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斯坦因由於盜取中國絲綢文物而成為國際敦煌學的開山鼻祖

北大教授王岳川說：

17號洞僅19立方米，

卻藏經五萬多卷！

但外國人拿出去了

三萬多卷，

也就是60%到了西方，

這是中華民族的

巨大損失。

正是這些經卷

出去後，

西方才第一次

認識到古老、衰敗

的中國竟然有

如此精深的歷史、

偉大的文獻。

甚至

大英博物館

及歐洲很多博物館

都以收藏了多少卷

敦煌寫經為榮。

傍晚，茫茫大漠，殘陽如血。

暮靄中走來極度疲憊的斯坦因，疲憊的蔣孝琬，疲憊的駱駝和馬、疲憊的小狗「戴什」。

此時，因為斷水帶來的絕望陰影，籠罩著整個疲憊不堪的探險隊，當大家一步三滑幾乎用盡全身力氣登上一座巨大的沙丘時，一個個全都累得癱軟倒地。

突然，「戴什」又一次激動地狂吠起來。

「看，一條大河！一條大河！」蔣孝琬激動得跳了起來，幾乎是撲向斯坦因，用嘶啞的聲音大聲叫喊道，「先生，那……那……那就是敦煌！那裡，就是敦煌呀！」

·

敦煌莫高窟

斯坦因在蔣孝琬的攙扶下，努力地站立了起來，放眼望去，但見「一條小河從聳起於四周沙漠中的長長的礫岩懸崖下流過，河岸邊狹窄的範圍內生長著楊樹林。清新碧綠的楊樹林之後的懸崖呈現出一幅壯觀的景象：一層又一層的黑色洞窟布滿了崖壁，一間搖搖欲墜的樓閣屹立於懸崖正中，遮蔽了一尊巨大的佛，其黑瓦曲線頂高出了懸崖之上」。這個英國國家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吳思芳筆下的沙漠綠洲，就是敦煌莫高窟，也就是斯坦因此次探險的最後目的地。

不料，期待在這裡大幹一場的斯坦因，卻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阻力。

是啊，這裡不是樓蘭古城遺址，不是無人看管的菜園子，看守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卻擋住了斯坦因伸出的黑手。後來，他回憶道：「我盡我所有的金錢來引誘他同他的寺院，還不足以勝過他對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眾怒的畏懼，或者兩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

斯坦因不甘心，又和蔣孝琬一起再次去找王圓籙。當他讓王圓籙帶他去參觀洞窟時，王圓籙漸漸的對他有了些許的好感，特別是當他與王圓籙談到聖僧玄奘時，引起了王圓籙的共鳴。斯坦因靈機一動，腦子裡飛快一轉，精心編造了一個昔日唐僧西天取經，如今他從印度來中國尋找唐僧遺典的故事，把自己裝扮成玄奘的忠實信徒。愚昧的王圓籙在蔣孝琬的再三勸說和欺騙下，竟然信以為真，便於當天夜晚從17窟的洞內抱出一捆寫本，讓他們看看。

師爺蔣孝琬挑燈夜戰，整整研究了一夜，終於有了重大的發現。他在一件寫本的題記中發現，這些都是玄奘獲自印度並譯成漢文的經文。斯坦因得知後，如獲至寶，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以相當於500盧比的四塊馬蹄銀，賄賂了王圓籙，然後在藏經洞外的甬道中，與蔣孝琬一起，一件件地檢查王圓籙抱出來的大批寫本和絹畫織物。

就這樣，斯坦因和蔣孝琬，一共用了整整七天時間，將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寫本和絹畫織物挑選出來。

其實，這個17窟中藏的5萬多卷古代文書和經文，也是王圓籙在閑得無聊時發現的。那天，他用點旱煙的芨芨棍無意識的在16窟甬道的洞壁上亂敲亂戳著，不曾料想，他這一敲一戳，居然捅破了洞壁，進入一個洞中之洞，發現藏著一座震驚世界的藏經洞。於是，在讓敦煌名揚四海的同時，也成就了貪婪的文化強盜斯坦因。

就這樣，斯坦因從敦煌千佛洞窟寺院的17窟中，搜羅並帶走了滿滿七箱價值連城的手抄本文書，五箱刺繡品和繪畫等非常珍貴的文物。後來，他又一次來到敦煌，將詐騙來的滿滿29箱寫本、畫綉品等運達倫敦不列顛博物院。

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發現了一件保存完好的帛書信件，約9厘米見方。這封信，比造紙術的發明時間還要早800年，是迄今發現的人類最早的絲綢書信。

英國人斯坦因雖然是掠奪敦煌文物的第一大盜匪，但他並非第一個，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進入新疆的外國探險家。

盜取敦煌莫高窟寶藏的始作俑者，是沙皇俄國帕米爾地質考察隊的勃奧魯列夫。他於1905年只用少量的俄國商品，就從王圓籙道士那兒騙去了一大批珍貴的文書經卷。

價值連城的中國文物，吸引了俄、英、法、德、日、美和瑞典等國的大批文化強盜，他們打著各種不同的名號，以探險隊、考察隊的名義，爭霸中亞，搶盜文物。

最早進入中國新疆地區的，是俄國探險隊，除了1905年的勃奧魯列夫，還有1713年的圖魯什尼科夫和1780年的耶夫雷莫夫探險隊，隨後才是在印度的英國人。

在外國的探險者中，最早穿越絲綢之路的是俄國人尼古拉·普爾熱瓦爾斯基，他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先後四次遠征中國，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探險，雖然沒有找到絲綢，但卻發現並盜取了中國數以萬計的動植物標本。而美國人亨遷頓、日本人橘瑞超則先後進入樓蘭，掠走一大批重要的文物。

