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農：關於中國古代地圖研究的思考

以往中國古代地圖以及地圖學史的研究多關注地圖的流傳過程、繪圖方法和繪圖理論的分析，也就是主要關注的是相對具體的內容。但是如同其他任何學科，只是對具體內容的研究並不能促進學科根本性的發展，真正推動學科發展的是對那些涉及學科本質以及發展方向的關鍵性問題的研究。如果不關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而只是埋頭於具體問題，那麼具體問題也只能是具體問題，無法上升為更高層次的認識，學科也無法取得突破性的發展。中國古代地圖以及地圖學史的研究目前缺乏對關鍵性問題的認真討論，本文即試圖對以往地圖學史研究中忽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進行初步分析，受本人能力和篇幅的局限，既不能保證這些問題確實就是關鍵性問題，也不能保證對這些問題得出的認識是確定的或正確的，而只是希望通過對一些不那麼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拋磚引玉。下面即是我認為目前與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有關的四個關鍵性問題：

地圖與繪畫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中國古代地圖研究的奠基人王庸先生在其研究之初就注意到了地圖與繪畫的關係，但此後這一問題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幾乎沒有學者涉及，即使提及也僅僅是點到為止。余定國在《中國地圖學史》中第一次對這一問題從藝術的角度進行了較為認真的討論，但也只是局限於比較兩者所使用的透視方法。之所以存在這一問題，可能是因為中國古地圖的研究者基本都認為中國古代地圖無論繪製得多麼不準確，其背後還是有著對「科學」「準確」的追求，都是偏向於「數理」的，因此必然與偏向於想像、藝術的「繪畫」存在本質區別。根據本人之前的研究，這種認為中國古代地圖偏向於「數理」的認識是根本錯誤的，在此不再贅述。

這一問題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如果中國古代的地圖與繪畫確實存在密切關係，那麼以往從繪製技術以及史料層面對地圖的解讀顯然不全面，我們還可以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待地圖。而且從目前掌握的各種蛛絲馬跡看來，兩者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密切的，而且很可能是極為密切的，基本理由如下：

在古漢語中，兩者類名使用的都是「圖」，在一些類書，尤其是以「圖」為主要收錄對象的類書，如《三才圖會》中，地圖和繪畫兩者有時同時存在。而且很多這樣的「圖」無論是從名稱還是從表現內容和繪製方法上來看，很難區分它們是地圖還是繪畫，如清代大量關於「三山五園」以及熱河行宮的「圖」。台北故宮博物院還藏有一些政區圖，這些地圖為青綠山水畫，繪製得極為精美，如果不是「圖」上書寫有地名，完全可以被認為是精美的繪畫。不僅如此，一些地圖繪製者，如劉獻廷直接將用「計里畫方」方法繪製的地圖稱作「界畫」，而「界畫」則是中國古代繪畫中的一個重要流派。更為有趣的是，有文獻記載中國古代的很多地圖是由畫師繪製的，如郎世寧，甚至有些時候皇帝還會派出宮廷畫師去繪製地圖。此外，根據目前僅有的少量研究來看，兩者在某些技法，如透視，甚至對於樹木、山體的表現手法等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共性。

這一現象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也廣泛存在，比如繪畫大師達芬奇就繪製過數量眾多的地圖，這一時期歐洲用於裝飾的壁畫地圖很多也是由畫家繪製的。

上述歸結為一點就是地圖和繪畫之間很可能是近代以來才有了明確的劃分，也就是隨著地圖的「科學化」，「數理」要素逐漸佔據主導，由此與屬於「藝術」的繪畫截然分開。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今後我們對於古地圖的研究不僅可以從藝術史的角度入手，甚至是否可以「見圖不是圖」？也就是不要把現在我們認為的中國古代地圖看成是地圖，而是看成一種綜合性知識和藝術的載體，由此揭示出更為廣泛的內容？

