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撰文：薄復禮

翻譯：嚴強、席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34 年 8 月 7 日，由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奉中華蘇維埃中革軍委命令從湘贛根據地向外圍挺進。1934 年 10 月 1 日，先遣西征的紅六軍團在連續突破敵軍圍追堵截的殘酷環境下，穿越湖南、廣西後到達貴州黃平。此時的紅軍因連續作戰、行軍，不但減員嚴重，還缺糧少彈，急待補充。就在部隊擬於次日秘密突襲舊州城時，出於作戰需要扣壓了途中相遇的薄復禮（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夫婦等一行 8 人。當時紅軍的政策是把外國教會劃歸為反動勢力，因此攻克舊州後，紅六軍團決定繼續扣留薄復禮等兩個可疑的外國教士並隨軍審查。

此後，紅軍始終處在湘鄂川黔滇山區艱苦的轉戰之中，為解決被扣的外國教士的問題，紅軍與有關方面的聯絡均需費時費力地互相尋找。再加上國民黨政府、湘西土匪、教會等方面的破壞、敵視等原因，致使薄復禮本人不得不隨紅軍行動長達18個月之久，行程近19000里。

儘管非薄復禮本人所願，但他作為長征中一個來自西方陣營的外國人，目睹和親歷了紅軍長征，尤其是有關紅六軍團西征，紅二、 六軍團會師，開闢湘鄂川黔滇邊革命根據地，以及為掩護策應中央紅軍長征而轉戰萬里的艱難歷程。他的經歷收錄進了《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中國畫報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這段相關史料曾極度缺乏，因此彌足珍貴。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二章「逃跑及後果」。

1

現在我們的生活變得較為平靜。自從被扣留以來，我和海曼在祈禱時共用一本《新約》和《每日祈禱詞》抄本。大家相互鼓勵，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前一段行軍途中，我們還一起祈禱和誦讀《聖經》，併合唱讚美詩。禮拜日，我們通常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唱《讚美詩》。衛兵們很喜歡聽，經常要求我們再唱。在這裡，紅軍給了我們不少活動的自由。他們除了允許我們用洗過二十多人後的洗臉水洗臉外，還允許我們在少有的幾個晴天中樂悠悠地在院中曬太陽。他們並不太嚴格限制我們待在房中，只是不準走出院子罷了。

面對毫無希望的釋放，我們意識到聖誕節即將來臨。在房中住久了，我們發現後門的兩個在左、一個在右的三顆釘子釘得很松。「逃走」的念頭再次湧上心頭，節日臨近，單憑想與家人團聚這一點，就足以刺激我們去做逃跑的嘗試。我們發現房子後面設有一個衛兵站崗，不過他經常玩忽職守忙別的事；而且每到黃昏之際，他都要被衛兵連長叫去晚點名或集體唱歌。

1934年12月17日黃昏，當那個執勤的衛兵剛被叫到另一間房子火堆旁點名時，我們輕輕打開了後門，利用陰影迅速地跑過營地，然後走下幾級台階，來到早先上廁所時觀察好的一個花園。這裡有一堵牆把路分開，我們很容易地爬了過去。這時，我們清楚地聽到身後傳來的歌聲，必須在被發覺前跑得越遠越好，只有那樣才能逃脫。

薄復禮夫婦合影

天很冷，月色暗淡，我們辨別不出前進的方向。半夜，我們沮喪地發現又轉回到老地方。天這時漆黑一片，下起濛濛細雨。為了不至於掉進山澗摔死，我們只好凍得哆哆嗦嗦地在路邊等了一個多小時。後來我們冒險敲開路邊一家的門，那裡房主雖然給了些吃的，但卻不斷地趕我們走，一再講「紅軍隨時可能來」。他們給我們指了一條安全的路線，路上我們遇到的第二家房東非常好客，除留我們歇腳外，還免費送給我們一些食品，甚至還尊稱我們「牧師」。他們是非常善良的，不過，我們仍擔心紅軍隨時會來，恐怖籠罩著大家。

