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歷史學家與史學理論家分歧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出文本解讀理論。該理論認為文本離開作者進入讀者手中，進入思想流通市場後，會有不同解讀方式及視角，作者也不再能控制他對文本的原始意義賦予。這本來是一個在現代史學理論乃至文學理論領域常見的觀點，但是有從事史學實踐研究的學者卻認為，文本是具有固定意義和價值的，怎麼能夠自己產生意義和價值，怎麼可能具有主體性，莫非文本「成精」了？

實踐與理論分歧的提出

長久以來，實踐的歷史學家和史學理論研究者之間存在著一些歧見與爭論。比如說，對史學理論研究所謂「太空洞」、「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評價我們經常會有所耳聞，但這類評價的說服力顯然是不足的。實踐的歷史學家對理論的漠視是基於經驗常識的，而歷史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門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學科。經驗常識化的看法在歷史學領域內並不會受到排斥或交相頡頏，以至於像「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類的說法也不會由於抵牾而被剔除。所以，史學實踐研究者對理論的態度要麼表現為「事不關己」，要麼表現為對史學理論的經驗性和常識化批判，他們往往不是深究理論家們的分析論證，而是指責不符合「實踐」且太過「玄虛」。就像海登·懷特在《答亞瑟·馬維克》一文中所指出的，馬維克對於自己不喜歡的人「不是分析他們的論證，而是要麼指責他們心智不全，要麼對他們進行道德責難」。

史學理論作為歷史研究的領域之一，從一產生就包含著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反思，對人類未來走向的預測以及對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趨勢、史家態度等要素的批判與梳理。作為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學理論研究有著重要地位，甚至在當代理論語境中，歷史學與歷史哲學沒有本質性的區別。既然它們有如此多的共同面相，為何在學術研究中還會發生諸如「成精了的文本」這類誤解呢？

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理性化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是全面的，其在學術研究中的表現就是學科化和專門化。現代學科分化（引者按：既有學科間的分化，也有學科領域內的分化）的進行，導致了學術研究的專業化和精深化，因為一方面從業者所受的系統訓練只局限在某一領域之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從業者湧入，導致學科領域不斷擴展和學術研究的精深化。所以，「隔行如隔山」這句俗語在現代學術語境中反而具有了積極的意義暗示——我們對於自己不熟悉的研究領域保持審慎的研究態度是必要的。

自19世紀歷史學專業化和學科化形成以來，歷史研究成為整個社會中腦力工作者的一個專門領域，在從事實踐研究的歷史學家背後，還暗含著對自己工作的手段與方法、性質與作用、能力與價值的認知與反思。而這種認知與反思的功效在歷史研究專業化和學科化以後，逐漸從整個歷史研究領域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即現代學科意義中的史學理論研究領域。由此，歷史研究在寬泛意義上日益形成兩大研究範疇：實踐的歷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研究。

史學實踐與史學理論不同的評價標準

在實踐的歷史學家中，實證主義意義上「如實直書」般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依然存在，德國史學理論家約恩·呂森對此認為「他們甚至都沒有從歷史主義的傳統中汲取任何營養」；美國思想史家阿蘭·梅吉爾稱之為「硬化症一般的自滿情緒」。在這種評價體系中，所用史料或原始材料的多少依然是判別論文優劣的重要標準——好論文一定是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作為佐證，甚至以前人未曾發現的重要材料作為評價一篇優秀論文的決定性因素。因而，在實踐的史學研究領域內，對史料的甄別、剪裁、選取、搜集和闡釋能力依然是評價從業者優秀與否的主要標準。

無論能否達到我們所認為的「真實」與「客觀」，歷史研究本質上是一門面對過往經驗的學科。過往經驗已經逝去，後來研究者生產成果的價值評價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同行和前輩的褒貶。但無可否認，由此形成一個從業者所共同承認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評價標準，即對於實際工作的歷史學家來說，符合自己行業的學科共同體的評價標準就是史料徵用的廣博與出色的文字敘述組織能力。

正如文學理論並不直接用來指導文學寫作一樣，史學理論也並不能直接用來指導史學書寫和編撰。用懷特在多曼斯卡的訪談中的話說，「它是分析性的結果，而不是開出來的藥方，它是反思性的和分析性的……是人們對於世界的感知、人們的經歷組織起來的一種模式」。在現代學科體制下，史學理論的研究者在人文的、倫理的、未來的價值取向方面更加明確、更加具體，同時更加理論化。

在具體研究層面來看，史學理論研究者當然也是以文本解讀為起點，但其對研究中原始材料和所謂「史料」的要求則相對淡化，尤其是在敘事主義史學理論中更是如此。在今天的學術語境中，史學理論從業者所需要的是細緻的文本解讀和思維感受力——對目標文本作出解讀，領會作者的論證和思路，了解其文本中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以及其理論在整個學術譜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加以闡發並提出自己原創性的理論思路，則能夠成為領域內的佼佼者。史學理論本質上就是人類對過往歷史的認知模式和思維模式的表達，只是不同的研究範式中具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及價值導向。史學理論研究範式的改變也是研究者對歷史認知和所處世界看法的改變，如托馬斯·庫恩所言革命前科學家世界的鴨子在革命後變成了兔子，或者如安克斯密特所言「敘事性解釋是格式塔」，而馬克思則說「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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