達芬奇耗時數月繪製的伊莫拉小鎮地圖

宋代前後的地圖間是否存在延續性？

雖然文獻中記載早自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就繪製了大量地圖，但除了幾幅出土於墓葬的地圖之外，目前基本沒有宋代之前的地圖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個極大遺憾。由於文獻中對於宋代之前地圖的記載大都是隻言片語，因此對宋代之前地圖的情況只能進行推測，那麼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已經散佚的宋代之前的古地圖與宋代及其之後的古地圖在繪製內容上是否存在密切關係，或者說目前存世的古地圖的繪製內容是否受到宋代之前地圖的強烈影響？之所以強調「繪製內容」，是因為本人認為在近代之前，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技術並未發生過什麼本質性的變化。

用通常的史學方法無法回答這一問題，因為研究者不掌握宋代之前地圖的信息，也就是缺乏直接「史料」，因而也就無法與宋代及其之後的地圖進行對比。不過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可以繞過具體的「史料」，而從中國古代地圖繪製的一個傳統入手。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的版權意識，因此經常存在後出的地圖抄襲、複製、改繪之前地圖的現象；同時，不同於現代地圖要求圖面所繪製的地理要素應當集中於一個年代，或者至少是相近的時期，中國古代地圖上通常會存在不同時期的地理要素，尤其是改繪的地圖，地圖的改繪者通常只會修改其所感興趣或者主要關注的內容，而不會將被改繪地圖上的所有早期地理要素全部改為改繪者所關注的時期。

基於這一特點，對現存的所有地圖進行分析之後，我們發現除《禹跡圖》等極少數地圖之外，現存中國古代地圖上的地理要素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時間就是宋代，如出現在與《詩經》有關著作中的以「十五國風」為主題的大量地圖，這些地圖所繪內容大致相近，具有明顯的源流關係，但在不同著作中的地圖之間也存在細微的差別。根據對圖面內容的分析，成圖時間最早的，或者說是最為接近這一系列地圖祖本的應當為《六經圖》《七經圖》和《八編類纂》中的「十五國風地理圖」，這三幅地圖所繪內容大致相同，圖中能夠確定時代的地理要素基本都是宋代的，沒有宋代之前的地理要素，因此可以確定這一地圖的祖本就是在宋代繪製的。類似的還有「禹貢隨山浚川圖」。

總體上，就繪製內容而言，在現存的古地圖中基本看不到唐代地圖的影子，反而是宋代繪製的地圖對後世地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此，可以認為，宋代之後的地圖與之前地圖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可以說宋代開創了中國古代地圖繪製的一個新時期，而這一認識是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由此也就體現了關鍵性問題對於地圖學史研究的價值。

這一問題還可以稍微展開進行敘述，眾所周知，一代人積累的知識是無法直接、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的。從古至今，世代之間傳遞知識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學習，由此下一代人學習知識的方式以及獲取知識的範圍就成為了知識傳承的關鍵，而知識傳承又影響到了知識的累積，知識的累積進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知識的產生速度。在抄本和繪本時代，複製知識的低效決定了知識流傳範圍的有限以及很容易受到徹底的破壞，因此某類知識的長期傳承是比較困難的，由此也造成知識積累的緩慢和脆弱，進而使得建立在知識積累基礎上的新知識的產生也極為緩慢。印刷術的產生徹底改變了這一狀況。以地圖為例，首先刻本地圖的出現使得某類地圖的長期延續和廣泛流傳成為了可能，因此直至清代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繪製於

宋代的地圖，由此也就顯現出宋代地圖的爆發性增長，與此形成對比的就是，唐代及其之前繪製的地圖在目前存世的宋代及其之後的各類文獻中基本找不到痕迹；其次，某類地圖的長期延續和廣泛流傳，使得以此為基礎的知識加工，也就是基於知識積累的新知識的創造成為了可能，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地圖在長期流傳過程中，逐漸被添加進了形形色色的元素，形成了不同的地圖類型，最為典型的就是《廣輿圖》，當然這種新地圖（知識）的創造速度與今天相比依然是緩慢的；最後，這些宋代之後創造和流傳的地圖累積下來，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脈絡，也就是形成了一套知識體系。上述情況也同樣適用於文本文獻。總體而言，印刷術的出現促使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在宋代出現了爆發性增長，由此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地圖知識的積累和發展的過程。

再回到本節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本節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成立，那麼宋代地圖之前的地圖的散佚雖然遺憾，但「丟了也就丟了吧」，畢竟不會影響我們對宋代之後地圖的研究。