一個青年人把我們送到他們認為比較安全的廟中隱蔽。當朦朧的曙色降臨那座莊嚴的建築時，青年人說了聲再見便匆匆消失了。我們發覺廟的門窗為防打仗都堵得嚴嚴實實。我們費了很長時間，才找到入口，裡面的老道士聽到聲音走了出來。對他，我們又重複了一遍自己的故事。雖然他讓我們進了廟，但卻擔心地告訴我們，紅軍因懷疑他匿藏地主，幾乎天天來搜查。道士拿來了冷米飯和味道不錯的炒菜，然後就坐在我們身邊，設法勸我們離開。他簡明扼要地說，我們即使為逃命也應向前走，他告訴了我們行進的路線。說實在的，我們所處的狀況的確十分危險。

2

天亮以後，我們停下，找了一個地方隱蔽起來。對於躺下睡覺來說，地面太潮濕了。我們只好坐在那裡祈禱。黃昏時，我們繼續前進，結果，又發覺像前次那樣繞了圈子。我們始終未能走出塔卧方圓的五里之外。我們再次走進路旁的一所農戶家中，他們很善良，讓我們吃了一頓米飯和雞蛋，不過他同樣盼望我們吃完就走。房東告訴我們下一步的路線，並解釋不能讓我們久留的原因是鄰居家中有人在紅軍中當連長。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後來證明我們的確給他帶來了危險。此後的幾天，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山洞，並在裡面睡覺，不過因為擔心山洞會塌陷，我們又堅持爬了出來，不然我們說不定會在洞里永遠「失蹤」。

由這裡向前，當翻過了一座山後，我們在路上碰見了一位挑擔子的婦女，我們迎上去，有禮貌地向她討水喝，誰知她卻膽怯地掉頭跑回家。當我們跟到門口時，一個男人從裡面走出來，打量著我們，突然問：「還認得我嗎？我們曾見過。」原來他就是與紅軍談判釋放廖胖子的那個中間人。他把我們讓到家中，並拿來晚飯。在這裡他是屬於我們這一類的，都因紅軍而倒霉。他也同樣打算逃離這裡，我們無法在他家中藏身。當大家相對發愁時，方才遇見的那位婦女安慰我們說：「這山谷下面還沒有紅軍。」我們繼續向前。當我們在山下路邊一戶農民那裡打算買雙鞋時，誰料那家人暗中早已知道紅軍正懸賞五百元捉拿我們。我們走後，他馬上派人去報告了紅軍。在我們爬到另一座山的半山腰時，那家房主抄近路趕來告訴我們說，前面山上有紅軍，危險，勸我們先返回他家，待天黑以後再走。我們弄不清該怎麼辦，最後聽從了他假惺惺的勸告往回走。不久，我們發現他的好客非常偽善，由於說謊的緣故他的表情十分緊張，而且每走過一間房子，他都提議歇歇。這時紅軍由山下追上來。當看到後面那些手執長矛的人追來時，他一把抓住我並為那筆懸賞激動得哆哆嗦嗦。

我們的《新約》《每日祈禱詞》和袋中的三塊銀元都被搜去。後來我遇到原來的衛兵時，第一件事就是請求他幫助尋回那兩本書。衛兵偷著告訴我們說：「不會殺你們。」當然，這樣做對他自己是相當危險的。當我們被押回塔卧，途經一所廟宇停下來休息時，一大群人很快聚集到那裡，好奇地看著我們。在那裡我們吃了晚飯。回到原來地方後，我們遇到了衛兵連長，他生氣地揍了我們幾個耳光。我們被帶去見「法官」，他同樣也很生氣。後來，我們被關到普通犯人（姦細、幫凶等人）的房中，但在裡面與他們隔開。一個半小時後，我們被叫到蕭克將軍及其他領導那裡接受審問。

紅六軍團長 蕭克

「為什麼逃跑？」「法官」問。

「假如你在我這樣的狀況下，你不這樣做嗎？」我回答說。

「你是基督信徒，基督不是說過打你的左臉就把右臉也給他嗎？那麼，我們要求你跟著走，難道你不應跟到底嗎？可你違背了自己的教義。而我同你不一樣，我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法官」這樣回答我。

直到後來我們離開，他們挨個一遍遍地重複訓斥我們。而在這時，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祈禱上帝。

他們的態度，未能像他們所說的那些道理那樣同情我們的遭遇，如此的訓斥，只能使弱者抗拒。如同他們節儉的經濟政策那樣，他們簡單地將人劃分為三個階級，並選擇支持一個，雖然從根本上講三者都同屬那「貧農」階級。第一是農民及工人階級，第二是小業主—這需一定的時間進行改造，第三是諸如牧師、教師等—不從事體力勞動者。

