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獨家撰文：全球化進退中的中國選擇

新聞 03-03

當中國人認識到國家

已經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時

意味著我們開始思考

中國要為世界做些什麼

2017年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國際會議中心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圖/新華

全球化進退中的中國選擇

文/傅瑩

本文首發於總第842期《中國新聞周刊》

走進2018年，也就走進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最後階段，當今世界正面臨更多的動蕩和不安，全球化的進退和全球治理的滯後給世界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面對全球化的新態勢，中國選擇進而不是退，選擇深化自身改革而不是固步自封，選擇積极參与治理而不是獨善其身。全球化給世界各國帶來合作共贏的機會，讓大家攜手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很多國際形勢的變化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政府大幅調整美國對外政策，試圖從國際責任和義務中有選擇地「撤出」，並且在世界貿易上擺出保護主義的姿態，同時將以反恐等全球安全為重心的國際戰略轉向關注大國競爭。這使得包括美國的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全球化的未來更加擔憂。

中國的快速成長和對全球化強有力的支持和參與，讓世人更加重視。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的演講，向世界昭示了中國繼續投身全球化的決心。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引用狄更斯的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告誡大家「不要放棄信心，不要逃避責任，而是要一起來戰勝困難」。

近幾個月，我在德國慕尼黑、俄羅斯索契、義大利羅馬等地出席多場論壇，明顯感受到來自國際戰略界的焦慮情緒。很多人都在探問：世界將發生什麼？國際制度是否正在坍塌？人類是否要退回到壁壘割據的時代？中國能為全球化做什麼？

中國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長為維護者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前在中國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重新認識外部世界。一個判斷就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長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後來鄧小平將之總結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最樸素的道理。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後來發生的事世界都看到了：從改革開放之初打破思想觀念的束縛做起，確立實踐先行的路徑；進行農村經濟改革，引入商品經濟概念，從沿海到內地逐步對外開放市場；上世紀90年代初，進一步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努力向世界各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經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逐步融入世界市場。

中國最初對全球化的了解和認識是有限的，主要是希望通過對外開放引入資金、技術和資源，借鑒先進生產和管理經驗，改善生產能力。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人開始更好地理解和全面擁抱經濟全球化，更加主動地從世界經濟環流中汲取活力。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深刻影響，促使中國自身發展戰略與世界發展趨勢更緊密地融合在一起。

經濟全球化為中國帶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間，中國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年均增長9.6％，擴大了9倍多，2016年達到11.2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居世界第一位。4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扎紮實實推進經濟建設，人民付出辛勤的勞動和汗水，也獲得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GDP突破1萬億美元是在1969年，31年後的2000年，突破10萬億美元。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在2000年時達到1萬億美元，14年後突破了10萬億美元，比美國少用了17年。

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國逐漸成長為世界經濟環流的重要樞紐，一方面吸納了大量原材料、能源、資金和技術的進入，另一方面將大量優質產品輸向全球市場。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在不斷向價值鏈的兩端發展。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巨大的內需市場，為中國加快優化產業結構和創新的步伐提供了堅實支撐。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一個重要的引擎，1990年中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為2.7％，2013年則上升到20.8％。今天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中國人民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生活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然而，代價也是很高的。例如，中國有2.5億左右的農民工參加城市建設，而他們的背後是大量的留守兒童和分離的家庭。生態環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治理任務艱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遭遇的兩次考驗。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不利的內外經濟環境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亞洲國家抵禦金融危機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下行的關鍵時刻，以負責任的擔當，與美國等多國協調合作，在二十國集團（G20）框架內，支持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並參加了對歐洲援助基金。

可以說，沒有全球化，人類財富的積累不會提高這麼快，中國也難以實現這麼快的發展。中國從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長為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並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2017年8月20日，青海省首次發往俄羅斯彼爾姆市的中歐班列從青藏鐵路公司格爾木車站駛出。班列行程約6360公里，預計用時10天左右，運載的貨物為青海柴達木盆地循環經濟示範區生產的鹽湖產品。圖/新華

