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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以前東北考古研究》之引言

原標題:《漢以前東北考古研究》之引言


將這本文集取名為《漢以前東北考古研究》,有這麼幾點考慮。一是,1982 年我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師從張忠培先生,張先生當時給我擬定的研究方向為「漢以前東北考古學」,在我從教的三十多年裡,始終遵循先生指引的這一方向從未改變;二是,留校任教後,先後開設了「東北新石器與青銅時代考古」「漢以前東北考古區系類型研究」「東北燕秦漢考古和東北考古專題」等系列課程,在漢以前東北考古教學與實踐中,始終把握學科最新發展動態、突出專業特色;三是,吉林大學地處東北,一直強調嚴格的田野考古訓練,堅守一切認知從考古材料出發的治學理念。多年來,我主持或參加的十餘次考古發掘、區域考古調查,主要集中在包括內蒙古東部在內的東北地區,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也都圍繞這一領域展開。所以我認為這一命題既是對自己學術經歷的回顧,也是研究成果的檢視和總結,更是為表達吾師引領、惠澤終身、融入我內心感動的回饋。


本書收入的40 篇論文是從歷年發表的文章中甄選出來的,代表了我在漢以前東北考古方面的主要觀點與學術體系。文集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新石器時代收入10篇論文。《遼東地區新石器時代含條形堆紋陶器遺存研究》一文,寫於20 世紀90 年代。該文通過陶器類型學研究,認為遼東半島新發現的「三堂一期文化」顯然不是由小珠山下層、小珠山中層發展而來的,說明在本地區小珠山系列文化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以條形堆紋陶器代表的遺存。這類遺存可能是由魯西南經膠東半島傳入遼東半島的,在繼續北上過程中,除形成偏堡子類型,還影響到西北朝鮮地區。這類遺存的主要特點表現為,時間上的延續性,空間上的流動性和地域上的差異性。《大沁他拉陶器再認識》曾假定,新石器時代沿科爾沁沙地南緣,經奈曼、庫倫、彰武、康平一線,存在一條溝通遼西腹地與下遼河平原的通道。《從科爾沁沙地東部考古發現看下遼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向西傳布》繼續重申這一觀點。根據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偏堡子類型那樣的遺存還向西直抵內蒙古奈曼旗、扎魯特旗,參與到南寶力皋吐墓地所反映的文化構成中。由此證明,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沿科爾沁沙地南緣存在文化通道的設想是成立的。《中國東北先史環壕聚落的演變與傳播》一文,是參加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合作項目而寫作的。該文將遼西地區環壕聚落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探討了其形態和結構的演變。通過與下遼河、嫩江中下游和吉林省中部、東部地區發現的環壕遺址比較,從時空範疇看,東北最早的環壕發生在遼西地區,然後呈序時性的由西向東延展分布。按這一線索推導,集中發現於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九州地區環壕形成的聚落,深受中國東北影響,並指出這絕不僅僅是單一文化元素的傳播,環壕聚落本身就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接下來的《論西梁遺存及相關問題》《關於南寶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質的幾點思考》《探索內蒙古科爾沁地區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新發現——哈民忙哈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穫與學術意義》幾篇論文,是對內蒙古東部地區近年來發掘的幾批新材料的探討。通過文化內涵解析和年代與性質的認定,可確認它們屬於不同年代、各具特點的幾種新考古學文化類型,其中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遺址的發現尤為重要。哈民忙哈遺址是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北緯43°以北地區,首次大面積發掘的史前聚落遺址,遺址埋藏條件好,出土遺物豐富,遺迹保存完整。發掘中清理出相當完整的房屋木構架遺迹和大批非正常死亡堆棄的人骨,場景十分震撼,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極為罕見。《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房址內大批人骨死因蠡測——關於史前災難事件的探索與思考》一文,根據種種跡象判定,哈民忙哈遺址是遭遇突發事件而廢棄的。通過凝固歷史瞬間的情境觀察和人骨死亡年齡統計,結合自然環境和生業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質災害、人為殺戮等災難後,提出距今5000 年前科爾沁沙地曾遭受過瘟疫肆虐,導致哈民忙哈居民群體死亡的直接原因,應緣於一場鼠疫。《文化變遷與邊緣效應——西遼河流域北系區幾種新石器文化的發現與研究》一文,基於2000 年以來,我在西遼河以北地區多次考古調查和參加幾處重要遺址發掘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對這一地區史前文化長期關注和思考的總結。主要觀點可以表述為:在遼西新石器時代框架內,存在兩個文化序列,一個是興隆窪—趙寶溝—紅山—小河沿主體文化序列;另一個是西梁—富河—哈民忙哈—南寶力皋吐非主體文化序列。由於後者只見於西遼河以北邊緣地帶,且有很強的自身特點,表現出與中心區域考古文化相分異的現象。在這一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文化變遷,呈現漸行漸遠的「離心運動」,這種情況到新石器時代晚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本文以西遼河北系區幾種文化類型為切入點,整合周邊地區相關材料,探討了考古文化變遷與邊緣效應問題。在區系考古學文化研究取向方面,提出將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解構成兩個序列的雙重構造模式,從理論層面為重建該地區新石器文化體系進行了有益探索。


