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日本人對中國的「訪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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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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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日本人對中國的「訪書」活動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現出一種雙向性特徵。人們通常認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更重視對西方文明的吸收。這已經成為普遍共識。
但事實上，日本人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時，絲毫也沒有鬆懈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交流與吸收。隨著20世紀中國興起留學日本的風潮，日本方面同樣興起了收集中國書籍、漢籍的熱潮。而這種熱潮，在20世紀初形成了龐大的規模。
這就是日本學者、文化人積極開展的「訪書」活動。所謂訪書，指的是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而收集、採錄中國的古典文獻、圖書、珍本，以促進日本的中國學研究的學術活動。
在中國，至今為止關注的還只是中國人到日本留學、學習日本文化的歷史現象，而對日本人的訪書活動，幾乎視而不見，甚至是忘得一乾二淨。
通過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出版人田中慶太郎、中澤等人的中國訪書報告，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當時的訪書活動規模，及其活躍程度。
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1866-1934）作為日本的中國學研究開拓者之一，也曾對中國歷史學產生過巨大影響。到40歲以前，他一直從事的是新聞記者工作，是一個著名的「中國通」。41歲那年，他被聘為新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創立了日本舉世聞名的中國學京都學派。
內藤湖南曾就此訪問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和學術交流活動。從他的記錄中可以看出，他與當時中國的重量級政治家、學者、新聞界人士等都有過交流，其中有些人甚至還成了他的朋友。內藤湖南造訪中國的目的，應該就是訪書。據說，在歷次的中國之行中，屬1910年在北京調查敦煌文獻資料，及1912年在奉天（瀋陽）故宮拍攝宮藏的滿文、蒙文文獻資料的收穫最大。
日本在收集信息方面具有特別靈敏的嗅覺。1909年，日本方面了解到中國發現了敦煌文物的事實。清政府表示，將把敦煌文物移送到北京京師圖書館予以保管。內藤湖南等日本學者通過當時著名的中國學者羅振玉，掌握了這一信息。於是，日本方面派出了內藤湖南等五位學者前來考察。
他們於8月末到達北京。一行5人在中國滯留了50多天，對敦煌文物和「內閣大庫文書」進行了詳細考察。可是，敦煌文物在運往北京途中，因地方官吏失職，遺失了很多珍貴資料。因此，內藤湖南等人接觸到的僅為《金剛經》《般若經》等早已被民間所熟知的佛教典籍。但據說，內藤湖南等人憑藉他們敏銳的嗅覺，終於還是發現了《相好經》等珍貴經文。
《相好經》
歸國以後，他們於1911年2月，在京都大學舉辦了「清國派遣員報告展示會」，向社會公開了文物經典，並進行了相關演講活動。《大阪朝日新聞》全面報道了這次演講活動，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作為清政府宮廷檔案館的一部分，「內閣大庫文書」中包括了宋、元、明各朝文件資料。這些都應是秘密保管的文件，可是根據內藤湖南等人的報告，這些珍貴資料根本未經整理，便隨意放置在內閣大庫內。令人無語的是，清政府管理者甚至都不清楚文件袋裡存放的是什麼資料。另外，如此輕易地把國家資料展示給外國人看，說明清政府管理者也缺乏相應的保密意識。
1912年，內藤湖南前往瀋陽故宮，盜拍了大量宮藏滿文、蒙文資料。這被日本近代中國學領域稱為滿蒙研究的「重大事件」。內藤湖南在《奉天訪書談》中說，他為了很早以前就開始盯上的資料來到奉天，獵取了大量資料。內藤湖南在1902年至1906年間，已經數次造訪「滿洲」，通過訪書活動，準確掌握了故宮的藏書情況。
1902年，他已經在藏傳佛教寺廟——黃寺發現了被稱為寶物的《滿文大藏經》，並買走了《滿文老檔》《滿文大藏經》等國寶級文物。在瀋陽嘗到了甜頭的內藤湖南，從1912年3月到5月，花了兩個月時間，拍攝崇慕閣內藏資料。《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鑒》等資料和字典（經康熙、乾隆朝完成的書籍）都在他的拍攝之列。內藤湖南非常了解中國人的「關係學」，所以在與奉天都督接觸之後，向其手下的外交官行賄，這才得以進入宮廷，拍攝圖片資料。
《滿文大藏經》
內藤湖南在他的報告書中這樣直言不諱：「中國官員甚至都不知道《滿文老檔》里的內容。我們提出拍攝圖片的要求，他們似乎這才意識到它的珍貴性。」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官員和知識界的無知。
在對中國的訪書活動中，絕不應落下田中慶太郎（1889-1951）這個人物。作為東京經營中國書籍的著名商鋪文求堂的創立者，田中慶太郎在1901年至1954年間，曾無數次造訪中國，購回大量中國古籍、書畫。
從1908年開始，田中慶太郎乾脆就住在北京。在滯留北京的三年時間裡，他購買了大量甲骨文、敦煌經典、《永樂大典》的散本等名品珍品。田中慶太郎和內藤湖南、島田並稱為中國古書三大專家。田中慶太郎經營的文求堂，幾乎就是日本漢學家的沙龍，因此是東京一個著名的學術、社交場所。當時訪問日本的清朝官員和美國人，也都曾造訪文求堂，而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文人也都是這裡的顧客。
田中慶太郎
在1928年至1937年間，郭沫若在亡命時期曾居住在東京附近，因此自然而然成為文求堂的常客。1932年，文求堂出版了郭沫若的重要著作《兩周金文辭大系》等十本書。筆者也曾花高價購買到當時出版的郭沫若著作，發現其裝幀都非常精美。
由於篇幅關係，除此以外的很多日本文化人有關訪書的故事，就不在這裡一一贅述了。
總之，日本人的訪書活動是一種文化現象。正如中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日本人的訪書，「是日本為殖民中國進行的社會調查在文化領域的反映，它構成了近代日本中國學的組成部分」。
不管怎麼說，從日本人的訪書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渴望，一度達到了「貪得無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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