按他們的分析，我們即屬於第三類，結論是否定的。保羅的預言降臨到我們頭上，「直到今天，我們仍被看作是世間的污穢，萬物的渣滓。」提問結束後，我們被綁著關進一間木地板的普通犯牢房，房內的兩個角落堆著些稻草，作為我們的床，幾塊磚頭作為枕頭。我和海曼睡覺的位置被隔開，一頭是海曼，一頭是我。命令我們不準說話，想翻身和活動時須報告衛兵批准，他們還給我們制定了規則，其中要求按這種方式說話：

「同志，我想報告。」

「報告什麼？」

「請讓我翻身。」

「不行。」有時衛兵會這樣生硬地回答，不過適當時他會同意。我們的手是被綁在身後的，完全得依靠他們來鬆綁。如果同意翻身的話，那麼就得鬆綁。海曼的左手就因捆綁得太久，很長時間未能恢復。

衛兵平均10人一班，有一個班長，幾個班組成一個連，由連長指揮。每個連配有衛生員、指導員和教員等。雖然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倒特權階級」，但他們內部卻相反，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不過，下級的意見也往往被上級採納。曾有一個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班長，在他調到這裡的當晚，注意到衛兵對我們看守很嚴，而我們又被很緊地綁著，他自作主張地給我們鬆了綁，後來竟也沒事，的確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們的痛苦。

譯者對薄復禮英文路線圖的考證和解讀

3

幾天後，我們又被帶去見「法官」，除逃跑一事未深究外，其他仍像審訊間諜一樣。「法官」告訴我們，不久我們將在廣場上接受人民審判，那時，我們應老實交待問題，因為如果交待的能使廣大戰士和老百姓滿意，我們的罪名將定得輕些，否則，我們不妙的前途將由他們來決定。準備交待的問題在單子上列得很長很詳盡，細目從何年何月何地出生，受何等教育，一直到來華後的活動等。問題同樣包括那次難堪的逃跑，如遇到何人，從何人那裡得到過食物等。我們從常識判斷，大概誰與我們接近誰就將倒霉。「法官」扭過頭來告訴我：「這裡你將受到的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公正審判。」

不久，我們便被帶去接受審判，大約有幾千名士兵和老百姓早已聚集在廣場上。一座後部裝飾著旗子和紙花的講台上面，設置了一個示眾的審判台，台上有供「法官」專用的一張桌子和三把雕花木椅。

審理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個「同志」受賄後企圖保護地主，提問他幾個問題後轉交大家裁決。隨著下面大家一聲「殺」字，這個可憐的已經很瘦弱的傢伙，臉色蠟黃，還試圖辯解，但馬上被帶下去處決了。

我們是下一批，海曼在前，我在後。一會兒我們被帶上審判台，面對人們。坐在身後的「法官」開始提問，我們則需要面對台下的人們回答，情景頗具戲劇性。最初是嘲弄我們幾次用英文重複自己的名字，如此怪裡怪氣唱歌般的外文名字的確有趣。「魯……道……夫。」人們爆發出陣陣大笑，他們還要求海曼說幾句英語，再次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現在上帝的教誨極大地安慰了我，特別是「當把你交給公會，面對權勢者的威嚴，不要憂慮，心口如一，因為聖靈將導引你說出該說的話」，上帝使我堅定了信心，驅走了恐懼。

「到中國來幹什麼？」「法官」問。

「來傳播上帝的真理，並告訴我們如何懺悔……」

「法官」立刻叫我閉嘴，緊接著提下一個問題。這是三項指控，即

（1）我帶的照像機及拍攝的一些估計是戰略要地的照片；

（2）我的中國裝束及流利的漢語，隱瞞自己外國教士身份想幹什麼；

（3）我們傳播使人麻醉的宗教。

結論是：他們有充分證據證明我們是為各自國家服務的間諜。

此後，「法官」要求大家裁決。人們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又爆發出那兩個字眼「殺」「打」。「法官」馬上站起來命令把我們帶下去。一會兒，我們再次被帶上來，他們開始高聲宣讀早擬好的判決，贖金改為15萬元，判處海曼有期徒刑一年，判處我18個月。我服刑長的原因是曾唆使逃跑，這當然不公平。例如，我在海曼被抓時，往前多跑了幾步，這被他們可笑地指控為「拒捕」。繼我們之後，又有兩個犯人接受審判，他們的命運同前，均被判處死刑，而我們則在散會後被帶回牢房。