第二部分,青銅時代收入16 篇論文。青銅時代是我對漢以前東北考古研究著力較多的一方向,這次收入的論文幾乎涉及東北重要的青銅文化和考古遺存,覆蓋範圍較廣。最早寫作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初步研究》,首次以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夏家店上層文化成分進行解析,在文化分期、淵源及與周鄰文化關係方面的討論均有獨到見解。關於族屬研究,本文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為山戎遺存的論證,修正了學術界一直以來佔主導地位的東胡說觀點。20 世紀50 年代初命名的西團山文化,是東北地區最早確認的青銅文化。作為早年寫作的《西團山文化墓葬分期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3期)的姊妹篇《西團山文化來源探索》一文,從更廣泛的視野和文化譜系角度探討西團山文化來源問題,最先提出西團山文化與遼東山地及下遼河平原商周時期諸文化遺存存在文化譜系的淵源關係。《論高台山文化及其與遼西青銅文化的關係》,首次對高台山文化特徵組合與年代進行了界定,比較分析了高台山文化與遼西地區三種青銅的關係,藉此推定遼西青銅時代不同系統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與高台山文化向西擴展有關聯。該文還以陶鬲譜係為線索,第一次提出夏家店上層文化主體源於高台山文化,這一觀點為學界廣為引用。嫩江下游及周鄰地區是東北青銅時代一個獨立的考古文化區,但田野工作長期滯後。1986 年肇源白金寶遺址第三次發掘規模大、內涵豐富。我經歷了從發掘、整理到編寫報告的全過程。張忠培先生在《肇源白金寶——嫩江下游一處青銅時代遺址的揭示》考古報告的序中寫道,「考古學者至今在肇源白金寶遺址發掘過三次,前兩次發掘僅確認出該遺址只存在一層堆積即白金寶文化堆積,而第三次發掘,則從層位上辨識出白金寶遺址存在著先後疊壓的四層文化堆積。這先後四層疊壓的文化堆積的揭示與確認,不僅於白金寶遺址是第一次,至今於嫩江流域考古發掘工作中也是唯一的一次。」本文集收入的《松嫩平原先白金寶文化遺存的發現與研究》《論白金寶二期文化》《肇源白金寶遺址分期與各期文化層面考察》三篇文章,就是我在整理這批材料過程中,階段性的認識或對所關心問題的闡述。其中最後一篇,是由《肇源白金寶》考古報告結語第二部分經重新命題改寫而成。東北地區青銅時代,若從典型陶器空間坐落的區位來看,西部是鬲分布區,東部為壺分布區,它們在各自分布區內形成了傳承有序的考古學文化系統。由於典型陶器的特質性,歷來被研究者所重視。雖然較之陶鬲,陶壺的形態特徵不易把握,但在遼東地區陶壺卻是可串聯起各類考古遺存、建立考古學文化編年序列、辨析譜系關係唯一的類型品。這便是《遼東地區雙房式陶壺研究》的寫作背景。該文提出三點認識:一是雙房式陶壺的祖型可追溯到廟後山文化,在以後的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以太子河、渾河為中心,分布範圍遍及遼東地區並反映時段特徵的一種文化遺存;二是將雙房式陶壺分為A、B兩型,在遼東地區它們是出於同源陶壺譜系的兩個發展序列;三是所謂「美松里」陶壺,是雙房式陶壺自西周中晚期發生分野以後,向東流向西北朝鮮地區的一支。同時向北流布的另一支,對西團山文化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劍遺存的考古學文化及相關問題》一文,以介於遼西與遼東兩大文化板塊之間的大、小凌河流域為伸長點,將這一地區含曲刃短劍遺存劃分為三個考古文化期。指出公元前一千紀後,曲刃短劍為代表的這類遺存以其連續性保持著文化內涵上的承繼關係,並與努魯兒虎山西側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形成顯著區別。這一時期,雖然大、小凌河流域青銅短劍墓具有多元文化成分雜糅的特點,但是來自遼東地區的文化因素表現得更為強烈。基於上述研究成果,《東北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文化區系》一文,對東北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作了全面總結,第一次在該領域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時空框架與譜繫結構。此後在《東北青銅時代區系考古學文化論綱》中,又進一步對這個結構體系進行了細化與完善。將東北青銅時代劃分六個考古文化區、四個發展階段和東西兩大區系與中間地帶,這種分布格局比照先秦文獻記載的東北諸古代民族方位,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區的雛形。林沄先生對我承擔的《漢以前東北考古學》國家教委「八五」社科規劃項目的結項報告曾評價到,「一方面以親自發掘的重要新資料,填補了漢以前東北考古的多項空白,修正了舊有的認識,提出了新的文化類型和研究題目。另一方面,則以很寬廣的文化視野和細密的比較研究,對本地區及鄰區諸考古文化的年代序列、源流、相互影響提出了許多新見解。」「尤其可喜的是,在東北青銅時代考古文化區系類型上已構成一個新的自成一家的框架。」


