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災難中的「大夢」：噩夢中的集體創傷

最新 03-04

人為災難中的「大夢」：噩夢中的集體創傷

魯伊基·肇嘉（Luigi Zoja）

魯伊基·肇嘉（Luigi Zoja），畢業於榮格學院、蘇黎世大學，義大利心理分析師，國際諮詢小組主席的倫理委員，義大利分析心理學會主席，國際分析心理學協會（IAAP）前主席。著有《父性》《偏執狂》《發展與罪惡》。魯伊基·肇嘉將於2018年4月親赴中國西安參加第八屆「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論壇」。

災難是「把世界顛倒了一次」（希臘語的katastrephein，意思是「顛覆」），在其中個體能發現自己，災難性的夢是一種無意識的極端產物，但同時也揭示了個體心靈與周圍世界之間的連續性，因此也延伸到了集體心靈。在這些情況下，個體的夢比群體的疾病更能傳達共同的苦難。這意味著除了「集體心靈」之外的另一個榮格心理學的概念：在特定的時刻，一個個體的無意識可以產生「大夢」，這種夢的意象來源於個體，但它的意義屬於全體人類。你要如何判斷你的某個夢是不是「大夢」呢？做夢者將會本能地知道：他被一種集體參與感所征服。我們通常覺得夢是私密的，甚至有些令人難以啟齒，所以我們寧願保守著自己的夢不告訴他人，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它分享給它顯然從屬的團體，我們會感到不舒服。

當一個人夢到集體災難，夢中他陷入了但丁的地獄，但同時他也上升到了罕見的慈悲狀態：他感受到一種本能的、簡單的、明晰的分享感。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內容對於個體內容的壓倒性優勢使得一種特別的夢的分析形式成為可能：在沒有做夢者提供的聯想和擴充內容，甚至沒有與做夢者見面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對這些夢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首先，我們將要審視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的兩個夢，他是一個從奧斯維辛集中營生還的猶太裔義大利作家；還有蜂穀道彥（Michihiko Hachiya）（1903-1980）的兩個夢，他在原子彈爆炸時，是廣島通信醫院的主任醫師，並從那次爆炸中生還（核爆炸倖存者）。然後，我們將會有一個心理學的討論，不是那種對奧斯維辛和廣島進行比較的討論（它已經導致了太多無用的爭論）。奧斯維辛是一項周密而複雜的種族滅絕計劃的一部分；而廣島的爆炸是一次有意的將新式武器運用於大量平民的試驗，所以歷史學家和法學家拒絕將其稱為「種族滅絕」。然而，它們都是巨大的群體災難的例子。萊維創造了「灰色地帶」的概念，來討論奧斯維辛的倫理問題：即使在那裡，善惡也不像黑白那麼分明，而是重疊在一起。關於災難的夢，首先指向的是倫理的問題，其次才是臨床的問題。所以像下面的這種包容複雜性的觀點更適用於廣島問題：美國的襲擊是荒唐的，但從人類文明的普遍視角而言，人們更樂意看到美國戰勝了軸心國。

《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中，《我們的夜晚》這一章描述了人們在集中營里做的夢，並詳細闡述了它們以不同的方式重複發生：一個做夢者往往在不同的時間做同一個夢；不同的做夢者也能在不同時間、甚至同一時間做同一個夢。

萊維描述了他是如何躺在床上的。每張簡陋的窄床上都躺著兩名囚犯，他的同伴是個比他大得多的陌生人，陌生人馬上就睡著了，迫使他只好睡在角落裡。在幾次徒勞的爭奪空間的嘗試後，萊維筋疲力盡，也睡著了。在缺乏物理空間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心靈空間」——這看起來是最可惡的暴君也無法從我們身上奪走的。他夢到火車頭拉著囚犯們裝卸完的貨車，他同伴的鼾聲，在夢中成為了火車頭噴氣的噗噗聲。萊維聽到了火車的汽笛聲，這既是真的，也是夢境，因為火車確實也在夜晚通過集中營。這個聲音對於集中營里的囚犯而言，形成了一種持續的聽覺背景。火車和奧斯維辛的折磨不再是意象，而轉化成了一個故事，在夢中，做夢者把這個故事說給他的姐妹和其他親密的人聽。他正在家裡，周圍的環境和向這些人傾訴讓他幾乎有了一種身體上的享受。然而，夢一點一點無可挽回地惡變成了一個夢魘：沒人聽他傾訴，每個人都漠不關心，他們談論著自己的話題，他的一個姐妹起身一言不發地走掉了。萊維對此感到一種「純粹的疼痛」，「象是童年早期的什麼疼痛」，此時，「你依然缺乏任何可以幫助你理解它的工具，也無法通過把他們歸因於現實生活來自我防禦。」他強烈反抗，最後醒來了。這時候，雖然現實可能已經是最可怕的夢魘了，但矛盾的是，他依然被他的夢折磨著。他記得之前他已經做了好幾次這個夢。他記得在集中營里最好的朋友阿爾貝托（Alberto）說自己也做過這個夢；實際上許多（也可能所有的）囚犯都做過這個夢。