開始服刑後，「法官」把我們叫去幾次。有一次，「法官」告訴說：「你們逃跑時執勤的那個衛兵，因失職將受懲罰，自然你們也得為那次徒勞的舉動而受懲。」他列舉了三種方案讓我們選擇：一天挑一百桶水；一天挨打一百下；一天二十小時不準睡覺。我們無法選擇，我們沒有力氣挑那麼多水，而其他兩種方法還不如「砍腦殼」。不過，我告訴他，如果允許的話，我倒真願干點兒力所能及的事，無論如何恐嚇對我們不起作用。他本打算用懲罰那個衛兵的話來動搖我們的信仰，可我們卻告訴他上帝將與我們永在。我們甚至吵起來，而那個衛兵見此卻似乎暗中高興。

當衛兵看不著我們或轉過身去時，我便與海曼偷著小聲說幾句，我讓海曼裝聾，並和他做打字母的遊戲聯繫。他真是一個聰明而又非凡的「學生」，他掌握得很快。不過，這種方式的極限仍需衛兵看不到時方可進行。一有空，他就比比劃劃地問我：「你正在幹什麼『鬼事』？」

1936年4月12日，脫離紅軍後的薄復禮

4

聖誕節的黎明，在我們被嚴厲監禁的狀況下來臨了。有生以來沒有比這更凄涼的一天了。天很冷，沒有火，唯一的消遣是在地板上抱膝獨坐。凄涼之中他們做的唯一事情，是照例送來那令人感傷的普通飯菜。那天，我們呆望陰沉的天空，愁腸百結。

上帝的那句話使我們眼前呈現光明：「阿門，上帝和我們同在。」我想了很久又想出一個用碎草拼字母表達思想的辦法。當然，這仍需瞞著衛兵。這小把戲使我們從苦悶中解脫出來。地板上一點點地出現了的句子使海曼興奮起來，「上帝既然為我們，他就不會丟掉我們」。我倆明白現在的狀況還未達到上帝所忍耐的極限，我們為接受考驗而自感欣慰。

兩三天後，「法官」再次把我們叫去，審判做了更改。他的眼中閃爍著友善的目光，他對我們說，我們在服刑期間可按一天一塊大洋贖買的辦法免刑，即海曼一年計三百六十五元；我十八個月計五百四十八元。「可我們沒有錢。」我猶猶豫豫地回答。「法官」卻堅持讓我們選擇了罰款。我們心中很清楚，如果繼續那種刑罰，的確將會加速我們的死亡。

「自然，」他解釋說，「我們不能再給你們逃跑前享有的那麼多自由。」他同時還要求我們根據判決書副本再次向外寫信，並說如果能得到兩挺高射機槍的話，將會減少贖金。我們又在如何獲釋的旅途中跋涉，不過，在目前的這些談判中，我們最願選擇的則是馬上睡覺。

先前的那種嚴厲監禁方式慢慢放寬了，但無論如何禁止祈禱，這對我們來說，同樣是屬於一種精神的飢餓。我暗示海曼用外文喃喃自語來秘密進行。當睜開眼時，沒料到衛兵已站在面前， 「搞什麼鬼？ 」他盤問道。隨後命令我們「頭轉過去睡覺」( 中國最流行側身睡法) 。這樣我們兩人的頭方向相反，海曼的頭對看我的腳。如此「待遇」持續了幾個月，這使我們感到非常彆扭。