我對東北和北方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一直比較關注,陸續發表過幾篇文章,現在看來都不盡如人意。但它們畢竟記錄了那個時間段我所思考的問題,也反映了當時的認識水平,所以也收錄到文集里來。其中代表性的有兩篇:一篇是《試論我國北方地區銎柄式柱脊短劍》,文中指出夏家店上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銎柄短劍,既不同於典型的「東北系」分體曲刃劍,又區別於「北方系」的聯鑄體直刃劍,其祖型蕈首直刃劍與南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盆地所見卡拉蘇克式短劍為同一系統。據此判定銎柄短劍是卡拉蘇克式短劍的支流衍派,這個觀點曾引起學界的關注;另一篇《中國北方的管銎斧》,通過對發現於我國北方地區管銎斧的全面梳理和分類與編年研究,就其分布的區域特點、文化性質和存續發展過程進行討論。該文指出中國北方自夏代就已出現了接受中原夾內兵器影響的原生斧,至少到商代晚期又形成不同形制、各具地方特點的管銎斧變體。儘管不排除部分類型品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但就文化背景和形制特點分析,中國北方地區的管銎斧是自成一系發展起來的。


第三部分,燕秦漢時期,發表過的文章不多,選了3 篇。《吉林省梨樹縣二龍湖古城址調查及年代認識》是一篇簡報,之所以選定收入進來,是因為二龍湖戰國至漢初古城址的認定,顛覆了此前學界對戰國時期燕文化在東北地區分布範圍的認識,使其控制範圍又向北推進了100 余公里。這一發現對東北民族、考古、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遼寧錦西邰集屯三座古城址考古紀略及相關問題》一文,通過對邰集屯集中發現的三座城址形制、結構、建築特點的考察與年代認識,為這一地區先秦古代部族的考定和秦漢郡縣設置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東北燕秦漢長城與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的若干問題》,表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東北燕秦漢長城是一個巨大的防禦體系,更是一條特定歷史時期劃定的不同民族、疆域和不同文化及生存狀態的分界線。從時空範疇和內容形式看,燕秦漢長城以南遼河東西兩翼地區為中原文化政體覆蓋範圍,文化面貌與燕秦漢文化大體一致,並保持同步發展態勢;長城以北及邊遠地區,則保持著原有文化的多樣性和交錯並存的複雜性。本文曆數長城以北地區含早期鐵器的遺址和墓葬,探討了漢式鐵器在東北的傳播,針對已發現的諸考古學文化遺存,結合漢魏文獻記載,提出東北早期鐵器時代已形成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進入2000 年以後,我和我的同事王立新教授先後承擔兩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號:01JAZJD78003、2007JJD780122)。2002~2003 年,項目組在西拉木倫河上游進行了較大範圍的考古調查,並對重點遺址發掘。這次田野工作歷時兩年,涉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林西縣、巴林右旗三個旗縣,踏查遺址40 余處,識別先秦時期9種文化遺存,其中林西縣井溝子西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和井溝子青銅時代墓葬為代表的兩種文化遺存為首次發現。這項工作的意義在於,填補以往不同時段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同時也確立了該流域區先秦時期比較完整的考古學文化編年序列。2007年和2009年,「科爾沁沙地漢以前考古」課題組,對吉林省通榆縣、洮南縣、白城市洮北區,內蒙古科右中旗、扎魯特旗、通遼市、開魯縣、科左中旗、奈曼旗、庫倫旗等兩市八旗縣,進行了有針對性的田野考古調查和複查,共新發現含新石器時代遺存的遺址30 余處,結合近些年在這一地區幾次大規模發掘,尤其是多項重大考古發現,使考古工作一直比較薄弱的科爾沁沙地新石器時代考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已初步建立起的編年序列共有9 種文化遺存,可劃分六個時段。本文集第四部分選入的論文,基本都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編年與譜系研究有關,其中有4篇是所承擔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或相關研究。


第五部分,列入其他考古學研究的有6 篇文章。過去我在考古發掘和資料整理時,遇到個別既叫不出名字也不明用途的器物,還有陶器上的特殊紋飾和刻劃符號等,往往會萌生出種種猜測。然而出於好奇的猜測不是根據,需要的是考古學方法,並結合歷史文化印記的尋覓和民族志材料的認證,做出合乎實事的邏輯判斷。也許是興趣使然,我對這類題材比較關注,因為它們是保留下來的古代形象歷史,極富情趣且內涵豐富,值得充分利用。這裡收入的幾篇文章,全憑個人理解,雖然難免疏漏、錯誤,但在探究過程中卻幫助我擴大了文化視野,也算有所收穫。最後一篇《中國考古學20年之發展現狀與跨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是為吉林大學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 周年大型學術報告會撰寫的講演稿,附在後面就作為結束語吧。(本文由孫莉、蔡鴻博摘編自 朱永剛 著《漢以前東北考古研究》之 引言。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文章來源:「賽博古」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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