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人名的歷史特徵分析
滿族人名的歷史特徵分析
馮 璐
(遼寧省檔案館歷史檔案一部,瀋陽 110032)
摘要:姓名是一種文化符號,其演變過程能反映出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滿族人名均有自己的特點,如入關以前滿族的人名自然樸素,入關以後受漢族文化的影響逐漸漢化。
關鍵詞:滿族人名;滿族文化;歷史特徵
一、引言
繼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後,滿族也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少數民族政權,積極主動地學習和借鑒其他民族的文化,這就使其歷史文化發展具有鮮明的多民族「融合」特徵。滿族人名是滿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滿族傳統文化的發展演變趨勢。因此分析滿族人名的歷史特徵,對於研究滿族的民族認知、民族心理、文化變遷等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鑒於滿族人名對於滿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價值,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從多層面和多角度探尋其文化內涵。吳春娟的《試析滿族人名與文化》[1]一文,論述清代滿族的命名制度和避諱原則,分析滿族人名簡單質樸的特徵及數字人名的來源問題之後提出,研究滿族人名是了解滿族文化、歷史、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李學成的《滿族姓名初探》[2]則從民族文化內涵分析滿族姓名,研究滿族的族稱和姓氏所折射出的滿族歷史發展軌跡和獨特文化內涵,探索滿族的發展歷程。王火的《滿族人名的民俗特徵和語言特徵》[3]一文詳細闡述滿族人名的命名規律和特徵,同時介紹現代滿族人的起名特點。愛新覺羅·瀛生的《談談滿族人的姓名》[4]一文介紹了滿族的姓氏和人名特徵,說明滿族的姓氏起源和命名習俗。馬競淤的碩士論文《論滿族姓名的文化價值》[5]運用文化語言學和文化變遷理論,透過滿族的姓名窺視滿族的歷史文化,探討滿族姓名的文化價值。這些學術論文從不同的側面對「滿族人名」進行研究,著重闡述滿族的命名習慣和特點及滿族人名的文化內涵和價值,但是對於滿族人名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演變脈絡和歷史特徵關注的不多,涉獵的很少,而本文正是以此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
滿族自「白山黑水」之間崛起,入山海關定鼎中原,統治中國二百餘年。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受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影響,滿族的語言文化發生了變化,其中人名的命取方式和內容是變化最為顯著的。本文以時間為線索,對滿族入關前、入關後至乾隆朝、清代中後期、民國時期等四個歷史時期的滿族人名進行梳理,分析不同時期滿族命名的特點,總結其歷史演變特徵,挖掘滿族人名演變的社會歷史原因。
二、滿族的命名制度
目前,滿族和漢族的人名多以姓加名的二字或三字為主,二者之間幾乎沒有區別。但是在清代,滿族的命名具有其獨特的方式和習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稱名不舉姓」。儘管在入關後滿族命名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但在形式上仍保持了這種傳統習慣,並多以雙字命名。
為保護滿族傳統的語言文化,延緩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融合,清代對人名用字及數量、書寫方式等都做出了明確規定。「旗人命名,以清文意義書寫,其書寫漢字,惟取清語之對音者,不得擇用纖麗字面,以及首一字用漢姓字樣,或數代通以一字為首。其有以漢字命名者,書寫清字亦以對音字連貫書寫,不得分寫單字。」選自《大清會典》(光緒朝),卷八十四。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規定:「(丙戌)諭:昨溫敏奏摺內將滿洲人員名字照漢人分寫。當即降旨,諭令滿洲之名應聯寫不應分寫。今正黃旗滿洲都統為署理那丹珠佐領進呈家譜內,恩魁、成安、玉麟等名俱行分寫,著該旗大臣明白回奏。將此再行傳諭八旗、各省,嗣後滿洲之名字俱聯寫。如有分寫者,定行治罪。再宗室內將名字分寫者甚多,亦屬不可。此系分別尊卑之道。將此通行傳諭外,那丹珠佐領另行揀人帶領引見。」清實錄·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一(電子版),乾隆二十五年,第4032頁。而後在乾隆二十六年,乾隆皇帝又重申,滿族人、蒙古族人如果取漢語名字,人名要連寫,而漢人名字則不許連寫。
