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最起碼生活操勞的人，不會有時間、心情去悲憤或造夢

哪怕是在合理悲憤的情況下，

恨意仍然不是來自別人的傷害，

而是自己的無能和懦弱，換言之是源於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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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卑感的人特別容易看出別人的短處。

如果別人身上有我們自己竭力隱藏的那種瑕疵，

我們總是不遺餘力去加以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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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起碼生活操勞的人，

不會有時間、心情去悲憤或造夢。

中國民眾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

就在於他們得花很大力氣

才賺得到一點點維生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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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

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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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廢料和不滿者的國家，

固然會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

但它缺少開拓未來的種子。

埃里克-霍弗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傳奇，7歲失明，15歲復明，父母早逝，靠自學成就學問。長年從事碼頭搬運工作，1964年成為加州伯克利大學高級研究員後，仍未離開碼頭，其許多觀念都是在碼頭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稱為「碼頭工人哲學家」。

霍弗1902年出生於紐約市，雙親是自德國移民而來的猶太人，父親從事木工。7歲那一年，霍弗碰到兩件傷心事，一是母親逝世，一是雙眼莫名其妙地瞎了，從此由女僕瑪爾莎照顧。因為這件苦難，他從未進學校或受過正規教育。

15歲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從此，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每天8到10個鐘頭，因為他總認為他隨時會再瞎。他這種閱讀的熱忱，終身不輟。

他家附近有一家舊書店，在三年之間，他幾乎把裡面的書讀完了。書店的主人對植物學很感興趣，這方面的藏書特別多，霍弗在植物學方面的知識也因此非常豐富。

不過，霍弗第一次到那家舊書店時，立即吸引他注意的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痴》。因為在他失明後不久，父親說過一句話：「對這樣一個白痴孩子，我怎麼辦？」這本小說他讀過十幾遍，每次都發現新的意義。在那裡他讀了拉格諾夫、哈姆生和已為人忘卻的德國作家瓦薩爾曼。他喜歡讀小說，從小說里，能獲得那些他從未經歷過的生活知識，如法國的鵝肝醬、閨房和有香檳酒的早餐等等。

霍弗的父親在1920年逝世，但他對1919年女僕瑪爾莎離美返德之事卻印象更為深刻。他後來雖從未寫信給瑪爾莎，也不知道她的情況，但有近20年的時間，他對瑪爾莎的感情比對任何人都要深。父親在瑪爾莎走後第二年去世，他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瑪爾莎曾說，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他應該也活不過40歲。那一年他18歲，認為生命已過了近半，不認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親留下約300美元，他便決心到加州去，因為那是窮人去的地方。「我買了到洛杉磯的巴士票，在貧民區下車，一住十年。所以你可以說我是直接從育嬰室走向貧民窟的。」

起初霍弗只是讀書，什麼都不做。等父親留下的錢用光，便到處打零工果腹。28歲那一年，他不知不覺起了自殺的念頭。其原因我們無法盡知，也許是因為相信自己40歲就會死，多活幾年又有什麼意思呢？但這次自殺並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藥味道太壞了，一進口就像針刺舌頭一般，被他吐了出來。

這事件結束了他在貧民區的生活。他覺得自己到了一個生命的轉折點，因而決定離開洛杉磯。

與窮人一起的生活經驗，使他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壓抑之說，在他們窮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說：「我們這裡的人只有金錢的煩惱，沒有精神病，要是他們有精神病的話，那是一種金錢可以治好的病。」

在貧民區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並不是生命可以寄託的東西：假如你不能在沒有希望的情況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腳就踏不到實地了。歌德說過一句話：「喪失了勇氣，便喪失了一切。」在書中霍弗說過，會被群眾運動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內在資源、沒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這個觀點的雛形早在他居住於洛杉磯貧民區的時代就成形了。

緊接著的10年，也就是整個30年代，霍弗主要在農場打零工。他會和其他散工——大蕭條的失業者——從南加州的帝國谷（Imperial Valley）出發，隨著一種穀物的分區漸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動，直到北加州的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個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從未想要去過更有保障但卻更多約束的工廠生活。

1982年獲里根總統為埃里克·霍弗頒贈總統自由獎章，他生平著作超過10部，包括《激情心靈狀態》、《變遷的磨難》、《我們時代的脾性》等，曾多次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其中《狂熱分子》是他第一部作品，也是最著名的作品。

群眾的性格命運

【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

人們評價一個種族、國家或任何其他群體時，往往是在該群體最低劣的成員中取樣。這種做法儘管有失公允，卻不是全無道理。因為一個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員決定。

一個國家最不活躍的人群，為佔大多數的中間層次。他們是在城市工作和在鄉問務農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受分據社會光譜兩頭的少數人---最優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會中最優秀的個人——不管是活躍於政界、文學界、科學界還是工商界，固然是國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會另一端的個人，包括失敗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從未側身其間的人，也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角色。歷史這個遊戲的玩家一般都是社會的最上層和最下層，佔大多數的中間層次只有在台下看戲的份。

