上規則進行逆推，十斤生絲，稱價錢為一文，則一斤生絲價格為銀錢五文。這個價格是否合理呢？我們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根據唐麟德二年（665年）前後的《和糴青稞帳》可知，綿兩屯當練一匹，值銀錢十文。一匹練的成本價為銀錢十文，絹價也大體如此。雖然數據是高昌國滅亡之後的記載，但學者經過研究表明，高昌國時期大體上也是按照一匹絹價值銀錢十文標準進行徵稅的。那麼也就是說，按照前述規則估算出的生絲價格，兩斤生絲可以換一匹絹。北魏時期的《張丘建算經》里有一道數學題，其中提到「今有絲一斤八兩直絹一匹」。北魏時期一斤半的絲等價於一匹絹。而北魏一斤的重量已經超過500克，如果這道數學題中的一斤是按照這個尺度，則北魏一斤半相當於高昌國的三斤半。不過與此同時，北魏的尺度也比高昌國略大，約為1.2倍。按此標準進行折算，北魏度量衡下一斤半絲可換一匹絹，到高昌國的度量衡下則相當於三斤絲換一匹絹。考慮到絲與絹的質量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存在一斤絲左右的偏差也在合理範圍內。高昌國綿一屯的價格為銀錢五文，一屯為六兩，則一斤綿價為13.3文。綿是治絲的副產品，但治綿較難度比治絲更大，所以綿的價格比生絲要高出一倍多，也是合理的。

唐朝在開元時期的財政折變標準為：綿一兩=布五尺=絹四尺。則一匹絹等價於十兩綿（約1.67屯綿），不過唐朝所採用的是大制，與北魏度量衡接近，即以1.2小尺為1大尺，3小兩為1大兩，除特殊場合外，一概用大制。而高昌國滅亡後直到唐中宗時期，還在使用小制，那麼全部折算成小制則為1匹絹=25兩綿（約4.2屯綿），絹綿比多了一倍多。假設綿的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唐玄宗時期的絹價較之唐高宗時期有所增長，增幅至少一倍，這一點有其他數據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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