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戰地導演把炸彈下的敘利亞平民故事帶到奧斯卡

（本文英文原文於1月份達沃斯年會期間刊發於世界經濟論壇官方網站）

編者按：《阿勒頗最後之人》

（Last Men in Aleppo）

組織在軍事襲擊後首先衝進現場搜救的故事。影片揭示了「白頭盔」志願者的生活，以及他們有關「是走是留」的內心掙扎。

法

問：許多人希望能看到《阿勒頗最後之人》，覺得它很感人，但又幫不上什麼忙。你有什麼話想說給他們？

法耶德：我拍這部片子並不是想要求人們做些什麼。我只是希望他們能思考一下這部電影能在他們心裡留下的那些東西。我不想讓人們感到羞恥，而是希望他們去討論羞恥本身。不要去感到負罪，而是討論負罪本身。對感受的探討比感受本身更重要。如果你光是產生了諸如負罪感或者羞恥這類很不好的人性體驗，那沒有多大幫助。討論感受卻有助於你在震驚之餘繼續前進。

每個人都不妨按自己覺得適當的辦法去做——就這個電影的故事寫些什麼，或者對能打動自己的某個問題議論一番。如果你想出些錢，也可以捐助一下「白頭盔」組織。

如果你想來一場大辯論，也悉聽尊便。比做實事更加深遠的，是找到一種防止壞事向別處擴散的解決之道。探討我們如何能捍衛各種人類價值，還有不要對我們的未來喪失信心。

我拍這部電影的目的是表達個人感受。我在阿勒頗長大。我熟悉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每一絲氣息、每一堵牆、每一棟建築的色彩。當我把這個故事呈獻給觀眾時，他們便能以和我相同的方式體驗阿勒頗，就像自己也在那裡度過童年一般，這不僅是這部電影的成功，更是我們所有敘利亞人的成功。我最想表達的，是把敘利亞戰爭當作一個個人故事來講述。

問：有哪些事是世界上其他人（包括別國政府）原本可以做，但現在卻沒有做到位的？

法耶德：敘利亞要的不只是和平，它還需要正義。有千百萬人被害，包括他們的家庭與小孩。而這些罪行是有人應該承擔責任的。

談論正義也就意味著處理戰爭罪行。許多人因為其政見或是某些背景而被殺害或投入監獄。這些都應當被劃入戰爭罪的範疇。應當找出戰犯並把他們送上法庭。這必須是和平進程的組成部分。

如果人們得知那些殺害小孩、拆散家庭的罪犯仍然逍遙法外，而且未來還會威脅到自己，那有誰願意回到自己的祖國呢？

問：你曾經因為拍攝紀錄片坐了八個月的牢，這段經歷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法耶德：這項工作跟詩人雅法·海達爾有關，在哈菲茲·阿薩德（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之父）統治敘利亞時，他就是一名異議人士。他是爭取表達自由的英雄。因此他選擇離開敘利亞。對我來說，這是件有趣的工作，因為我在哈菲茲治下出生，接著又在巴沙爾治下逐漸長大。

我本打算帶著這部片子參加迪拜電影節。但那時敘利亞正好爆發了動亂。你根本不知道紀錄片的後期製作可以交給誰來做，因為根本不知道誰可以信任。這樣一來，我就必須把片子帶到迪拜去完成音效編輯工作，而在離開前我就在機場被捕了。在經過第一個檢查點的時候，他們說「跟我走」。後來還扯起我的T恤，遮住我的臉，然後就把我綁架了。

我蹲了八個月監獄。在我還小的時候就通過家人、朋友和街談巷議聽到過敘利亞監獄的一些事情。長大後它成了我最懼怕的存在，比失去母親還要可怕。每大一歲，這方面的恐懼就會加倍地放大。

從小我就一直聽人們說，你要是被關進去的話，會巴不得自己能趕緊死去。事實也的確如此。我當時確實有過求死的想法，因為我實在受不了裡面的各種虐待了，無論是心理還是生理上的。

他們不給我吃的，對我電擊，還毆打我。他們想要讓你徹底失去尊嚴。不過我也知道，無論我怎麼擔驚受怕，他們怕我的程度其實十倍於我怕他們。作為一個電影製作人，你被他們視作領袖，其他人會追隨你，會聽從你的見解。當我意識到這一點後，就不再害怕了。