新年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到了，元旦之晨，是我的生日，這也是我第一次不能與親人歡度的佳節。我的心不單是因為無法回家過年，同時還因那渺茫無望的獲釋，而迫切需要上帝的幫助。在那次不尋常的祈禱中，我同樣得到慰藉。上帝答覆了我的懇求，它就在《讚美詩》第37 首中：「噢，來到上帝的懷抱，為他而不屈不撓，上帝將實現你的心愿。堅信上帝，他就會把奇蹟創造。不要煩惱，惡人總把自己害了。噢，來到上帝的懷抱。」 上帝這首詩，同樣也感動了我的夥伴，使他同樣感到快樂。這個關於告訴人堅強忍耐的啟示， 指的大概正是在紅軍中的這個聖誕新年。於是，我在牆上刻上「A·D 1935」a。衛兵能認出數字並明白年號，但卻不清楚縮寫的含意，那正是上帝紀元之意。紅軍所慣用的是基督問世前的那種原始的太陽曆， 他們不像我們那樣重視新年。不過新年前夕仍準備了一次會餐。我們分得一大盤炒得很香的豬肉，這給人無窮的享受。從窗口，我們看到院中同志們八人圍成一桌( 中國特有的) 吃飯，因沒有桌子， 地面就成了餐桌。此時這種井井有條的樣子與過去雜亂的吃飯情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5

不久，紅軍對我們的監禁又進一步放寬了，我們被換到一間有三個犯人的房子，後來房中又添到四人，他是一個大約七十五歲左右姓廖的中國犯人。他家離這兒很近，他被懷疑與那個廖胖子有關聯，不過他矢口否認。他的兒子經常給老人送些愛吃的東西，但這隻能在紅軍允許時才行。

一次，紅軍中一個負責人允許我們這所房子的房東給老廖送了點兒東西，老廖高興得點頭哈腰，感激涕零，看上去甚至能扇自己幾耳光。對於目前的處境老廖很為難，如果不奴顏婢膝而採取反抗的態度是不現實的。那個負責人對這種態度反感，因為共產黨的政策是尊重老人，並特別反對奴顏婢膝。老廖的舉動完全是阿諛討好，想藉此換取紅軍對他的好感。他的手指甲留得很長，即使在中國老年人中也屬罕見。一個衛兵責怪道：「為什麼留這麼長的指甲！這很封建和不衛生……」老廖於是馬上剪短指甲。作為犯人，他一直活到傳統的春節。在中國年最後的日子(具體時間記不清)，他家曾送來放在特製盤中的一些炒肉和臘肉。他和我們同樣在精神上是超脫的，他吸鴉片，作為特殊讓步，紅軍允許

他家中給他送鴉片。在被關押的形形色色的犯人中，我們又有幸看到了一種新情況—抽大煙。後來，我們學會了製作這種使那些苦力耽耽入迷的玩意的技能。有些衛兵暗中也會吸，可苦於弄不到，他們曾秘密向老廖索取。儘管如此，老廖最後還是被處決了。

你也許對了解那些衛兵感興趣，按我們的話說，他們是些沒有教養的人，其中有一個來這兒不久的衛兵，他曾擺出一個老兵的樣子。中午或半夜他執勤時，習慣不禮貌地用粗嗓子沒高沒低地重複唱歌，同時，用槍托不斷地敲打地板作為伴奏。他這種粗野的性格體現在其言行中，如罵人「惡霸」「老孫子」等。站崗時，不管我們動了沒有，常常吼叫「不準動」。他常走近送飯的小窗口惡狠狠地瞪犯人，同時用特有的大嗓門兒讓犯人這樣或那樣。有時，他走進屋打那些犯人。一天晚上，他因為老廖有病或苦悶發出的小聲呻吟而痛打了對方，第二天老人被抬了出去。一天，我對他讓我一晚上不準動的命令提出抗議，當其他衛兵不在場時，他嘴裡雖不再說什麼，但卻用刀背打我作為他唯一的回答。我警告說，我將向連長報告他的一切，因為紅軍是禁止採用這種方式的。他怕極了，卻仍裝出要進一步報復的樣子來恫嚇我。第二天，我考慮再三決定保持沉默，沒有去想他會怎樣對待我。晚上，當我睡覺時，他先後三次摸我的臉嚇唬我，我仍保持沉默。幾天後，他對我的態度變得好起來，有時甚至尊稱我為「老薄」。不過習慣阻礙了他從善如流，他照舊放嗓子唱歌，用槍托敲打地板。我們真不知如何祈禱來阻止這種對神經進行考驗的雜訊。有時，他會拿出一張曾在蕭克任教員的學校發的結業證給我看，證明他曾在校學習一個月期滿。