他周圍的每個人都做夢。他們的嘴巴發出噪音，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說什麼，而是因為他們夢見自己正在吃東西。受到摧殘的身體的感覺和需求持續地從現實滲透到夢裡。他們得到的極少的食物在水一樣的湯里稀釋。為了減輕自己的飢餓，他們儘可能多地吞東西進去。所以夜間，去上廁所的人絡繹不絕。這些人走路的聲音同樣被混合進了夢裡，成為一個簡單的、永不停止的過程：「這是我們，灰白而毫無差異，像螞蟻一樣小，又像星星一樣高，擠在一起，從平地密密麻麻地一直鋪到天邊；有時候我們融化成了一種簡單的物質，那是一種極其痛苦的混合，讓我們覺得陷入困境，窒息了一般；有時我們繞著圈走啊走，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帶著盲目而眩暈的感覺，快要嘔吐了……」

身體的衝動不是唯一在夢境和清醒中來回搖擺的東西。整個現實都具有夢一樣的特徵，而夢也具有了非常真實的特徵。習慣於保持兩種經驗涇渭分明的現代人的心靈力量再也不能阻止它們合為一體並變得混淆。夢境的自我在搖晃和坍圮，就像囚犯們現實中的自我一樣，他們所處的環境瀰漫著一種夢一般的宿命論。《如果這是一個人》是二十世紀最知名、最重要的自傳體書籍之一，尤其因為我們在作者的夢中發現了人格的解體，夢中充滿災難的宇宙毀滅了他。他把它們一本正經地呈現給了讀者，就像榮格描述的把自己的「大夢」呈現給整個部落的薩滿一樣。

在夢中頻繁重複的創傷，是把太尖銳而無法接受的苦難整合為個體心靈歷史的一種無意識的嘗試。所以，我們可以預料到集中營里的囚犯們的夢關注他們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創傷：暴力、同伴的死亡和他們自己每天的精疲力竭。然而，他們的苦難以兩種令人不安的形式呈現在夢境中。

首先，雖然目前普里莫·萊維已經對夢到他的姐妹和漠不關心的朋友很熟悉了，但是他發現自己對夢的重現仍舊無法抵禦，也無法做好準備。這些場景總是出其不意，苦難捲土重來。在某種程度上，他與他心愛的人之間無法填補的空隙——這種空隙使得他們就像不知道他的存在一樣——以一種人際間的形式呈現，在他心靈中形成了暫時性的空隙。他的經驗分裂成了在時間上缺乏連續性的碎片：今天的做夢者對昨天的做夢者一無所知，他對於他已經做過這個夢的事實一無所知。所以，第一種苦難的形式是經驗本身無可挽回的斷裂。

第二種苦難，是在任何的家庭意義上，對地點和人物背景完全的輕視和疏離，這也許是將第一種形式的苦難適時地轉化成一種關於斷裂的空間術語。令人驚訝的是，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場景中，做夢者在現實中所承受的可怕的身體苦難都幾乎沒有出現過。囚犯們離毒氣室和火化爐不遠，極細微的小事，也可能導致他們被折磨致死；然而這種讓人難以忍受最終致使人醒來的折磨是確實存在的，它幾乎成為了一個毫無特色的現代城市裡平凡的日子和普通居民的象徵。在這裡，處於危險中的並不是肉體的生活，而是心靈的身份。真正的折磨，是缺乏「我與你」的關係以及自我本身的不完整，自我淪為成一個幽靈、一個匿名的陰影、一個數字。對一次親密的分析而言，這種人類層面的普遍缺失是一種集體的情況，它導致了個體總是沉浸在他們的痛苦之中。做夢的囚犯們「像螞蟻一樣」擠在一起，並且一直延伸到「星星那麼遠……地平線那麼遠」。這些匿名的人群像洪水一般，塞滿了場景的每一個角落。沒有其他的東西了，現在個體的孤獨和世界的孤獨相一致了。集中營的世界不是現代性中可怕的中世紀殘渣；而是一個預示著後現代性的混亂和疏離的實驗室。可以說，那個夢不是對個體因死亡而消失的一種自我分析，而是對個體因匿名而消失並進入到這樣的常態生活中的一種預後：身份的消失。