年復一年，這些人始終想在敘利亞建起一道高牆，阻止國際社會和政治家看到裡面發生的事。他們不想讓任何人看到這一切。

蹲監獄是我最不堪回首的經歷之一。但它的意義是重大的，我親眼看到了人們被殺害和虐待的過程。我聽到了各種呼聲與聲音。這個政府正因為人民的意見、表達和言論自由，以及各種活動和電影對他們實施迫害。

問：在拍攝《阿勒頗最後之人》的過程中，你的身份不僅是紀錄片製作人，你還見證了自己家鄉的毀滅。在這種衝突情景當中，你是如何努力做好一個藝術家的？

法耶德：電影是我用來展示觀念與經驗的黑板。舉個例子，我想展示出阿勒頗的聲音發生了怎樣的變遷。之前這裡曾充斥著汽車和叫賣聲，那是人們自己的聲音。現在這裡卻全是爆炸聲、槍聲，每條街上都上演著毀滅的戲碼。

這裡的建築、城市、記憶、家鄉都毀滅了，而我想要在這一片毀滅之中找尋希望。我希望通過電影中的角色來表達這一點。哈利德（Khaled）希望通過把事物看成是美的來保持希望。他正是抱著這樣的信念穿行在廢墟中，找到一處歇腳的地方喘口氣，點上一支煙，不去想自己的恐慌與內心爭鬥，不去糾結要留在這裡還是趕緊離開。專心想著找個地方好好抽支煙，享受這一切就好。這是考察留下來的人們如何進行抗爭的一種方式。

選擇成為一名表達自身感受的藝術家，就意味著去面對各種挑戰，身在一個專制體制下尤其如此。就算你千辛萬苦把電影做出來，電影自身也會危及你的性命。他們想要把你掩蓋起來，攻擊你。這是決定成為一個自由藝術家，選擇了一個諸如《阿勒頗最後之人》這樣的困難主題的必然結果。

當我決心要做這部片子後，我就在思考如何能在故事牽涉到的每一個問題上開啟辯論。這就是藝術發揮作用的方式。它不應成為一家之言。它不該像醫生那樣直接提供解決方案。它所應該做的是引發辯論——關於過去、當下與未來的辯論，讓人們聯繫這一主題來進行思考。

從一個角度說，我們當然應該找到終結戰爭的「解決方案」。但在做這部電影的時候，我想到的是：一個人身處根本找不到解決之道的地方究竟有何意義。我希望人們在看完電影回家、乃至過了十天半個月後，也能繼續思考影片里提出的問題。作為藝術家而言，我在這麼做的同時盡量不去把人們逼太急，也不會把作品搞得花里胡哨以求快速吸引眼球。我希望讓觀眾與角色建立起聯繫，並設法讓他們在電影結尾追問自己：這個故事究竟對我有怎樣的影響？

為此，我曾經與一些新聞工作者發生過爭論，他們不理解這部電影應當發揮何種影響。依我看，它關心的是作為人類而言如何在艱難環境中維繫道德生活。

問：通過新聞和社交媒體，我們已經看過不少「白頭盔」組織的視頻，對敘利亞戰爭也已經有所了解。在你看來，《阿勒頗最後之人》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它會以何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打動觀眾？

法耶德：社交媒體上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它們不過是一些脫離了具體語境的片斷。你只是看到某件事情發生了，但並沒真正跟它建立起聯繫。你看見一個滿臉是血的小孩子坐在救護車裡舉起他的手，看到他手上有血。但你不會知道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要比這走得更遠。我希望從另一種視角來為人們講述這個故事，讓他們了解更多的背景。我想表達出人們內心的衝突，藉此來凸顯他們對基本人權的渴望與敘利亞現狀之間的張力。

當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些影像時，我就問自己：這些畫面在我內心留下了什麼？什麼也沒有。我追問自己：如何能真的讓人們開始去思考，讓他們加入到道德辯論與對話當中去？

我思考的問題是：是什麼讓影片中的角色活了下來？作為一個凡人，如果你待在類似阿勒頗這樣的地方，你也會有類似的強烈求生動機。也許是那裡只有你見過的東西、深刻影響到你的東西，讓你最終留了下來，而不像那些來自同樣地方卻選擇離開的人。