我們的房子正對著院子，這使我們有機會看到大量的他們對待犯人的情景。有一個人試圖逃跑，後被抓來帶到院中，由衛兵換班打逃犯，他似乎沒有指望叫衛兵手下留情。黃昏，那根打人的竹棍收了起來，早上，它又拿出來使用。常常看到，被毒打後的人因飢餓和生病而死去，他們被抬出去，像埋一隻野狗一樣被處理掉。一次，兩個婦女為那個「老廖」來到這裡，關在鄰近的房中。一天晚上，她們看到死去的老廖手腳捆著像被送往市場的豬一樣抬去埋葬時，那女人剪斷頭髮去哀求連長讓她們把屍體帶回家安葬。連長顯示出他有多麼硬的心腸，他問那女人：「老傢伙給你們帶來些什麼？」就這樣，他拒絕了她們的苦苦哀求。那時，這種情況司空見慣，幾乎每天都看到。男人和女人被帶出去行刑，有的還被用腰帶抽著走，有的赤著腳、手被綁得很緊。處決之後，死者的衣服物品往往被執法者恰如其分地瓜分，目睹此情此景，我們深深感受到冥冥之中神靈之手對我們的佑護。

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紅軍的業餘生活，通常是在黃昏時刻，一般由衛兵們相互邀請聊天。他們能無準備地即興表演，大家圍坐在一起，這時連長往往自願出來組織唱歌或進行摔跤比賽。每次表演後，大家都爆發出陣陣笑聲。有時他們也玩諸如「丟手帕」或「趕豬」之類的簡單遊戲，兩個人站在圈裡，一個人蒙著眼去追趕另一個，被追的那個要邊躲邊發出叫聲。或者是「瞎子與拐子」遊戲，沿著圈一邊五個「瞎子」或「拐子」；誰扮演得不好，大家就笑著糾正。做好這些遊戲和比賽，不那麼容易。在玩的過程中也有一定的技巧，如「刀術」，他們中的一些人相當內行和熟練。在雙人對打中，能飛快地用刀砍對方的頭和手，劍術亦同樣精彩。看到這些清新向上、健康的娛樂是相當有趣的。中國最盛行的消遣是賭博，但在這裡是嚴格禁止的。有時紅軍也打籃球，不過球場那邊我看不見。

時間長了，這種單調的生活使人感覺遲鈍，百無聊賴。一天，我看到身邊一個中國犯人正拆一雙毛襪子，我過去幫忙併問他：「這幹什麼？」他告訴我準備編草鞋帶子。我不由回想起小時候生病中，母親教給我的編織，我想如果有織針和一些線，我就能織點兒什麼，而且編織東西既能滿足我的需要又消磨時光。那個犯人沒有多少線可給我。從哪裡搞到大批毛線？又怎樣找到織針呢？我簡單地找了根細棍，做成一根合適的針。因為缺鞋，我首先為海曼織了一雙軟鞋。衛兵們看到後非常驚訝。號兵設法用帽子兜了滿滿一帽羊毛，偷偷帶進來送給我。他的成功，使我從此不再為毛線供應發愁。後來這段時間過得很快，我織帽子、手套、腰帶，甚至毛衣都織，直到最後我仍有一批訂貨單，而這些過去全靠縫製。當然，你也許會為這其中一些物品織得的樣子很奇特而感到好笑。

我們總是遵守禮拜天休息制，它使我們很容易記住日期。我們解釋這一天停止工作的理由是要對「上帝」祈禱。紅軍一邊聽一邊取笑我們迷信。不過一到禮拜天，他們自己也停止操練，只能擦槍和待命。可能紅軍也認為需要休息，不過還要適當準備應付政府軍的偷襲。他們經常記不清禮拜幾，來問時，我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使他們感到驚訝，有時，甚至軍團領導也問我。從那時之後，我們改變了過去因白吃人家飯而惴惴不安的局面。當他們請求幫助或詢問什麼的時候，我們都深深感謝上帝讓我們為自己掙得了一份口糧。儘管，我們說得很簡單，但有時他們理解起來相當吃力。雖然我們置身囹圄，並在前一段時期受到嘲弄，但我們遵從上帝旨意並受益匪淺。

我們的床緊靠房子的隔牆。一天，海曼聽到「法官」對某人談話時突然大聲地說：「他們是外國人的走狗。」海曼告訴我說：「我認為有人正前來營救我們。」我認為這是可能的。當懷著這種信念等到晚上時，我們又一次被調換了房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