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美國控槍不力負責

2月14日情人節，一名槍手的瘋狂掃射讓號稱美國佛羅里達州「最安全的中學之一」道格拉斯高中淪為人間地獄。在全美範圍，這已是2018年開年以來的第18起槍擊案。

不過，這一天有太多別的事件分走了世人的關注，即使南非總統祖馬不在同一天辭職，佛州槍擊案的新聞價值也不會延續很久：1999年的科倫拜恩校園槍擊案，2007年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2012年的桑迪·胡克小學校園槍擊案，以及同在佛州的奧蘭多、不久前的拉斯韋加斯……如果兩百人的生命都不能觸動改革，十幾二十人又算得了什麼？

非要說佛州槍擊案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保守派針對其「阻礙控槍」的指責，掀起了格外猛烈的反擊。也許是因為總被口誅筆伐而實在忍受不下去，也許是因為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實在留下了太多破綻，保守派人士紛紛「理直氣壯」地發聲：這個患有精神病的槍手早已流露出行兇動機、被人舉報了三十多次，但FBI始終未予重視，更未按照規定程序採取行動，「錯過了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手（作案前）發出的所有信號」。特朗普也專門發推批判FBI「花費太多的時間，試圖證明俄羅斯與我的競選團隊共謀」，並敦促後者「回到你們的基本任務上」。

美國執法部門的失察不止於此。槍擊事件發生時，4名正在校園外的警察遲遲不肯進入現場，警方事後也沒有及時針對存在多名槍手的傳言展開調查；某些保守派媒體質疑現身說法的當事人「演技出色」，極右翼甚至拋出了陰謀論。聽起來，相比被自由派宣布為罪魁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美國執法機關似乎應該對此次槍擊事件承擔主要責任。

保守派並非光說不練。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控槍新規，比如指示司法部草擬法規，禁止撞火托（用於提升槍支連發性能）等裝置，考慮將購買部分槍支的最低年齡從19歲提升到21歲，甚至建議效仿猶他州等地的經驗武裝部分教師，爭取在第一時間阻止校園槍擊案。此外，白宮承諾與國會共同推進旨在加強購槍者背景審查的法案。

立國兩百餘年，如今的美國社會擁槍數億，相關利益鏈牽涉數百億美元，憲法判例亦支持擁槍，令控槍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平心而論，特朗普提出的系列措施從銷售環節加強了對槍支的管制和對嫌犯的反制，雖然實際成效有待觀察，但理論上還是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

真正的問題在於，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想要推行重大改革，有賴於各個政治派別的高度共識，需要政府三大分支通力合作。可是，在現行體制早已充斥著黨派之爭、快要變成「否決政體」的情況下，跨越利益分野的共識與合作越來越像奢望。

面對又一場慘劇，自由派們一如既往地抨擊特朗普和全國步槍協會，唱起「愛與和平」的高調，卻不願坐下來討論切實可行的立法細節。再考慮到此前民主黨執政時期美國槍擊案有增無減的事實，長此以往，難免有評論家認為，「控槍」不過是他們打擊政敵的彈藥。

面對與槍支有關的頑疾，美國朝野上下找不到速效葯，現有的「保守療法」還受到政黨惡鬥的干擾和阻滯。如果認可這個判斷，那麼，受害者的驚恐、悲痛、憤怒和無助就不應當僅僅指向支持擁槍的保守派，而應當公平地落在政治光譜從左至右的大人物們頭上。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載於《青年參考》報 2月28日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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