全球化需要完善

但是不可能走回頭路了

冷戰後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源自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走向一體化，曾經彼此隔絕或者孤立的經濟體系逐步敞開，資金、市場、技術、人才、信息全方位擴散，生產資料和生產力在全球範圍實現最佳配置，世界經濟進入快車道，國與國之間深度依存，合作共贏成為可能。全球化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便利了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隨著交通、通訊、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地球變「小」、變「平」，知識和信息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流通、共享，人類文明和道德意識進一步提升，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衝突因素受到遏制，長期的和平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

受益於全球化帶來的廣泛機會，曾錯過工業化而處於邊緣的國家抓住機遇實現了趕超。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大力推進外向型經濟戰略，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縮短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據聯合國貿發會資料庫統計，199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入額為3415.27億美元，其中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有1177.65億美元。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額為1.75萬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是6460億美元，中國吸收了其中的1337億美元。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年上升。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數據還顯示，199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為3568.89億美元，其中來自發展經濟體的為527.07億美元，所佔份額為14.66％，來自中國的只有大約20億美元；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額為1.45萬億美元，其中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達到3834.29億美元，所佔份額為26.4％，中國貢獻了其中的1831億美元。

美國有人批評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佔了「便宜」，但事實上發達國家獲益頗豐。例如，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92年到2006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從6.54萬億美元增長到18.57萬億美元，擴大了3倍，而且需要指出一點，這是在1992年經濟總量為中國15倍多的基礎上實現的擴張。此外，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將低端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等新興國家，不僅控制了生產成本，使得他們可以獲得廉價的商品，給消費者帶來了巨大好處，也緩解了發達國家的通脹壓力。

所有國家都已經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全球化的進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纏和相互依存成為不可否認的現實。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中所指出：「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

但是，這一輪全球化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被詬病最多的是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金融監管缺失。尤其在一些發達國家，由於不同程度的經濟降速和產業外移，就業機會流失，中產以下階層的生活得不到改善。顯然，他們沒有從自己國家的財富增長中獲得應有的份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6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按照人類發展指數衡量，全球所有地區的平均人類發展水平在1990年至2015年間都取得顯著進步，但仍有1／3的人口生活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發達國家也面臨貧困和社會分化所帶來的挑戰，超過3億相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發達國家，其中逾1／3為兒童。

增長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爭論比較多的方面來說，就包括一些國家行為和政策的失當，對印鈔機的過度依賴、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濫用等等，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結構性的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尤顯突出。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巨額利潤，但一些國家內部二次收入分配的調配能力沒有跟上新的需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世界主要經濟體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社會負債率快速提升，貨幣大幅貶值。越來越多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少數人的投機型財富卻進一步擴大，激化了社會矛盾。

隨著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世界向信息化社會邁進，機械化、智能化等對普通產業工人有很強的替代性，會進一步推動社會資源和財富向少數精英群體集中，而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的機會會受到擠壓。未來全球化的驅動力將更多源自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會帶來更廣泛、更深刻的資源整合，但同時也有可能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發展中國家也會逐漸面臨類似的挑戰。中國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所將面臨的挑戰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也開始採取一些措施，例如正在加強對職業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扶植，著眼於加快勞動力結構調整。

從中國的角度看，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頭路了。中國主張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當今世界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挑戰沒有得到有效治理，舊的秩序和機制無法適應環境和應對新的挑戰，全球治理能力和機制沒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等。這些年，世界各國對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識不斷增強，行動力也逐步加大。尤其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了很多積極探索，包括將20國集團升格為領導人峰會，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配比和投票份額，在聯合國框架下制訂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挑戰方面，締結了《巴黎協定》並推動落實。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一方面，國際社會需要繼續做大世界經濟的蛋糕，用「增量」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創新思維，改革完善現行國際機制，補充新型公共產品，更多地兼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調節全球財富分配機制。各國國內也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對一些新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儘早開啟多邊和多元對話，在制度建設和風險防範上應該先行一步。