廣島投擲原子彈事件與歷史上那些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災難並不相同。據卡內蒂（Canetti）說，蜂谷醫生的日記設身處地地感受了一種不同的人性：在這種災難的深度中，我們發現，別人和我們一模一樣。

蜂谷醫生與萊維的情況在形式上非常不同。由於他與原子彈的爆心投影點離得很近，導致他被無數的彈片和放射物所擊中，這些東西也都滲進他的全身，作為交流醫院（the Communications Hospital）的主任，他只對自己的傷口做了簡單的藥物處理，之後就立即投入到自己作為領導者的工作當中。表面上看來他是自由的。但是與集中營的囚犯不同（囚犯們至少在冬天有一個漫長的夜間休息：因為他們的工作都是在戶外，由於夜晚很黑而不能繼續。），從此以後，他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休息。他的身體沒有被囚禁，時間卻被囚禁了。他的工作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因為幾乎整個城市的市民都需要治療，而大部分護士和醫生都被殺害了。儘管如此，這個醫生還是會在業餘時間狂熱地寫日記。廣島市民陷入了一種極端的沮喪和冷漠的狀態。他認為，語言本身需要被重新創造。「識別」和「身份」這兩個詞語也喪失了它們的功能，因為許多人都毀容了以至於他們都不能在鏡子里認出自己；當看著這座城市的時候，蜂谷意識到自己對「毀滅」這個詞語也失去了所有的感覺——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儘管他們的心理狀態是相同的，但是蜂谷的自我功能仍然是完整的：事實上，他承擔著全日本最艱巨的醫療責任。我們也許會猜想，對這次事件瘋狂的反應讓他成為了犧牲者，但事實並非如此，一些細節以及認識他的人的回憶都表明，他是一個總是會花時間反省，並且認真權衡用詞的人。

本文作者將於4月參加第八屆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國際論壇

這位醫生的日記在8月24日和31日記錄了兩個夢。日記的前期是數不清的災難的影像，一個燒成灰燼的男人仍然坐在他的自行車上；許多人在四處亂竄，他們的皮膚離開身體，就像衣衫襤褸的人身上的破布片；一個男人在手裡舉著自己的眼球，報告這件事情給他的人問，「他的眼球盯著我，有沒有可能他仍然可以看見呢？」蜂谷被這些軼聞搞得很煩，但是三天以後眼睛就出現在他的夢裡。很明顯，眼睛是許多偏執狂的核心問題，在核爆炸倖存者中，力富頓確診出了一種「倖存者的偏執症」（survivors』paranoia）。這些倖存者感到自己被一種超自然的注視所觀察和審判。是怎樣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存在消滅了那麼多人，而他們卻存活了下來。他們感到象是在被這個無形的權威人物監視著，他們的生命成為了被饋贈的禮物，而這得不到任何的解釋。他們感覺欠了死者的一筆債，覺得某些人也許會讓自己償還這筆債，他們被這種可能性所折磨。

8月24日的夢。這位醫生在東京，是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心理分析告訴我們，面對絕境，心靈會回到原型那裡，而原型會為心靈提供熟悉的工具對身處絕境的經歷進行處理和加工。因此，當一個男人遇到一個讓他迷失的女人時，他的無意識就會在夢裡把這個女人當做他的母親也即他所有經驗的根源，從而試圖留住這次體驗。

在這裡，這個被罪惡所折磨的人，體驗到的其實是早已熟知的罪惡原型。對於蜂谷來說，這個工具也即是在他青少年時經常聽到的1923年的地震。街道被很多腐爛的屍體佔滿，屍體向著他好像在看著他一樣。一隻眼球在一個年輕女人的手裡放著，突然它逃跑了，在天空里飛來飛去，直到重新落到醫生手上。醫生看著它，它也看著醫生。這個眼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球體，佔據了整個天空。醫生在驚恐中醒來。

正如萊維夢中的匿名的群眾，這隻巨大的眼球濃縮了不可名狀的遭遇，填滿了整個空間。它是很有威脅性的，並不是因為它真實地威脅到了人們，而是因為並沒有任何東西存在，因為它毫無意義，不可名狀。這種無意義感和匿名感佔據了夢者整個的心靈空間。這也濃縮成了一種存在的狀態，自從爆炸以後，儘管外在看來醫生是高效率的，但是在心靈上已經開始滑倒：時間是液體的，失去了意義；他感到一種動物般的孤獨感。