社會低等成員之所以能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是因為他們對「現在」全不尊重。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和「現在」都已敗壞到無可救藥，所以隨時準備好把這兩者加以毀棄。他們也渴望通過某種驚心動魄的集體事業，去掩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這是他們傾向於集體行動的原因。因此，他們總是一場革命、集體遷徙、宗教運動或種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們也會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運動之中。

這些被遺棄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原材料。換言之，本來為建築師鄙棄的石材會成為一個新世界的奠基石。一個沒有廢料和不滿者的國家，固然會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開拓未來的種子。歐洲的棄民竟能遠涉重洋來到美洲建立一個新世界，並不是歷史開的玩笑——唯獨他們能夠成就此等事業。

【心懷不平者雖然到處都有，但卻最常見於下列幾類人】

（一）窮人，（二）畸零人，（三）被遺棄的人，（四）少數民族，（五）青春期的少年，（六）有野心的人（不管他們面對的是不可跨越的障礙還是無限的機會），（七）被某些惡德或偏執挾制的人，（八）無能者(身或心方面的無能)，（九）極度自私的人，（十）對生活厭煩的人，（十一）罪犯。

【窮人】

在飢餓邊緣掙扎的貧民過的是目標鮮明的生活。他們拚命為填飽肚子而掙扎，完全不會為閑愁所困擾。他們的目標具體而直接。有飯吃就心滿意足；能夠飽著肚子上床睡覺是一種成就；每一筆意外之財都是一個神跡。既然如此，他們又怎會需要」一個使人生有意義和莊嚴的超個人目標「呢？

【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視失業為一種墮落】

不是所有窮人都是失意者。有些身陷城市貧民窟的窮人會對自身的處境安之若素。勸他們離開他們所熟悉的泥淖，他們會怕得發抖。哪怕是有骨氣的窮人，要是他們陷入貧困已經有一段比較長的時問，一樣會不思改變。他們相信事物的秩序是永遠不變的，對現狀又敬又畏。除非來了一場災難——戰火、瘟疫或集體的危機——他們才會明白所謂「永恆秩序」的易逝不居。

會被失意感刺痛的窮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貧困的，即所謂的「新窮人」。美好生活的記憶像火焰般在他們血管里燃燒。他們是失去繼承權和遭剝奪的人，每有群眾運動出現，就會忙不迭振臂相迎。 17世紀英國清教徒革命的成功，新窮人居功厥偉。圈地運動期間（見第5節），數以千計的地主趕走他們的佃戶，把田地改成牧 「強壯和積極的農民，變成了受薪工人或乞丐……城市街衢滿目都是貧民。」為克倫威爾的新軍充實兵員的，正是這些遭剝奪的群眾。

在德國和義大利，納粹和法西斯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是破了產的中產階級。今日英國潛在的革命者不是工人，而是被剝奪了特權的公務員和工商業者。這個階級對過去的豐裕生活和統治地位記憶猶新，所以難以自安於目前緊縮了的經濟狀況與政治上的無所作為。

到最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會周期性地大量出現一種新類型的窮人，而他們的出現，毫無疑問助長了當代群眾運動的興起和擴大。直至前不久，新窮人主要是來自有產階級（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裡的有產階級），然而，到了最近，普通工人也開始扮演起新窮人的角色，這大概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一向以來，工人只要能得到最起碼的溫飽，就會自感是傳統的窮人。不管年景是好是壞，他們都會覺得自己窮。遇到再嚴峻的經濟蕭條，他們也不會認為那是什麼有乖常理的事。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經濟蕭條和失業的意義卻為之一變。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視失業為一種墮落。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一個不公正的秩序的剝奪與傷害，所以願意傾聽那些呼籲重新洗牌的人說話。赤貧者21．為最起碼生活操勞的人，不會有時間，心情去悲憤或造夢，在飢餓邊緣掙扎的貧民過的是目標鮮明的生活。他們拚命為填飽肚子而掙扎，完全不會為閑愁所困擾。他們的目標具體而直接。有飯吃就心滿意足；能夠飽著肚子上床睡覺是一種成就；每一筆意外之財都是一個神跡。既然如此，他們又怎會需要「一個使人生有意義和莊嚴的超個人目標」呢？群眾運動的吸引力對他們是不起作用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初期，著名的激進派黨人會群集莫斯科，就是知道他們必須想辦法把赤貧者爭取過來。巴拉巴諾夫(Balabanoff)這樣說：「我在這裡看到那些畢生為理想而活的男男女女。為了實現理想，他們不惜自願放棄享受、自由、快樂與家庭，來這裡全力對付人們饑寒的問題。」

凡是從早到晚都要為最起碼生活操勞的人，不會有時間、心情去悲憤或造夢。中國民眾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得花很大力氣才賺得到一點點維生之資。他們為生活而激烈掙扎，而這掙扎所發揮的是「一種靜態而非動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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