除此之外,清代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樣也制定了嚴格的人名避諱制度。臣工百姓取名和使用名字不能與皇帝以及地位尊貴的宗室覺羅、上級機關官員等人同名同字,甚至不能同音。皇帝的兄弟以及眾多滿族親貴在皇帝登基後,也要避諱其名而改字。如,雍正本名胤楨,他的兄弟名為胤禔、胤礽、胤祉、胤禟等,而在雍正登基後,其他人就將名字改成允褆、允礽、允祉、允禟等,以此來避諱雍正皇帝的名字。然而這種改字避諱對於漢字來說很容易,可以在漢字中選擇同音不同字或者是同義不同音的字來代替,但是對於滿文這種拼音文字來說,改字就很困難了。為了解決這個困難,乾隆十三年(1748)規定:「遇本朝諸汗聖名時,清漢字均避諱寫另字,此乃臣子尊重聖主之意。惟漢字多,若避諱書寫,仍可得到一字。清字不多,如亦照漢字避諱書寫,則得不到同音之字。若勉強使用發音相近之字,則必定與原音迥異且不成話。既然從前亦有兩個字均不必諱寫之條,嗣後繕寫清字人名時,如系二字於一處連寫,則須照例諱寫。此外,如僅有一字,則照原字繕寫,勿須避諱。」清實錄·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一(電子版),乾隆十三年,第4463頁。由此可見,清代統治者在制訂命名制度和避諱制度時,也充分考慮滿語的特點,從而使得清代的命名制度更具有嚴密性和可操作性。
三、滿族人名及其命名特徵
入關後,滿族文化受到漢族文化的強烈衝擊。作為滿族文化重要載體的滿族人名也受到了漢族語言文化的影響。以清代皇帝的名字為例,清太祖努爾哈齊名字的語義為「野豬皮」關於「努爾哈齊」一名的含義,學術界一直有爭議。據金啟孮先生箋示:唯幼時曾聞滿文專家舍親松賢前輩說過,努爾哈齊系「野豬皮」之義……;而瀛雲萍在《八旗源流》一書中,認為努爾哈齊的名字來自於回鶻語,意為「光明的聖裔」;還有一些專家和學者認為,努爾哈齊的語義為「射箭手」。本文取其第一種說法。,命名比較樸素、自然。而在順治十一年(1654)時,滿族入關已多年,生產生活和文化習俗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此時出生的玄燁(康熙帝),其名字已經完全沒有了滿族的特徵。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推斷,這裡的「玄」指的是欽天監洋監正湯若望所傳授的包括天文、曆法、機械以及天主教信仰在內的、為順治皇帝深深服膺的一套學說。「玄燁」的含義則有祝願這套學說輝煌光大之意,其命名方式和取向已趨向漢文化。
為了便於分析和總結入關前滿族人名的命名特點,筆者在《滿文老檔》和《清史列傳》中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滿族人名,列表如下:
(一)入關前的滿族人名及其特徵
表1 入關前的滿族人名
通過觀察上表中的人名,從語義角度來分析,我們可以將入關前滿族人名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因為滿族及其先世以漁獵為生,所以他們多用有關狩獵、動物、山川樹林的詞來命名。如merɡen「善獵的人」、dorɡon「獾子」。
第二,按家中子女的長幼順序來命名。如最末一子命名fiyanɡ ɡ ū「末」;
第三,希望孩子健康聰明地成長,取名akdan「有依靠」、yanɡsanɡ ɡa「有文採的」。
第四,使用物名、地名等詞語來取名。如ajilai「糧谷的粗皮」。
滿族人用本民族語言命名時,除使用名詞以外,還使用一些形容詞、動詞。如yanɡsanɡ ɡa「有文採的」、hūwa?abu「使培育」。滿族在入關前與蒙古族等民族交往密切,其命名也借鑒了蒙古族的命名方式,如滿族人名中有很多是以「泰」(-tai)、「圖」(-tu)來結尾的,此類詞尾是借用了蒙古語派生形容詞的詞綴。
另外,用數詞取名是滿族命名的一大特點。很多學者認為,滿族數字人名,主要是根據該人出生時,其父母親、祖父母等長輩的年齡名之,表示滿族有尊重老人、紀念老人的傳統。但是根據目前掌握的滿族家譜、戶口資料來看,這種說法並不可靠。如《吉林他塔喇氏家譜》中記載:「安成有子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五是安成的長子,生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初六日;八十六是安成的次子,生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十四日;而八十七是安成的第三子,生於咸豐五年(1855)正月二十一日。