第一個發現樓蘭古城並掠走大批珍貴文物的斯文·赫定，九死一生回到歐洲後，先後受到德國、英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國王或總統的歡迎與接見，並被追捧為瑞典英雄。

不過，幸運之神似乎格外垂青斯坦因，他在新疆、甘肅的尼雅遺址、樓蘭古城和敦煌千佛洞等地，先後發現了大量的中國絲織品文物，特別是一些精美的織錦和綾綺等。由於斯坦因盜取了這些珍貴文物，使之成為全世界最具盛名的中國古絲綢文物考古學家，從而揭開了中國絲綢考古的面紗，並成為國際敦煌學的開山鼻祖之一。

滿載而歸的斯坦因，回到英國後仍然久久難以忘懷，又於1913—1916年重訪尼雅、樓蘭遺址和敦煌千佛洞，再次盜捲走了大量珍貴的文物。

就說1914年3月吧，斯坦因帶領他的探險隊第二次到達敦煌，再訪莫高窟，受到了王圓籙道士的熱情歡迎。

三天後，斯坦因在致友人艾蘭的信中說：「王道士還照樣快活、寬厚。他一點也不為在上次交易中表現的貪婪放肆害臊，現在只是後悔1907年因膽小未讓我拿走全部藏經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來訪之後，所余寫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給的補償費，王道士和他的寺廟未見一文，全都進了官僚的腰包。」

後來，斯坦因又在1914年4月13日致艾蘭的信中說：「當北京下令藏經洞寫本東移之後，王道士真聰明，他竟隱藏了許多寫本做為紀念品。我從這批窖藏物中又能獲得滿滿四箱子寫本，當然這需要多番談判，但結果我成功了，儘管沒有蔣（師爺）的幫助。」

對於王圓籙的貪婪，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這樣寫道：「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斯坦因的成功盜取，除了他的好運氣和中國人的愚昧無知與愛佔小便宜外，還得益於中國的一些地方官員對敦煌卷經的貪心與掠奪。對此，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記》里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的確，「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中國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凄艷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

這一次，斯坦因又故伎重演，僅僅只是用了500兩銀子的低價，就從王圓籙手中買下了剩餘的全部文物，共計有570餘件寫本、繪畫、絲織品等，再次滿載而歸。

對於外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對中國文物的無恥掠奪，我通過「百度」進行了搜索，非常簡單的根據網上找到的資料，整理了一份「外國文化強盜對敦煌文物的掠奪簡史」：

1905年，俄國人勃奧魯列夫掠走一批文物。

1907、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兩次掠走文物10000多件。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5000件。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掠走約600件經卷。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入洞窟進行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我想，這應該是很不完全的統計。

敦煌藏經洞里的五萬多卷古代經卷，在時間上跨越十六國，隋、唐、五代、北宋等10多個朝代，穿越了7個世紀的時空。而藏匿於17窟的經文在意外問世之際，卻又時逢八國聯軍殺進北京城，一把火燒了圓明園。

轟鳴的洋槍洋炮一時響徹北京城，把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嚇得要命，哪裡還顧得了保護敦煌文物，只好眼睜睜的讓外國文化盜竊一批批掠走！

正如一位作家所說的那樣：「他們都以少量的銀元，帶走了大量的中國的燦爛文化。」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先生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17號洞僅19立方米，卻藏經五萬多卷！但外國人拿出去了三萬多卷，也就是60%到了西方，這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正是這些經卷出去後，西方才第一次認識到古老、衰敗的中國竟然有如此精深的歷史、偉大的文獻。甚至大英博物館及歐洲很多博物館都以收藏了多少卷敦煌寫經為榮。」

是啊，一群文化強盜的野蠻撞入，讓中國文化蒙羞，卻又通過獨具特色的歷史文物，讓外國人領略到中國文化的燦爛輝煌與無限魅力。

對此，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絲綢史學家趙豐先生說：「20世紀初開始，十餘支外國探險隊、考察隊深入亞洲腹地，在那裡展開了搶奪珍寶的競爭，其中最著名的有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等。他們從新疆的古樓蘭遺址中發掘了大量的東漢至魏晉的織物，在新疆吐魯番地區得到了自十六國時期到唐代的絲織品，在甘肅的莫高窟幾乎囊括了藏經洞所發現的所有文物包括大量絲織品，但這些出土的絲綢文物均被攜往海外。」

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從中國西北地區盜掘的大批絲織品文物運抵歐洲後，轟動一時，既引起了西方考古界和史學界的強烈反響，也激發了西方科技史學家的極大興趣，掀起了一個中國絲織品考古和史學研究的高潮，反過來又推進了中國紡織考古的研究。

這或許就是文明的悖論，以一種不文明甚至是欺騙、狡詐乃至血淋淋侵略的方式去發現、研究、傳播文明，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鮮花，一面卻是鮮血。正如馬克思在論述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時指出的那樣，鴉片不曾產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產生了驚醒作用，歷史的發展好像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可能把他們從原來的麻木狀態喚醒似的。斯坦因的師爺蔣孝琬被麻醉了，看守洞窟的道士王圓籙也被麻醉。中國人儘管創造了無比輝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工業文明熏陶下的西方人面前，千千萬萬個中國人不過處於民智未開的蒙昧狀態。如今，中國人已經從迷濛中醒來，可付出的歷史代價卻太大太大了。

——摘自張衛平、張旗著《靈動的彩虹：荊州戰國絲綢的前世今生》，中國環境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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