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中的這「三病」當須「治」

原標題：史學研究中的這「三病」當須「治」

史學「三病」當須「治」

文/蘇全有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史學研究形成了以改革開放為界的兩個階段，其成就之斐然、碩果之累累，令人驚嘆。只是，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亦應清醒地意識到其背後所潛藏的問題與不足。具體來說，當前史學研究存在三方面的問題，即智慧缺失、遠離現實、考據失真。

所謂智慧缺失，就是指史學研究的成果不僅缺乏價值、意義，還缺乏啟迪、借鑒。知古以察今，鑒往以知來，讀史可以明智，說的就是史學的功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今史學研究並非都是如此。例如，有鐵路史論者經過長篇大論之後得出結論稱，鐵路的修築帶動了沿線經濟的發展；有外交史論者經過「深思熟慮」後形成的結論是「弱國無外交」；甚至有人口史論者通過對史料的艱難爬梳，指出人才主要分布在都城和省會……至於為數不菲的所謂「歷史啟示」，卻鮮有啟示可言，反而令人啞然失笑。諸如此類的情狀俯首拾來、不勝枚舉，每念及此，不由得令人心中黯然。智慧缺失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馬後炮史學」。所謂「馬後炮史學」，就是以結果作為判斷的支撐，成者王侯敗者賊寇。如有觀點認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對此有學者批評道：這言下之意顯然指18世紀仍為封建社會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較帝制中國更為優勝。這便純屬馬後炮的歷史認知。僅僅因為日本在近代迅速強盛，就證明其制度在中世紀也是好的；因為中國在近代節節敗退，就證明其制度在帝國盛世也是壞的。

歷史是一塊玉，不是玻璃。歷史不是一道單純的風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隨便看看就能領略其中的美感。歷史就像一個迷宮，其中布滿智力機關，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顯然，史學界應該秉承「板凳要坐十年冷、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概，多創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思想。

「爸爸告訴我，歷史有什麼用？」當面對兒子的突然提問時，法國年鑒學派大師馬克·布洛赫顯露了一絲猶疑和緊張。布洛赫之所以少了些自信，主要就在於象牙塔式史學的弊端：面向過去，背對現實。在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之間，研究者往往更多的是重前者、輕後者。特別是遠離現實，一方面體現在研究者對民眾、民族關懷的缺乏，科學嚴謹的研究成了職稱、獎金、晉陞等目的的敲門磚。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小我」，少了「大家」。另一方面則在於研究成果與現實缺乏緊密關聯。史學的功能之一就是為現實服務，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社會既需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亦需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司馬光。不能僅僅是「太史公曰」，還應有「臣光曰」。今天的史學研究者，在面對「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的《新唐書》、明清的經世學派時，顯然需要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其實，真正有意義的史學研究應該是，以在今天看來已然陳舊無華、在當時卻石破天驚的認知為研究對象，努力闡釋其引發、生成的客觀環境、條件等促動因素，不是著意於就結果進行定性分析、評判，而是尋覓蝴蝶效應中那隻扇動翅膀的蝴蝶。

此外，史學研究中的失真之嚴重，我們從光緒死因課題的研究史即可洞悉無遺。20世紀80年代之後，學術界通過種種文獻史料，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脈案文獻、醫療檔案，時人日記、信札，筆記、野史等，綜合認為光緒帝系病死無疑。然而，到了2008年，經過眾多科研、考古單位的數年努力，藉助科技手段檢測後得出結論——光緒帝系砒霜中毒死亡，併入選2008年中國十大科學發現。傳統的文獻檔案研究與科技檢測結果迥異，不免令人對前者頓生疑竇。文獻檔案在歷史研究中一直被認為具有不容置辯的權威，但有關光緒死因問題的事例卻給我們敲響警鐘，所謂的文獻檔案真的可靠嗎？另外，文獻材料的不足還在於其內涵的多歧性。面對同一文獻，必定見仁見智，還原真實的歷史不能僅僅依據一家之言。我們應當批判地、慎重地對待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中加強與現代科技手段的結合。

今天，我們需要反璞歸真、重建史實，也需要了解歷史的底色、對比色。正如米歇爾·福柯在瘋癲史研究中所說，有必要試著追溯歷史上瘋癲發展歷程的開端，在沒有經過皴染和塗抹的歷史時間中重走一趟，再度確定眼中之歷史。可見，在未來的歷史研究中亟須運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文獻檔案與科技手段相結合以去偽存真，復原歷史的真實性。

（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3月6日第7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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