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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操蛋生涯

今天,朋友群中有兩件事在熱傳,一個是陳小魯逝世,一個是葉簡明被查。也許有的人不大關心時事,對這兩個人不了解,可以去百度一下,都可以查到基本信息。當然,二人都是非常傳奇也有些神秘的人物,網上能查到的都只是簡單的資料,而背後真實的故事非一般人可知。

最早知道陳小魯這個名字,是前幾年,他就在文革中批鬥北京八中的校長,以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道歉。文革中犯過錯,甚至犯過罪的千千萬萬,後來真正承擔了責任的聊聊無幾。當然,法不責眾嘛,何況連該承擔首責的都沒有承擔責任,那何況普通受唆使被蒙蔽的無知青少年呢?

所以,對於陳小魯公開道歉,而他又是陳毅兒子的身份,還是很讓我感動了一陣子。對於那斷灰暗的歷史,總歸還是有人說幾句真話。

昨天在機場買了一本書,高曉松的《曉說奇談》,說到他當年在北京四中讀高中時和人打架的事情。對於北京四中,我之前看過一本書《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這本由著名詩人北島等人編輯的書,記錄了當年在北京四中讀書的一些學生,在文革中的一些片斷。有反思,也有推卸責任。北京四中當年是北京最好的中學(也許現在仍然是),很多著名人物都是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比如秦曉、孔丹、陳凱歌、北島、于丹、高曉松。還有一些曾經更高級別的人物,就不提名字了。可惜啊,北京四中也好,陳小魯的八中也好,站出來公開道歉的屈指可數。歷史未被反思,那歷史就有可能重演。

高曉松在書里說,他當年最大的理想就是當一個老炮兒,就是流氓頭子。所以整天想著找人惹點事,還真惹出了一回事,找來一幫外交部大院的小孩,在北京四中學校里打了一次群架,不過還好,他和打架的四個人,只是被嚴重警告了一次,後來都考上了清華、北大之類的。進了清華,他帶一幫人又和北大打了一次,進了局子關了幾天,但也沒有被勒令退學。我不知道是因為他運氣好,所在的學校寬宏大度,還是他們那幫人背景都不一般,學校網開一面。總之類似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普通小孩身上,可能就是滅頂之災。

我並不是嫉妒高曉松得到了寬大處理,而是為之慶幸,更為學校的寬宏稱讚。小孩子,誰沒有過一點操蛋的經歷呢?誰沒有荷爾蒙分泌旺盛的時候呢?如果只是一時衝動,如果只是好奇斗盛,批評教育一下就過去了。等過幾年,他長大了,這些自然就成了一種可笑的記憶。

有的人,就沒那麼運氣好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到湖南長沙的一所師範院校上學,剛進學校的時候,看到一對顯得挺土氣的學生樣青年,愁眉苦臉的坐在校門口,覺得挺奇怪的,我們來報到,他們怎麼象要走樣。後來才得知,二人因談戀愛,周末趁其它同學不在,睡在了一間宿舍里,被老師查夜查到了,被勒令退學。兩個農村孩子好不容易讀書出來,居然因這點事就要退學,這在今天可能不可思議,但當年就是這樣左這樣死。不知二人後來情況如何,或者當年那個做這個決定的校領導有後悔過嗎?

我上初中時,八十年代初,正是社會很混亂的時候,各種偷盜打架搶劫層出不窮。我是在一個大型國企子弟中學上學,每到下午放學的時候,就有一幫高中生和社會青年,聚集在校門口,打群架的事時有發生。我一個同學被人打得腦漿都出來了,因此退了學。

於是,上面決定嚴打,很多十幾歲的高中生,因此坐了牢。可能他們只是沒書讀了,又沒事幹,無所事事一幫人湊一起打發下時間而已,也沒犯什麼太大的錯,或者打群架打傷過人。但是,嚴打期間按所謂的「從嚴、從重、從快」的原則,因此而被抓去坐牢的不記其數,也不知產生了多少冤假錯案。當時印象最深的是,高中的幾個學生,在火車上遇到一個農民,幾個小孩一個是覺得自己人多勢眾,另一個可能是覺得好玩,找那個農民要錢。那農民身上就七毛錢,結果幾個人多的判了六年,其它半年到三四年不等。本來這事批評教育一下賠償一下就完了,運動式的執法一來,幾個小孩的一生都毀了。

要說我的操蛋歷史,因為生在一個相對平靜的年代,自己又天生膽小,所以沒有如陳小魯那樣操出批鬥校長的大蛋,也沒有如高曉松那樣在學校里打過群架,也沒有如自己同學那樣走倒楣運被嚴打,當然就少了很多的傳奇性。