我希望鏡頭能發揮眼睛的作用。從一種上帝式的視角來考察人們，因為那裡沒有上帝。當人們每天都活在死亡威脅之下時，他們需要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創造者。深入挖掘毀滅就好比是從死亡中重生。如此這般，不斷深入，去發現一絲生機。站在那些角色的立場上，你會感到你必須做一些什麼來挽回生機。

我從來不以垂直視角來運用鏡頭，不會高高在上地俯視。所有的鏡頭都採納一種凡人的視角。我想到了米開朗基羅的《創造亞當》這幅畫，當你站在它面前時會生出一種力量感。我設法讓米開朗基羅無處不在，手機牆紙和電腦桌面都是他的作品。我總是在思考他的畫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影響力。

如上圖所示一般，人們坐在樓頂，眺望著遠處毀掉的一切。接下來，通過他們之間的友誼以及相互關愛，便產生了一種美。這些就是人類價值。我們的一整部歷史都是在為它們而戰。但凡我們受到某個政權或制度體系的威脅，它們設法要破壞掉這些關係使我們之間失去信任，我們就會為之而戰。

這不只是一個戰爭故事，它不只關注那些擁有武器並且參加過戰鬥的人，不只是詢問為何而戰或為何而死。這個故事要追問的是，我們如何藉助各種關係、藉助人類的相互接觸與彼此發聲而活下來。

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一切？

法耶德：我認為這是唯一能讓我自由言說的途徑。唯有如此我才能去體察自己從小到大以來所經歷過的一切。它也是我與恐懼對抗的一種方式。我們是帶著「我們彼此無法共享感受與言語」這樣的想法長大的，因為我們活在恐懼之中。製作這些電影釋出了我的恐懼。這就好比是一種吶喊，喊出了正義的重要性。

不過，我還想藉此說的是，相信我們自己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他人、相信人類、友情和信任。我想表明人類的關係是幫助他們存活的唯一途徑，讓他們在阿薩德父子的高壓統治下撐過了一年又一年。我們的朋友與家庭，就是讓我們繼續活下去的牽掛。

我探求希望與人類的最佳可能性，因為我曾經見過其醜惡的一面。我力求窮盡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而言所能做到的一切，透過這些作為「白頭盔」成員的角色們來理解人類價值。我想去理解是什麼讓他們堅持了下來。在歷史上，流離失所（displacement）的意義對我而言是很關鍵的。是什麼因素導致一些人離開而另一些人留了下來？

這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負罪感。你會感到你自己苟且偷生了，必須要為他人做一點什麼。不過我的電影並不限於為他們做一點什麼，它還進一步探討了我們作為人類的地位。你必須就自己能做些什麼做出決定，讓它變得有意義起來。對我來說，藝術產生了這種意義，莎士比亞和米開朗基羅也讓我獲益良多。在製作《阿勒頗最後之人》時，我曾思索過哈姆雷特的內心爭鬥。

我也曾經歷過低落與失望。我一度感到自己希望發生的事情永遠沒機會發生了。接著，一個特別的時刻吸引了我，經過了某些事情和某些危險，我想要通過影片里的諸多角色來理解它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思考人性的意義，思考活下去究竟意味著什麼。

問：你接下來有什麼工作上的打算？

法耶德：我正在做一部關於敘利亞女性醫生群體的電影，她們開設了一家地下醫院來救死扶傷。

女人向來只作為美麗的身體、作為皇后或是作為受害者出現在鏡頭中。這部電影則要刻畫那些在崗位上與男人並無差別的女人。無論是男性、女性還是跨性別者——那只是我們的生理或社會性別認同。與我們能夠在一生當中做些什麼、成就一些什麼沒有關係。

我還思考過很多關於麥克白夫人（Lady Macbeth）的問題，例如她在社會以及男性角色的控制下爭取獨立的歷程。這項工作也牽涉到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MeToo（反性侵的「我也是」）運動。它不僅僅是一場社交媒體運動。它關乎在特殊條件下去推動一些可操作的、真實的變革。我希望這群在敘利亞內戰中擔當醫生的女人能夠作為開啟一場新討論的契機。

（本文僅代表受訪者本人觀點）

（翻譯：林達  編輯：曾宇）

來源：世界經濟論壇

原標題：This man stayed in Aleppo to make a film as the bombs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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