在8月31日，蜂谷夢到他又一次在東京，兩個夢都是在日本的地理和政治中心，也說明，從根本上來講這兩個夢其實是整個種族的心靈（而不是夢者個人的心靈）內在狀態的呈現。美國的戰艦密蘇里號仍然停泊在海灣里。夢者是人群中的一員，趕過來看天皇登上甲板。（事實上，日本的投降是在密蘇里號上被全權代表們所簽訂的。按照傳統，天皇是神化了的形象，不能在公共場合出現，甚至不能通過無線電廣播講話的。在8月15日，他的臣民第一次通過無線電廣播聽到了他的聲音，他宣布了投降，並讓他們承受這些難以承受的結果。蜂谷敏銳地注意到這些噼噼啪啪的句子對人民的心靈有一種更深遠的災難性的影響，比大爆炸更甚。）

夢變得更加生動。場景從東京回到廣島，靠近交流醫院和太田河的分叉，這個地方在今天仍然被當做原子彈爆炸的爆心投影點來紀念。死去的和將死的人的身體成千上萬地堆在岸邊，但是船卻要離開了。然後，正如在但丁的地獄中那樣，這些身體蠕動著，懇求船不要把天皇帶走；有一些甚至跳進水裡，阻止他們把錨拉起來。夢者出了一身冷汗，醒來了。

正如在萊維的夢裡那樣，儘管災難突然來襲，重複出現在這兩個夢中的不可承受的創傷並不是原子彈爆炸或者人群大量死亡。在第一個夢裡，眼睛的痛苦變成了全部。第二個夢裡，日本人民成了無關緊要的事，他們的呼聲並沒有被聽到，失去天皇變成了集體心靈中最不能挽回的事情。不斷訴說的嘴巴和沒有聽到的耳朵之間存在著不可逆轉的隔離。在他日記的最後一天，蜂谷才對一個美國官員解釋道他佛教的信仰是如何幫助了他，他說「我失去了我的家和我所有的財產，我也受傷了，身邊的其他人都死了，而我和我的妻子仍然活著，這一點是很讓我感激的。」

這些夢的一個令人窒息的地方就是它們像鏡子一樣反映著每天的生活。清醒看起來是夢的反面，夢看起來也是清醒的反面——兩者完全相同，只是處在對立面而已，就像在鏡子中看到的影像那樣。當他醒來從夢裡逃出來的時候，萊維感到放鬆，蜂谷也是這樣。但是，正如夢中的這些經歷是可能的，它的反面也是一樣。

討論到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的時候，維克多·埃米爾·富蘭克爾（Victor Emil Frankl）描述過一個囚犯做噩夢的事情。他的直覺反應就是叫醒他，但是他又意識到自己幫不了這個囚犯。他想：把他從噩夢裡拉出來，回到集中營的現實中，又有什麼意義呢？正如弗洛伊德最初主張的，夢是來保護睡眠的，這被許多人認為是一種還原論的解釋，但在災難情境中，它呈現的是另一種觀點：表面上看來，任何人都是不惜任何代價地想要從這場災難中逃離。為什麼是「表面上看來」呢？因為一個人不會真的付出生命的代價來逃離；通常，災難情境並不一定會導致自殺率的增加。

極度痛苦的事件和接近死亡的經歷並不會對死亡的意願產生明顯的影響。當一些人在災難中存活下來，從集中營釋放或者經歷過輻射之後，儘管他極度抑鬱，甚至看起來像一個活死人，但他還是會回顧說，他當時仍然有很強烈的活下去的渴望。當他被死亡吸引的時候，他常常會問自己：死亡是另一場夢（或者噩夢）嗎？哪一個會是一個人不惜任何代價想要逃離的折磨情境的鏡像呢？

災難時期的夢看似完全忽略了他們直接經歷的苦難，其實卻是在這種生存條件下的更深遠、更廣泛的象徵，夢者的無意識產生了一種自我表徵——非人道的匿名性組織起那些包裹著他們的破碎的經歷，精神冒著不可逆轉的危險退行。大災難揭示了普遍意義感的喪失，而不是直接導致了災難的病理現象。當個體受到創傷後回到正常的社會中時，這種喪失才被揭示出來，而且往往會導致延遲出現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