在安全領域的全球治理上，一個成功的案例是在亞丁灣海域進行的打擊海盜國際合作。2008年6月聯合國安理會第1816號決議授權後，多國海軍派出艦隊攜手護航，至2013年已經明顯壓制住海盜的瘋狂行為。現在索馬利亞國家內部治理也開始走上正軌。亞丁灣護航是中國海軍第一次參與國際安全行動，2008年以來安全護送了6000多艘中外船舶，半數以上為外國船隻或世界糧食計劃署運輸船。

不容忽視的是，世界安全挑戰已經出現全球化的趨勢，但在構建共同安全的全球治理上缺乏共識。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共同威脅更加緊迫，網路安全、氣候變化等問題更加嚴峻，給世人帶來新的安全擔憂。但是，大國仍未擺脫地緣政治爭奪的慣性，有的甚至試圖重回競爭和排他性安全的老路，導致安全領域的全球治理嚴重滯後。

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在冷戰後試圖以輸出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辦法改造世界，追求全球「西方化」，結果是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更多新的問題被製造出來，一些國家陷入動蕩和遭受難民之痛，教訓深刻。而在應對自身經濟減速、政治分化和社會不公的過程中，美國及西方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樣需要自我反思和調整，因此也並不能證明這種制度是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複雜問題的「終極模式」。

美國將世界安全依託于軍事同盟體系，而該體系秉持排他性安全原則，強調盟友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以非成員國的不安全為代價。這是當前國際安全治理存在結構性障礙的根源。如果大國繼續拘泥於自身地緣利益，則難免加劇意見分歧，導致各方進退失據，形不成合力。

2017年8月1日上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地保障基地部隊進駐營區儀式在基地營區舉行。圖/中新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

世界上並不存在所謂唯一最好的模式，關鍵是每個國家所選擇的道路是不是符合自身國情，能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這是一條根本的檢驗標準。國際上看重和肯定中國的成功，就包括承認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成功的。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確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國發展的行動指南，確定了分「兩步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大會還明確了未來幾年中國的經濟政策方向，認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換句話說，過去需要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而現在是「好不好的問題」。我們曾經面臨食品短缺，而現在相對充足了，卻面對食品安全的挑戰。我們曾經工業不發達，現在工業興旺，卻面臨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我們曾經集體貧困，現在收入差距成為需要面對的新現象。總之，人類社會的進步沒有盡頭，老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正確和有效的領導力，就是努力走到問題的前面，預見問題和提出解決的方案。

中國領導人及時預見到新時期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以確保國家的政策和發展方式能夠及時跟上新時代的要求。今後幾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構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都將圍繞新時期的任務展開。

中國面臨的挑戰仍然是巨大而複雜的。未來三年是中國實現全面脫貧的攻堅期，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共十九大做出的莊嚴承諾。儘管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已經下降到4％以下，但目前仍有約4000萬貧困人口需要扶持。中國必須繼續完成一系列政策目標，包括不斷增加就業以及彌補社會發展中的短板。在未來幾年，中國將著重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消除貧困，中國還要著力防範和化解經濟、金融領域的風險、繼續治理環境污染，努力實現國家治理機制和能力現代化。

中國不是在真空中追求自身的發展目標，需要總體和平的國際環境，需要能與世界其他國家更加廣泛全面的合作。而中國自身的努力也將為未來世界發展變化作出重大貢獻。就像習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演講時所指出：「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

在2018年，中國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將「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中國新時代發展方略的基本原則之一，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中共十九大判斷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也指出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為此，新時代中國確立的外交目標包括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榮。它既是對未來世界的期許，也是中國國內發展的必然訴求。

中國支持世界各國合作，引導好全球化走向。2017年1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我們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我們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有人擔心中國發展強大了，就會走上爭霸的老路，對外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謀求爭奪實現世界領導權，通過盤剝其他國家滋養自己的利益。外界希望了解的是，當中國說自己「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否意味著準備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當中國提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是否意味著要對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