選自《吉林他塔喇氏家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中第三篇圖譜篇和第四篇譜表篇。兄弟三人的年齡分別相差兩歲和十二歲,但卻使用了連續的數字為人名,顯然不是以同一位老人年齡為據而命取數字人名。由於沒有相應的戶口檔案史料,我們無法得知上述數字人名與父輩或祖輩年齡之間的關係。滿族數字人名的命取與蒙古族十分相似。蒙古族常常使用某個有紀念意義的數字來為子女命名,然後在該數字的基礎上,用連續的數字依次為其後所生的子女命名。這樣就很容易出現「安成有子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的情況。筆者認為滿族數字人名的取向是比較隨意的,是沒有特定的命名規律的,命名內容「順手捏來」,可以根據年號、家族長輩的年齡、某個紀念日或者與之聯繫不大的某個數字來取名,而不是遵循特定的命名原則。
(二)入關後至乾隆朝的滿族人名及其特徵
《清史稿·傳》和《清實錄》中出現了一些滿族入關後至乾隆朝的最有代表性的人名,詳見下表:
表2 入關後至乾隆朝的滿族人名
這一時期的滿族人名與入關前相比,變化不大,因為這些人名雖然是出現在入關後的一些文獻中,但是其命取的時間大多在入關前。
這些人名雖然保留著滿族原始的命名特徵,命名取向自然、質樸,多使用名詞和形容詞,但是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最明顯的就是向漢文化所推崇的塑造品格,表示祈福、吉祥願望的方向發展,如fenɡ ?enɡ ɡe「有福的,有造化的」。更有人在取名時直接選取漢語,如fu ciowan「福全」。
與此同時,滿族數字人名也有了一定的演變。滿族命名除了使用滿語數詞以外,還開始使用漢語數詞,如u?iba「五十八」。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滿漢兩種語言合成的人名,其特點是由兩個漢字構成,第一漢字記錄漢語,第二漢字記錄滿語。表中的sanɡe「三格」,其第一音節san-為漢語「三」,第二音節-ɡe為滿語「-nɡ ɡe」。
(三)清代中後期的滿族人名及其特徵
清代中後期是清代由盛轉衰的時期,這一時期滿族人名的變化很大。筆者從《滿族家譜選編》和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將軍衙門戶口檔案中選取了一些滿族人名,並且按照不同社會階層呈現如下:
表3 清代中後期的滿族人名
清代中後期,滿族家譜大量出現,雖然在體例與形式上與漢族家譜相類似,但是在內容上卻有滿族自己的特點。這個時期,滿族人名不再受入關初期滿族統治者所規定的「取雙字名、不得選用華麗字面、不許取漢義」等法令的制約,大多直接選取漢文華麗字詞,而忽視字詞義的限制,甚至於皇帝為自己兒女取名也開始選取表達吉祥美好的漢語。而且命名也不再隨意,逐漸變得規範化,同宗同輩男子的人名「范」同一個漢字的現象也頻頻出現。
這時數字人名開始減少,滿漢雙語合成人名增多。有的人名雖然保持著滿族人名的傳統特點,以-nɡ ɡe結尾,但是找不到與之對應的滿語詞,如fuldenɡ ɡe「福勒德額」。值得一提的是,滿族人名的變化不僅僅在於皇族和貴族,在平民階層(八旗兵丁)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不過通過表3可以看出,平民階層人名的變化較緩慢。這表明滿族人名受到漢族文化衝擊時,皇族和貴族的命名取向最先受到影響,並引領著社會的潮流,帶動整個滿族社會的人名演變。
(四)民國時期的滿族人名及其特徵
辛亥革命以後,清代結束了其統治。滿族人被看作「下等人」,只能從事所謂的「下等職業」。為了生存和生活,滿族人有的遠走他鄉,有的隱藏民族屬性改變民族習慣。東北淪陷時期,除一些滿族貴族仍保持原有的姓氏和名字之外,大部分滿族人已將複雜的滿族姓氏改為單字姓或與當地漢族人相同的姓氏,再配以幾乎完全漢化的名字。但是在一些旗人相對集中的地區,有一些滿族人的姓名仍然具有鮮明的滿族特徵,單看名字就可以確定其為滿族人。如在雙城縣公署(清代一度稱為雙城堡總管衙門、雙城堡協領衙門等,負責管理旗民事務)的檔案中,發現有「德江」(卷163,83頁,民國十一年)、「喜才」(卷163,83頁,民國十一年)、「連福」(卷162,145頁,民國十年)、「海春」(卷162,80頁,民國十年)等人名。不難看出,這種用雙字命名且名前不舉姓的命名方式正是滿族人名的特徵。筆者認為,這些旗人相對集中的地區因為管理對象大多數為旗人,所以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仍然延續了清代的模式,使得當地滿族人可以保持其傳統的命名方式。但是在當時滿族人名逐漸漢化的大環境下,這些特例不能代表也不能影響總體趨勢。民國時期,滿族人名基本漢化。
四、滿族人名的歷史演變軌跡及原因
