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個個化名，一次次化裝，是對歷史最好的見證

今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20周年。周恩來從1927年起就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為了革命的需要，周恩來在上海期間，曾經使用過許多化名，這些都是其早期革命活動的最好見證。

圖說：1924年，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在法國巴黎合影。前排左四為周恩來。東方IC

當「伍豪」遇到「周少山」

為對革命實施打擊，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敵特在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等報刊，連續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貶損周恩來形象，混淆視聽，造成混亂。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拿出了當時報紙的影印件，向記者展示了其中的內容：「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徐教授稱，這則《伍豪啟事》的炮製者，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的張沖。

「『伍豪』是周恩來非常有影響的化名，黨內許多同志都知道。張沖寫成《伍豪啟事》後，由特務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出。」徐有威說，「《伍豪啟事》落款者243人，均為顧順章等叛徒提供，多數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機關的負責崗位，姓名基本無誤，很能亂真。中共方面如登報聲明，勢必落入預伏的圈套；中共若聽之任之，則黨內、各區域組織必然對周恩來等失去信任，甚至因誤會引出更嚴重的政治事件。這的確是給中共、給周恩來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

當時的中共中央責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著手澄清謠言的工作，而主要承辦者，就是潘漢年。雖然當時通過中共中央機關報以及傳單等方式進行了澄清，但效果非常有限。潘漢年通過《申報》顧問陶行知，做《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的工作，刊出一則事實上是闢謠的小廣告：「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陳雲數十年後曾對此解釋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廣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的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隨後中共中央聘請巴和律師（法國人）代表周少山（周恩來化名）在1932年3月4日的《申報》上以醒目大字標題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揭穿了國民黨的陰謀。

曾與潘漢年幾度共事的李一氓，在事隔多年後著文回憶說：「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100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圖說：周恩來在申城留下了許多光輝足跡，1927年住過的浦江飯店（原禮查飯店）就是其中之一。李銘珅 攝

化名背後的那些故事

為什麼周恩來會有「伍豪」這個化名呢？據介紹，這主要是因為在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在天津成立和領導了學生進步團體「覺悟社」。社員抽籤編號，周恩來抽到五號，便以「五號」的諧音取了個化名「伍豪」。此後，周恩來發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筆名。鄧穎超抽到一號，以「逸豪」為化名、筆名。

「至於『周少山』這個化名，主要是因為他的老家淮安沒有山，是一個少山的地區。」徐有威表示，「周少山」是黨內熟知的周恩來的別名，有段時間，黨內許多人只曉得周恩來叫周少山。據記載，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作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指出：「中央的錯誤不是路線上的錯誤，而是在正確路線之下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在英國知名學者迪克·威爾遜撰寫的《周恩來傳》中，就提到「『六屆三中』周發表了著名的《少山報告》。」

事實上，在上海的革命活動時期，周恩來化名還有許多,曾使用過「維思」「胡公」「大美」等筆名或化名。周恩來因留過鬍子，曾被人稱為「胡公」。這個雅號是他1928年開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獲得的。當時由於社會上認識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況，周恩來嚴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時間限制在早晨7時以前和晚上6時以後。他對上海的街道里弄進行過仔細研究，盡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不搭乘電車或不去公共場所。通常，他化裝成上海灘隨處可見的商人，後來又蓄起了長須，土地革命戰爭期間一直留著。

革命信念始終不變

周恩來最初與上海結緣，是在1920年11月，當時22歲的他從楊樹浦碼頭踏上「波爾多斯」號郵船，赴法國勤工儉學。在以後的崢嶸歲月中，他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閃光的足跡。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擅自外出過夜後被捕。周恩來獲悉並查實向忠發叛變後迅速隱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停止聯繫，同時開始準備撤離上海。

1931年12月初，化裝為廣東熟練工人的周恩來來到十六鋪碼頭，在一位綽號「小廣東」的地下交通員的掩護下，登上了一艘洋行的輪船，悄悄離開上海，安抵中央蘇區首府瑞金。

1937年3月底，身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來到上海，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這短暫的4個月中，周恩來利用和國民黨談判的四次路經上海的機會，運籌帷幄，指揮正在重建的上海地下黨，廣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動員社會各界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

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地下革命鬥爭時，不僅要經常變換住地，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和裝飾，也要不時地取一些不為社會所知的名字，以同當時強大的敵人「捉迷藏」。在徐有威看來，那時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經過考慮，有的則是信手拈來，但唯一不變的是他對於革命的信念。

新民晚報首席記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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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英名與上海緊緊相連

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

周恩來同志從1927年起，就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他的名字是同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緊緊相連的。

1920年，懷著為中華之崛起理想的周恩來，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從這裡奔赴法國勤工儉學，並開始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國革命最為艱苦卓絕的1927年到1931年，周恩來的名字又是和上海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1927年3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親自主持領導了聲勢浩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隨後又在上海經歷了國民黨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腥風血雨。1927年8月，周恩來同志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在上海親自領導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保衛機構——中央特科，擔負起保衛黨中央安全的神聖使命，被陳雲同志稱為白區黨的工作的戰鬥堡壘。1931年4月，中央特科領導人顧順章叛變，使黨在上海各級組織、特別是中共中央機關面臨滅頂之災。在這危急時刻，周恩來同志沉著冷靜，多謀善斷，領導開展有序安全撤退工作，為中國革命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1927年，黨史上著名的八七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反抗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道路。作為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身在上海，心繫中央蘇區的武裝鬥爭，重視紅軍隊伍建設和根據地建設。特別重要的是，1929年9月，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明確支持毛澤東同志關於根據地建設與紅軍建設的正確主張，為中央蘇區領導集體統一思想認識，維護毛澤東同志在蘇區的領導地位，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勝利召開，為人民軍隊的建設，奠定了堅實而長遠的政治基礎。

以上所舉，只是周恩來同志在上海四年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片段，遠遠不足以反映周恩來同志在上海所從事的偉大鬥爭的全貌。例如，1937年的3月和7月，周恩來在赴莫干山、廬山與蔣介石就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談判前，就曾在上海停留，對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工作進行全面部署。

上述片段經歷足以證明，周恩來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動，在他偉大而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譜寫了重要而燦爛的篇章。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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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匠心頌偉人

3月5日，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

此時此刻，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一起，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深切緬懷這位雖逝猶生的歷史偉人。

《新民晚報》以周恩來的英名為切入點，追溯民主革命早期他在上海投身革命，在腥風血雨中出生入死，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大無畏的奮鬥精神，領導中國革命的光輝事迹，別具一格，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

陳埃（中共黨史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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