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的聚光燈前所未有地關注中國，我們對世界的期待和擔憂不能視而不見，也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發展的道路還很長，也仍然艱苦。中國與美國之間還有著巨大的差距。例如，在科技創新、產品研發能力等方面，中國人還處於學習提高的階段，還需要提升自我；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必須聚焦國內的發展和法治建設，深化改革開放。

中國確實需要在國際上發揮作用，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但這應是以力所能及和符合自身理念的方式進行。當中國人認識到國家已經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時，意味著我們開始思考：中國要為世界做些什麼？

世界已經在國際事務中看到中國越來越活躍的身影，注意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方興未艾。但中國仍在學習之中，需要更快地適應大國的地位，學會及時和令人信服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圖。並且，中國現在還處於走向現代化的艱難爬坡階段，需要時間學習發揮全球性大國的作用。

中國提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概念，重在與世界分享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中國在理念上有鮮明的發展中國家特點，在條件和挑戰上存在共性，能在推動全球的均衡發展方面貢獻力量，這正是中國方案的價值所在。中國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但中國選項的出現並不否認其他選項的存在，中國長期抵制他國將模式強加於自己，同樣，中國自己也不會這樣做。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強調：「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這是對外界做出的明確回答，中國對所謂的「制度競爭」沒有興趣。中國走上成功的道路經歷了長期艱難的探索，未來仍要不斷改革和完善自己。眾多發展中國家與中國一樣，要在學習和借鑒中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夢想。

守衛在南沙群島永暑礁上的海軍官兵在防波堤上巡邏。圖/新華

中國主張是對時代前行潮流的回應

中國在很多全球性問題上是新來者，尚缺乏足夠的經驗。目前，中國的努力主要在於搭建和維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平台，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一）「一帶一路」推動合作共贏

在解決全球發展的問題上，中國主張共商共建共享。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利用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技術和資金，來帶動新的經濟增長。

中國擁有獨特的「海陸複合」身份。向西，遼闊的內陸可以通達歐洲中心，中國在西部腹地已經建設起富有縱深的規模經濟和製造業基礎；向東，發達的東南省份充分利用海洋通道，與廣闊的世界市場聯通。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更好發揮中國的地理和經濟優勢，為便利亞歐大陸乃至全球的經濟和貿易往來作出貢獻，帶動新的增長，包括中國自身的增長和所有參與國的共同的增長。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專屬，沒有意識形態元素，更不具備軍事或者戰略功能，是中國發起、各國共建、地區共有、世界共享的合作平台。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這項倡議的核心之一是互聯互通。據中國鐵路總公司統計，自2011年以來，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已突破6000列。目前，有57條運行線，中國開行城市有35個，到達歐洲12個國家的34個城市。回程班列逐年增加，回程空箱率過高的問題正得到緩解。在歐洲和中國之間，貨物運輸通過海路需要40多天，通過鐵路只需20天左右。重慶到德國杜伊斯堡的中歐班列（「渝新歐」）的沿線六國實現了關檢互認，不必重複驗關，行程已經已縮短到了十三四天。

不過，陸運與海運不是相互取代的競爭關係。海運平均成本僅為鐵路運輸的1／4，最大的集裝箱船能夠裝載2萬多TEU（標箱）。而火車通常有41節列車，可以裝載82TEU，一條中歐班列全年總運量也不過是兩至三艘集裝箱船的規模，所以陸運不可能取代海運，國際貿易運輸的主體仍然是海上運輸。陸地聯通的價值在於，建立更順暢的連接腹地與港口終端的運輸網路，與海運形成互補。我們期待「一帶一路」能全面激活覆蓋世界70％人口、75％能源資源的歐亞大陸增長潛力。

（二）探索新的安全共識

在安全領域，如何破解全球性和多元化的安全挑戰上升與包容性國際安全機制的缺失這個矛盾，目前還缺乏國際共識，構建新的地區和國際安全機制的條件尚不具備。未來一段時間，亞太地區可能會先期進入新舊安全觀的碰撞和博弈。美國及其同盟體系的安全追求難免會與非盟國的安全利益發生抵觸，不屬於任何同盟體系的國家之間如何處理安全分歧和矛盾也面臨挑戰。關鍵要看我們能否探討出一些基本的共同原則，明確哪些言論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第四次峰會上就提出，「我們應該積極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這就明確提出了中國所秉持的安全理念：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安全應該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