小時候操得最多的是偷,偷得最多的是鄰居家的果子。

偷最多是村支書家的。村支書和我父親同姓,說來是同族中人。他家有幾棵桔子樹,那桔子還剛長成,沒熟的時候,就和一個堂叔及幾個他一般大的孩子,去摘來吃。其實酸得要命,一點都不好吃。但一個是那時沒啥東西吃,再一個是偷來的總覺得好吃一些吧。

村支書家還有二棵李子樹,李子樹高,偷起來更難。堂叔他們經常叫上我,我小爬不上去,他們就叫我躲在邊上給他們放哨。其實我啥作用也起不了,純粹是他們多了一個分果子的同夥。記得有一次,他們正在樹上摘果子,村支書的弟弟和兒子出來了,打著手電筒從我面前過,我嚇得捲縮成一團大氣都不敢出,他們就從我身邊經過居然也沒發現。

不過偷的次數多了,終於還是被村支付發現了,跑來向我爸告狀,我爸把我綁在柱子上用竹條狠狠打了一頓,似乎那之後是沒去偷過村支書家的果子了。

八十年代後,市場上的物資豐富了,就想著弄點錢去買好吃的。我家邊上就是一家大型國企,他們廠房外面經常有些鋼鐵的邊角料,隨便撿幾塊送到廢品站,就能換個一二塊,買點糖果冰棒之類的解解饞。有一次下著雨,經過他們的一個鋼板切割工地。可能是因為下雨,沒有切割完就走了,所以剩下很多大塊的鋼板,我和另一個小孩麻起膽子,抬著一塊有幾十斤重的鋼板,送到了廢品站。當時大概換了五六塊錢,不過現在想來還心有餘悸,如果被工人們逮住了,後果會是如何?

上學期間還有二次操蛋的經歷。一次是小學畢業後,和幾個比我大的孩子經過小學,正好周末放學了,學校里沒啥人,拿著一把長傘,銼教室的玻璃,似乎是銼壞了好幾塊。住校的一個老師的老公,也是負責學校保衛的一個姓曹的男的發現了,出來追,我們猛跑,終於在快到家時追上了我。可能因為我最小,他抓住我狠揍。因為離家比較近了,我媽和鄰居都出來了,看他一個大男人抓著我一小孩狠揍,都罵他,他反倒是悻悻的走了。

上中學後,有一次期中考試,我這人考試一慣交卷很早,經常120分鐘的考試時間60分鐘就交卷了。交完卷和另外二個同學,看升旗杆上的繩子掛著,就掛在繩子上盪。我和同學開玩笑,說我抓著繩子,看你們能不能把我拉上去?結果剛一拉,繩子斷了。

這下麻煩了,繩子斷了升不成旗了。我們幾個趕緊跑去教導處自首,承認錯誤。記得教導主任姓楊,說我們這犯的事可大了,如果導致升不了旗,這要在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罪。讓我們趕快想辦法,如果能在第二天升旗之前將繩子繫上去,就不追究我們的責任(我是罪魁禍首),否則就要嚴厲處分。那時學校經常給這個嚴重警告那個記大過處分,更嚴重的會送工讀學校,聽著都發麻。

我趕緊找我爸,他找來他們廠的吊車,將旗杆吊下來,把繩子繫上去,算是解決了這個難題。不過後來楊主任還很嚴肅很鄭重的找我談過話,問我到底為什麼要將旗杆扯下來,搞得我真的象一個隱藏的反革命份子樣的。我說就是好玩,想試試能不能象升旗一樣拉上去。這件事嚇我不輕,也使得我此後,一直對政治之類的東西有些厭煩。後來,讀過很多寫文革期間的事情,也聽老一輩講過一些,知道楊主任說的,倒也不是誇大其辭。比如說,在那種老式的蹲廁,一個人不小心用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刮屁股,被告發後打成了反革命坐牢。一個人下公共汽車時,不小心把印有領袖像的報紙踩在腳下,即使他當時跪地認錯,也被打成反革命。這些,現在的人能想像嗎?然而,這樣的事情,離我們又真的遠嗎?

最近,心情比較鬱悶,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偶爾打開電視機,聽到一些很不舒服的聲音。我算是有過一些歷史經驗,也讀過一些歷史的人,自然對有些東西就會比較敏感。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樣,充滿憂慮,卻又無能為力。

上午和一個朋友說,現在不用看電視中的戲劇,生活中的戲劇精彩得多。朋友說,我們有幸經歷。只可惜,在這場戲中,我們是看客,是導演,還是路人甲?當巨大的車輪瘋狂地輾過時,我們會成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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