現存的地圖是否可以代表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

如上節所述，中國古代大量地圖都散佚了，即使是大量地圖保存下來的明清時期也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說，現存地圖，尤其是繪本地圖只是這一時期曾經繪製過的地圖的一小部分，這一現象給目前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研究帶來了一個潛在的但一直被忽略的隱憂，即：現存的明清時期的地圖是否能代表這一時期曾經繪製過的地圖，或者說現存的明清時期的地圖是否體現了這一時期地圖的主流？這確實是一個要命的問題，因為如果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目前對於中國地圖學史的研究就不會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如果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那麼目前中國地圖學史的研究可能只是揭示了中國古代地圖的冰山一角，遠遠不及全貌。

與上一個問題一樣，這也是一個需要用已經散佚的史料來對比現存史料才能得出結論的問題，如果用傳統的研究方法同樣是無解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繞過史料本身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和《四庫禁毀書叢刊》及其補編中收錄的古籍，可以說代表了宋代之後中國古代士大夫所能看到的重要的和主要的文獻。按照對古籍中收錄的地圖的分析，明清著作中出現的地圖大部分都能找到其淵源，也就是說屬於某一譜系，比如關於春秋時期的歷史地圖，直至明代基本使用的都是《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春秋列國之圖」。在關於《禹貢》的著作中，同樣直至明末使用的基本是《六經圖》「禹貢隨山浚川圖」以及宋代《歷代地理指掌圖》中與此有關的一些地圖。古籍中出現的無法找到其淵源的地圖的數量不是很多，且這類地圖通常在後來的古籍中也極少會被引用，也就是說難以產生什麼重要的影響，如《帝王經世圖譜》中的「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而且，根據各種跡象，中國古代除了少數「天才」之外，刻本中出現新的地圖是很少見的，或者說在現存的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大部分都是抄襲、複製和改繪的，純粹新的地圖很少。因此不可否認，除了現存古籍中的地圖之外，明清時期的古籍中確實還存在其他的地圖，而且可能數量還不少，但這些地圖要不就是與現存的某類地圖相近，要不就是雖然是新創的，但缺乏影響力，沒有被當時的主流書籍所採用，因此並不能代表當時流通的地圖的主流。對於這一回答，還有一個重要的旁證，就是現存的明代的各種類書，尤其是以收錄「圖」為主的《三才圖會》，其中收錄的大部分地圖都能在之前出版的書籍中找到。基於此，在明清時期存在一幅當時廣為流傳，但在現存古籍中又沒有太多痕迹可尋的地圖是不可想像的。由此也就旁證了，我們目前看到的古籍中作為插圖存在的地圖代表了中國古代士大夫日常所能見到的書籍中的地圖。

這一研究思路也能推廣到繪本地圖。中國現存的繪本地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因時因事而繪的專題地圖，繪製者主要是政府各級官員，這類地圖雖然大部分都佚失了，但這些地圖主要是因時因事而繪，本身所針對的對象就有限，因此註定缺乏影響力；另一類是士大夫為了閱讀經史類著作、增長見識而繪的地圖，如《古今形勝之圖》，或者針對某些重要且得到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而繪製的地圖，如海防圖和沿海圖，但目前存世的這類繪本地圖，大都能找到具體的淵源關係，幾乎不存在與存世的其他任何地圖都沒有淵源關係的地圖，因此目前存世的繪本地圖也能代表古代士大夫平日所能看到的繪本地圖。

如果上述對問題的回答可以成立，那麼中國地圖研究中的陰雲也就一掃而空了。順帶提及的是，按照對這一問題回答的邏輯，如果在研究中或者在市場中發現有在內容或繪製方法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圖，那麼就要考慮這一地圖是否是後人的偽作，或者是否不是出自中國人之手，前者如《天下全輿總圖》，後者如《雪爾登中國地圖》（又名《東西洋航海圖》等）。而且基於此，認為《坤輿萬國全圖》主要出自中國人之手的研究也是不成立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坤輿萬國全圖》無論是內容還是繪製技術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如何評價古代地圖？