——綜合安全，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例如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環境安全、網路安全、能源資源安全、重大自然災害等帶來的挑戰。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要通過坦誠深入的對話溝通，增進戰略互信、減少相互猜疑；求同化異、和睦相處；要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可持續安全，就是要安全和發展並重，以實現持久安全。對亞洲大多數國家來說，目前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

中國主張是對時代前行潮流的回應。各國學者在圍繞安全問題的研討中感覺到，大國之間在安全問題上有必要明確一定的共同規範和原則。如果中美乃至歐洲和俄羅斯能開始探索政治、軍事、領土與主權、和平解決爭端、建立互信措施等諸多方面的基本原則，不僅有利於維護大國關係的總體穩定，也有利於尋找解決地區熱點問題的具體方案。

中國努力增強自己的國防力量，著眼於有效保衛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有人將這一目標解讀為「確立全球霸權的時間表」，這是一種明顯誤讀。中國的國防政策本質上是防禦型的。2015年發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明確了中國軍隊在新的歷史時期所擔負的主要任務和強軍目標，包括：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軍事威脅，有效維護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安全；堅決捍衛祖國統一；維護新型領域安全和利益；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戰略威懾，組織核反擊行動；參加地區和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加強反滲透、反分裂、反恐怖鬥爭，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擔負搶險救災、維護權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等。

白皮書同時提出，「中國軍隊要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的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中國海外能源資源、戰略通道安全和海外機構、人員、資產安全問題日益凸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海外利益攸關區不是排他性的，也不是對抗性的。中國搞不劃分勢力範圍，不搞軍事同盟和軍事擴張，不會對外陷入所謂的「戰略競爭」，將始終致力於基於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贏的國際安全合作。

同時，中國也注意處理好對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跨國安全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積极參加聯合國主導的國際安全合作。例如，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對維和貢獻最多的國家，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27年來，累計派出3.3萬多人次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去年9月完成了8000人規模維和待命部隊在聯合國的註冊。

中國在吉布地建設了海外第一個後勤補給基地，並且給當地帶來了建設性的輻射效應。與吉布地臨近的、擁有近億人口的非洲內陸國衣索比亞，大約95％的對外貿易需要在吉布地的港口處理。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承建了740公里的亞吉電氣化鐵路，並且正在吉布地修建「非洲最大自貿區」，有可能為當地創造1.5萬個就業機會。這是中國向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贏方式改善地區發展條件的一個成功案例。

（三）推動以和平方式解決地區爭端

中國周鄰的亞洲地區，安全形勢複雜，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朝核問題，南海和東海的領土爭端問題也存在升溫的情況。這些問題的未來方向，取決於各國能否擺脫零和思維，能否克服當前地區安全體系中的結構性矛盾。

朝鮮半島是一個不幸的案例，其實質是：實現共同安全，還是把一方的安全建立在另一方面的不安全基礎之上？

60多年前的朝鮮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和朝鮮之間只有停戰協議，而沒有達成過和平協議。美軍沒有撤出半島，與朝鮮保持長期軍事敵對，雙方間極不信任，任何雙邊或者多邊外交談判達成的協議都得不到全面執行。美國強調自身和同盟的安全，連年向朝鮮施加強大軍事壓力，主張加大制裁。而朝鮮為了它們所稱的終極自保，不惜威脅地區安全，不斷試核射導，形成相互刺激、螺旋下降的惡性循環。

2017年9月朝鮮第六次核試驗和多次洲際彈道導彈試射之後，美國越來越擔心朝謀求核打擊美本土能力逼近「臨界點」，加大武力威懾和戰爭恫嚇，升級經濟制裁，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屢次提及的和平談判卻一直空懸。外界普遍擔憂，朝核問題還有和平解決的希望嗎？

