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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一朝獨特現象:拒官成為官場上一種風習

我國的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朝代,當時的朝廷講究以才取士、以德取人,當官都要憑真才實學,不僅跑官要官的現象很少,而且還常常出現朝廷要給有功的大臣進行升職時,反而遭到他們的拒絕,有時甚至是一拒二拒乃至數拒,成為北宋一朝獨有的現象。

宋朝的名臣名相,幾乎都有過拒絕升遷的記錄。我們熟悉的包拯包青天考中進士後,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評事、建昌(今江西永修東北)知縣,包拯以「父母皆老,辭不就。」

范仲淹守邊時,迫使西夏主動講和,可謂是軍功赫赫。當時王舉正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他優柔寡斷,無所建樹,當時諫官歐陽修等人就極力舉薦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宋仁宗同意並下了任命詔書,誰料,范仲淹堅決推辭:「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

宋仁宗、宋神宗時期的宰相富弼,一生拒官竟然多達近百次,成為史上少有的現象。

富弼(1004-1083年),洛陽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他在青年時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賞識,被喻為「洛陽才子」。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北方的遼國大軍南下入侵,當時,宋朝急需一為能言善辯的大臣前往遼國談判,當時,遼國氣勢洶洶,使者前往談判生死難料,大臣們無人敢領命。

宰相呂夷簡推薦了時任知製造的富弼,富弼向宋仁宗慷慨陳詞:「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動,要提拔他為樞密直學士再出使遼國,富弼堅決推辭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富弼在與遼國談判中,經過艱難的數輪談判,最終以二十萬歲幣的代價與遼簽訂了和約,也就是用錢買和平,使遼國取消了南侵的計劃,避免了兩國之間的戰爭。

當富弼回朝後,宋仁宗要獎勵他,提拔他為翰林學士,他卻又誠懇地推辭:「增歲幣並非是我的真實意願,目前西夏擾邊,朝廷無法他顧,因此,對於遼國的無禮要求,我不能以死抗爭,只好用此權宜之計,這哪有什麼功勞呢?賞賜,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後來,富弼以京東路安撫使出任青州(今山東青州)期間,恰逢河北大水,災民湧向青州,富弼沒有推卸責任,而是設法騰出房屋安置災民,並動員所轄地方官和富戶捐糧救災,還招募數萬饑民為兵,通過多種形式,共救助了瀕臨死亡的災民五十多萬人。

為此,宋仁宗又要提拔他為禮部侍郎,富弼卻認為這是地方官的本身職責,繼續「辭不受」。

至和五年(1055年),經過多年的歷練,干出了許多業績的富弼,被宋仁宗任命為宰相,也算是眾望所歸了。

嘉祐三年(1058年),富弼的母親去世,按照宋代「丁憂」制度,在朝官員應離職回鄉守制三年,期滿後再行回朝補職。但是位高權重的宰相一職,皇帝常常又在其「丁憂」未滿時,「奪情」而提前將其召回。

富弼回鄉後,宋仁宗一直沒有安排他人接任宰相一職,而是虛位以待。

不久,宋仁宗就連連下詔,要求富弼回朝復職,富弼卻以這種只適應特殊情況的「奪情」制度,不宜施於太平之時為由,連續五次上書,堅決地拒絕了宋仁宗讓他趕快回朝擔任宰相的命令。

北宋一朝,像富弼這樣多次拒官的,還有許多,我們翻閱《宋史-列傳》,會發現有很多「固辭」、「堅辭」、「力辭」、「辭不受」等這些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的詞語。

這種情況是為什麼呢?還是本文開頭說的原因,那就是,宋朝取士是講究才學,講究德行,講究能力的,違反了這些條件,靠人情和關係等手段,是絕對考不中進士或者狀元,也是絕對當不上宰相的。

同時,宋朝的士大夫們拒官也不是裝模作樣、假裝推讓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推辭。他們一個個都是學出來的、修出來的、干出來的,做官的升遷,要講究名正言順,要能服眾,否則,會被御史們彈劾的,會被同僚們嘲笑的。

讀到最後,您大概也感受到了,宋朝的官員們居然敢拒絕皇帝的命令,也就是無視皇帝的聖旨,這大概宋朝獨有的現象了,難怪人們都說宋朝是兩千多年來文士們最幸福的朝代了。

本文參考文獻:《帝國的臉譜-北宋官場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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