以往以「科學」「準確」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地圖的學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大部分中國古代地圖實在是與「準確」「科學」相距甚遠，因此他們或者對這一問題視而不見，或者對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進行了否定。當然，以「科學」「準確」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古代地圖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對此本人已經提出過批評，簡單來說就是「科學」「準確」並不是地圖所唯一追求的目標，此處不再贅述。下面將從中國地圖的「近代化」入手 ，從另一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以往對於中國地圖的研究基本都認為，中國地圖近代化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西方測繪技術的影響，這點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時期不僅是城市地圖，而且包括幾乎所有種類的地圖，都開始拋棄原有中國地圖的繪製方法，開始向西方，也就是近代地圖繪製方法轉型。但地圖繪製方法的轉型除了技術本身的發展之外，更應當是為了滿足時代的需要，那麼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與中國傳統地圖的「寫意」相比，西方現代地圖更側重於「準確」，而在中國近代，就滿足時代需要而言，這種「準確」所具有的優勢到底是什麼？對於以往的中國地圖的研究來說，這一問題似乎有著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即近現代時期大至國家疆界的確定，小至鐵路的施工、房產所有權的確定都需要依賴於更為準確的地圖。可能正是因為答案「顯而易見」，因此以往的學者對於這一問題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認真對待，但這一問題的回答實際上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很多所謂的近代對地圖準確性的「要求」，實際上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如近代城市中出現了大量市政工程，但中國古代的城池中也有著基礎設施的建造和維護問題，如城池中水道的疏浚和維護、城牆的修建，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也繪製有地圖。還有產權的問題。中國古代土地的產權雖然與西方相比可能存在一些差異，但同樣強調對於地產範圍的明確記載，只不過中國古代對此主要以文字記載為主，雖然繪製有地圖但基本只是示意圖，最為典型的就是明代的魚鱗冊。那麼，古代的這種需求與近現代的需求是否存在本質性的差異？這是一個確實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不僅如此，以往對於中國近現代城市圖轉型的研究，基本都強調西方或者近現代城市圖在測繪技術上，或者說就是繪製準確方面的優勢，這確實是事實，但問題在於，當時所有的需求是否只能通過準確、科學的地圖來滿足？這一問題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歷史上，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地圖，除了基於準確性，或者說需要用準確性來滿足的各種功能之外，還存在大量其他可以不依賴於準確性的功能。如西方地圖，中世紀時期存在大量以宣傳基督教教義為主的地圖，典型的就是T-O地圖。文藝復興時期，很多地圖只具有裝飾功能，中國古代地圖也具備這些功能，相對而言，準確性和科學性就是次要的。

如果將中西方地圖繪製技術的近代化放在整個地圖繪製史的背景下進行觀察，就會看到這一時期也是地圖繪製技術乃至科學技術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即是在一個「科學主義」誕生並佔據主流的時期，而正是在這一時期以地理坐標為基礎，從垂直的視角來繪製地圖的方法，成為繪製地圖的一種方法，且日益成為唯一一種被接受的方法，這一過程本身就帶有一定程度「被科學化」的意味，正如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圖爾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所說，「對於托勒密提出的作為一種地圖繪製控制點的經線與緯線交叉的使用，與一名研究者搜集關於世界的觀察資料然後將它們與自然法則的框架進行比較的過程沒有什麼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圖被用作現代科學的一種象徵」。

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圖爾明認為，「對於托勒密提出的作為一種地圖繪製控制點的經線與緯線交叉的使用，與一名研究者搜集關於世界的觀察資料然後將它們與自然法則的框架進行比較的過程沒有什麼不同」。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古今中外地圖所蘊含的某些功能不需要建立在準確性和科學性基礎之上，而在近代地圖的「科學化」過程中，用於表達這些功能的繪圖方法由於不符合「科學」的要求，被逐漸拋棄，而建立在這些方法之上的功能也就逐漸消失或弱化。因此，中國地圖的「近代化」和「科學化」，實際上是在追求科學性和準確性的同時，對地圖功能的「窄化」，由此形成的現代地圖可以被看成是某種程度「被科學化」的結果，即雖然科學和準確的地圖可能滿足了現代社會發展的某些需求，但這種「科學化」在某些方面或某種程度上是盲目的，是以不自覺地拋棄某些功能為代價的。由此我們是否可以不要再以中國古代地圖的不準確、不科學而感到自卑了，是否可以不再窮盡心思地去挖掘中國古代地圖中的科學和準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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