一個令人欣慰的新動向是，韓國以舉辦平昌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為契機，開啟與朝鮮政府間的接觸，朝鮮也做出了積極回應，南北出現緩和關係的新機會。同時，美韓釋放了不在今年二三月冬奧會期間舉行聯合軍演的信號，為未來的對話協商開闢了通道，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看作是初步實現中方一直在推動的「雙暫停」方案。半島和平離不開解決核問題，而解決核問題需要安全矛盾的直接相關方，也即是美國和朝鮮，實現對話，通過談判解決彼此的關切。希望美朝雙方抓住平昌冬奧會帶來的寶貴機會，下決心開啟和談。

在中方看來，制裁是促進和談的必要手段，中國全面履行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決議。但只有當和談的大門打開時才能有效果，因此，中方一直堅持促進對話與談判。需要注意的是，核問題現狀和談判基點已遠遠脫離2003年啟動六方會談時的原點，新的談判難免更加艱難。但不管怎樣，需要抓緊時間談了，再拖下去代價只會更大。

未來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協調更加重要。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關係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在涉及雙邊關係的問題上，中美能夠努力妥善處理，避免碰撞。但更大的考驗是，兩個大國能否真心協作應對國際難題，這要求雙方建立更高水平和更加穩定的戰略互信。

關於南海局勢，核心問題是如何以和平方式解決島礁主權爭端和海域劃界分歧，同時維護好地區和平穩定。

南海存在島礁領土爭議不是新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與東盟國家改善關係的過程中，就圍繞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進行過細緻的對話和談判，並達成基本共識，南海局勢總體上一直保持平靜。在很多中國人看來，美國是南海局勢緊張的推手。2010年以來，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將中國視為主要針對目標。在南海局勢上，美方選邊站隊，袒護其他爭議方激化分歧的言論和行動，刺激中方對南海態勢失衡的擔心。美軍在亞太對中國的行動指向性明顯，強化在南海周邊的盟友體系和軍事網路，推動地區局勢進一步緊張。

中方於2013年底在自己控守的島礁上開始了擴建工程，這些島礁都遠離國際航道，不存在影響航行自由的問題。 2015年4月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對有關工程做了詳細說明，指出：中國政府對南沙部分駐守島礁進行了相關建設和設施維護，主要是為了完善島礁的相關功能，改善駐守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更好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尋與救助、防災減災、海洋科研、氣象觀察、環境保護、航行安全、漁業生產服務等方面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但是美國和菲律賓反應強烈並誇大事態，指責中國，其他一些周邊國家也表達了擔憂。當時的菲律賓政府沒有遵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啟動程序前進行協商的義務，不與中國協商就訴諸國際仲裁，遭到中方的抵制。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正努力在「雙軌」思路之下解決分歧，南海局勢明顯降溫。

然而，美國加大對南海事務的軍事介入，派軍艦抵近中國南沙、西沙島礁和黃岩島。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針對南海的軍事部署和行動都呈明顯加強之勢，美軍在南海的軍事演習、抵近偵察、巡航以及所謂「航行自由行動」等軍事行動的頻率和烈度都在快速攀升，在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的軍事部署也在快速推進。自美國將地緣政治之爭強加到南海地區之後，南海問題呈現從單純的主權和海洋劃界爭議，演變成為集合海洋爭端、權力之爭和秩序之爭的綜合較量的趨勢。特別是，在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的背景下，中美間的分歧開始超越其他矛盾成為左右南海局勢發展的主線。這將進一步促使中國認識到，需要加強在南海的軍事防禦能力和維護和平的能力。

中國在南海的利益訴求多少年來一以貫之，那就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性和維護地區和平安寧。中方不會放棄領土主權和相應的海域權益，也不會同意其他國家干預和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爭議。同時，中國堅持和平談判解決爭端，提出「雙軌」思路，即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爭議、中國和東盟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可和支持。近來，東盟也認識到控制局勢、重回對話軌道的重要性。目前中國與東盟關於「南海行為準則」（COC）的談判正在取得進展。