分析不同時期的滿族人名所呈現出的不同特徵,我們可以發現,入關前滿族人用滿語命名時,比較偏愛使用有關動物、山林的名稱和數字等較樸素的詞語。原因在於滿族是傳統的漁獵民族,其民俗具有濃重的漁獵文化色彩。在生存環境的影響下,滿族人常常表現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觀念,再加上其民族心理質樸,在命名方面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這就使得滿族人名具有自然樸素的特徵,在命名時也就不會出現刻意選取表達平安吉慶、福祿壽喜、陞官晉爵等含意的詞語。
滿族的這種命名傳統直接影響到加入八旗的漢軍。我們以《袁崇煥家族家譜》此家譜繪製資料來自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將軍衙門戶口檔案,道光朝目第943、1286卷;咸豐朝目第349卷;同治朝目第130卷;光緒朝目第2595、7718、8741卷。可參見吳雪娟《壽山家族世系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為例來分析這個問題。袁崇煥將軍是明朝著名的抗清將領,與努爾哈齊、皇太極多次交鋒,後來因皇太極巧施反間計被明朝政府以通敵罪處死。滿族入關後,袁崇煥後人被編入漢軍八旗。袁崇煥的五世孫「富明阿」官至吉林將軍,曾委託屠寄作傳記名為《袁富將軍戰略》,即將其漢姓和滿名的首字連綴使用。「富明阿」名前不舉姓,是典型的滿族人名,其另有漢名為「袁世福」。這種擁有滿語名字的情況在該家譜中並不少見,如「壽山」、「慶安」等等,均為滿語。通過查閱其戶口檔案可以發現,這些以滿語命名的袁氏子嗣多為八旗官員,如富明阿之子「壽山」曾一度官至黑龍江將軍。顯然,漢軍旗人與滿族的接觸較為密切。這也就是他們以滿族的命名方式來命取自己名字的原因。
滿族在入關前已經開始與漢族進行交流,並汲取了漢文化的一些元素,充實自己的文化,使得其人名取向發生了些許的變化。滿族人名在入關初期變化不大,但是有漢化的傾向。到清代中後期,滿族人名開始漢化。
姓名是一種文化的載體。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變化,姓名必然也會發生演變。滿族最初的質樸、自然、原始、簡單、隨意的人名,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消失。以《滿族扎庫他氏譜單》黑河學院張鵬先生根據滿文譜單和戶口檔冊重修扎庫塔氏家譜,其中收有大量滿語人名。為例,始祖saninɡɡa「薩寧阿」以滿語形容詞詞綴結尾,名前不冠姓,屬於滿族傳統的人名;到第二代saikū「賽庫」、saidali「賽達哩」時,人名形式變化不大,詞尾的傳統特點開始變淡;到第三代時,出現了滿漢元素合併的人名,如joosan「昭三」、mansha「滿四哈」。而且在這個時期滿族人名在擇字方面也開始使用「華麗」的漢文字詞,如sodai「碩岱」等等。此外,第二代長子saikū和第三代長子saitu的姓名,可以發現兩代人開始取同一個字作為名字的第一字,取名方式已漸趨漢化了。而到現代,該家族後人——黑河學院的張鵬先生及其同族人的姓名已經完全漢化,與漢族人名無異。
筆者認為滿族人名逐漸漢化的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社會發展的需要。與其他民族的姓名一樣,滿族人名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功用就是符號功能,是為社會生活服務的。但是有些傳統的滿族人名卻過於拗口,命名內容也過於隨意,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所以,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滿族人名的內容和形式必然要逐漸發生變化。第二,滿族文化變化發展的影響。滿族人名是滿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滿族文化的載體,所以必然要隨著滿族文化的變化而演變。滿族入關後,其傳統狩獵文化不可避免的與漢族農耕文化和儒家文化發生衝突與碰撞,而由於滿族傳統狩獵文化根基不夠穩固,文化積澱不夠深厚,使得滿族在這場文化較量中處於劣勢地位,所以滿族不得不改變自身與漢文化不可調和的傳統文化來維護其統治。這種改變直接體現在維繫滿族人名傳統命名方式的滿族語言和政權制度等方面,於是滿族人名便隨著這種改變而逐漸發生演變。這是滿族人名最終與漢族人名徹底融合的最根本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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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馬競淤.論滿族姓名的文化價值[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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