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南海的最大公約數是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國沒有謀求所謂地區霸權的動機和設計。中國之所以一直努力管控與爭端方的矛盾和分歧，從未主動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就是考慮到周邊總體環境的重要性。未來形勢如何發展取決於各方的認識和選擇，如果選擇合作，可能是多贏；如果選擇對抗，則可能是僵局甚至衝突，任何一方都難以從中完全獲益。

觀察中國不能忽略歷史維度。中國雖然正在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歷史的烙印仍然深刻。中國是在帝國主義鐵蹄侵略和踐踏之下進入20世紀的，一個多世紀屢遭外敵入侵、強權欺凌的屈辱經歷，是國家和民族不可磨滅的記憶。也正是基於此，中國人民和政府對涉及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抱有極強的敏感性，絕不會允許那樣的事哪怕在局部重演，這是外界在看待和判斷中國時必須了解和考慮的。誠然，現在已經沒有能對中國的生存與發展構成根本性挑戰的重大外部威脅，因此，中國會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處理好矛盾和分歧，致力於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與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1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行歡迎儀式，歡迎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圖/中新

全球治理離不開中美合作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相互協調與合作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全球化的未來。中美在全球治理當中相對作用的變化已經成為當今一個重大的國際現象。中共十九大強調指出，中國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全球治理，為完善全球治理作更大貢獻。而美國作為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體系的主導者，卻認為全球化偏離了「美國化」的軌道，越來越傾向於做開全球治理倒車的事。

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對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失去興趣，不願對多邊主義的投入更多資源，更多強調雙邊安排的作用，使多年來國際社會為加強全球治理所做的努力及相關成果面臨半途而廢的風險。特朗普總統在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中說「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獨行」，但這未能減少國際社會對其推出新的保護主義措施的擔憂。其所要推行的「國際公平貿易」也仍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並不能充分反映普惠、共享的思維。

我們也看到，美國的全球戰略重點已從反恐轉向大國戰略競爭，仍習慣性地從傳統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看待中國在全球事務中不斷增強的作用，擺出同中國全方位「競爭」的姿態。2017年12月18日發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有33處提及中國，並把中國定性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稱「我們還面臨競爭對手——俄羅斯和中國——尋求挑戰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的威脅，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 2018年1月18日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則宣稱美國要恢復軍事競爭優勢，以威懾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和美國盟友的「挑戰」。2018年2月2日，美國國防部發表核態勢評估報告，提出美國要擴大核武力量，研發新式的低強度小型核武，提升對中俄的威懾。

特朗普政府的這一系列報告和文件對國際局勢、大國關係和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進行了全新界定，宣告美國國防戰略重心從打擊恐怖主義重新轉向大國間戰略競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就最新國家安全和防務戰略發表演講時就分別明確宣布，美國已進入「競爭新時代」「世界重回大國競爭狀態」，「雖然我們將繼續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但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是大國競爭」，要將大國競爭環境下的「戰爭準備」作為防務政策的「優先關切」。

在經貿領域，美國拒絕在世界貿易組織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發起了針對中國「不公正貿易行為」的「301調查」和「232調查」，聲稱會嚴懲中國的「知識侵權」。2017年11月美國政府部門發布新版《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報告》，論證中國「國家的經濟作用及其與市場和私營部門關係存在根本性扭曲」，認為國家過度干預賦予中國經濟不公正競爭力，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等問題。2018年1月19日又發布報告判定，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放棄了有利於市場化改革的努力，離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遠，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個錯誤。美國的意圖可被視為是特朗普政府通過強調與中國的競爭，來激發美國內部的改革與創新意識。但問題在於，美國對時代基本特點和中國在其中作用的判斷是否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基於種種誤判形成的後續政策調整會否導致全面遏制中國的轉向？

隨著中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實力的增長，中美在一些領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的競爭性，這也是全球自由市場經濟的性質所決定的。但兩個國家之間合作性大於競爭性。如果中美能夠在良性、建設性和基於規則的競爭中，實現共同進步，將競爭轉化為各自提升國內發展水平的動力和引領全球治理邁上新台階的歷史機遇，那將是兩國人民之福、世界人民之福。但如果中美陷入惡性競爭甚至衝突的泥淖，那將是世界之禍。

無論中美存在多大的競爭性，另一個事實是，中美處在同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之內，這與冷戰時期美蘇各自領導一個國際體系進行競爭對抗的格局有著本質的不同——世界絕不應退回到那樣的黑暗年代去。美國對當今世界的認知應根據全球化時代的實際情況進行更新，而不是重拾陳舊的體系競爭、制度競爭的觀念，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進行無助於彼此互信合作的泡沫化判斷。

經過建交近40年來的發展，中美兩國利益高度融合和交織。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突破5800億美元），同比增長15.2％，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 14.2％。1979年中美建交時，兩國人員往來只有幾千人次。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內地赴美旅遊人數近300萬。中方數據顯示，2016年1至9月中國接待美國遊客166萬人次。根據美方的統計，2016至2017學年就讀於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中國學生超過35萬人，佔在美國際學生總數的32.5％。

美國的貿易不平衡並非新現象，主要是美國國內過度消費和投資不平衡的結果，也反映了全球市場下的國際分工基本狀況。同時，美國的長期對外貿易逆差也是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下美國與世界貿易關係基本狀況的反映。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就此問題曾出現過多輪摩擦。美經濟結構決定了其貿易政策的變化可以將進出口從一個經濟體轉向另一個經濟體，但不大可能從整體上減少貿易逆差。中美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分工位置並不衝突，雙方存在貿易統計上的差異。為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中國的提議是將採取做大「蛋糕」而非限制的辦法。美方應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義務、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慎用貿易救濟措施。中美雙方也有必要認真研究對方的改革發展方略，尋找新的合作機會，不應讓「貿易戰」損害企業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在特朗普總統2017年11月訪華期間，兩國企業簽署合作項目34個，總金額達2535億美元，顯示了雙方的政治意願和商業潛力。關於美國商界對中國市場准入的擔憂，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代表中國在2018年的達沃斯論壇上表明，中國將繼續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他還說，中國將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創造有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境。也就是說，隨著中國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我們將為世界提供更多機遇。

中美合作已經覆蓋廣泛的全球治理領域，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圍繞熱點問題的溝通和在打擊跨國犯罪、防治傳染病等方面的合作。美方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國提出建設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方案和主張。這是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和經貿安排的有益補充，有助於促進地區及全球經濟的健康、均衡發展。

很多新的全球性挑戰不能僅靠一個國家應對，而是亟待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中國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與美國建立牢固的、可以適應新形勢的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將使雙方能夠更好地完成各自的國內目標，更有能力應對當今世界的諸多挑戰。同時，中方也要警惕美國挑起新的大國矛盾的企圖。實事上，中美關係若因彼此在一些領域競爭性的增加發生根本性塌陷，也是美方所不願意看到的。

特朗普總統就職後，習近平主席與他已3次會晤、11次通話。特別是2017年4月習近平主席赴佛州海湖莊園與特朗普總統會晤、11月特朗普總統對華進行國事訪問，確定了兩國關係在新時期發展合作夥伴關係的藍圖。雙方確立的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路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全部順利啟動。

中美兩國需要對世界的變化保持敏感，及時調適。全球化時代應是對話合作、互利包容的時代，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沒有理由不共同努力來完善全球治理。

總之，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選擇追求霸權的道路，更不會走上與現有強國爭奪所謂世界「領導權」的道路，而是主張各國都應順應全球化的潮流，讓現行國際秩序和機製得到進一步延展，更好地應對新的挑戰。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如同搭建一個共同的屋頂，去最大限度容納各方的利益訴求和治理觀念，如此，各國才能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文節選版發表於《慕尼黑安全時報》）

值班編輯：俞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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