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家大院的喬家是怎樣的一個家族
祁縣鄉土
祁縣喬家，是晉商中靠勤勞誠信，白手起家的典型。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賠，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後娶積氏為妻，後續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於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苟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餘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餘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 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面為主，後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喬家子弟恪奇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在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後，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託復字型大小，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 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庄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消息，認為閻善於交給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彈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非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藉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貴發共有三子，長於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後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咸豐九年（1850）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後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於是決心繼承租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後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願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訂立家現：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貝者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例敬，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於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餘力地施教，最後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後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儘管喬映霞很能幹，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後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鬥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後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在中堂——喬家大院》一書載：「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婚後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麼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嫁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喬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從喬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尚多，不過並不等於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型大小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型大小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日軍侵佔包頭，喬氏復字型大小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喬家發跡始祖貴發
喬貴發，字公達，清朝乾隆初年山西省太原府祁縣喬家堡人。著名晉商名門喬家發跡始祖。幼年父母雙亡，被寄養於東觀舅父家，長大後回到喬家堡獨立生活。因為窮困潦倒後，毅然決定走西口，到內蒙創業。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就是喬貴發在包頭經商發跡後回老家逐漸建成的。
喬貴發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於1736年（乾隆元年）離鄉背井，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夥計。十餘年後，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鋪，並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並無商號牌子。1755年農業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後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展，復盛公營業旺盛，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煙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並且還發行了紙幣。喬家商業最盛時廣設商號於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瀋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成為稱雄內蒙古、山西、陝西、寧夏，遠通俄蒙的名商巨賈。他的發跡之路值得我們學習。
堅定信念，艱苦創業
堅定的成功信念，是喬貴發經商發跡的首要條件。喬貴發自幼父母雙亡，窮得連媳婦都娶不起，全靠出賣苦力幫傭維持生活。只因去參加本家侄兒的婚典宴席，不小心被管事的人大罵譏諷，一下子血性奔騰，引發念頭，毅然決定走西口，發誓要混出個人樣來。他最初選擇了吃大苦，掙大錢的活兒——拉駱駝，有了些小積蓄。這給他後來的發展打下了一些基礎。他不斷地動腦筋琢磨發財之道，因當地廣產豆類，冬季蔬菜缺乏，豆製品有市場，他開始做起賣豆腐、豆芽的買賣。本利迴轉很快，錢到手也越來越多。但就在這個時候，喬貴發的意志和信念受到了挑戰，有一段時期，他沉迷於賭博，幾乎將本錢全賠進去，只好又返回老家山西祁縣。在經過一番痛苦的反思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念後，第二次再走西口到包頭創業。吃一塹長一智，喬貴發不斷堅定著自己必須成功的念頭，並且更加謹慎，煙酒賭博全不沾身，一心一意投入創業。而同他合作的夥伴卻在稍有長進後開始吃喝嫖賭，揮霍無度，不斷將股本抽走。喬貴發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一股股補進，變多股為自己獨股，使自己的小本生意立於主動，最後自己獨自開了商號。
求新求變，緊抓機遇
喬貴發在經營豆腐、豆芽生意時，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當時許多人開始仿效他的做法，他意識到必須另闢蹊徑，干更大的買賣。他看準包頭可以做草料鋪的經營，馬上從薩拉齊搬到包頭，參與向販牛馬駱駝的商人供應草料，併兼營牲口行，很快取得了成功。在經營範圍日漸擴大的同時，他又瞅准做糧食交易的商機，並用低進高出、囤積拋出等手段巧妙經營糧行。他在豐收年低價購糧囤積，在欠收年適當高價賣出。而後又採取形同於如今期貨交易的方式，提前定購農作物。雖然風險很大。但喬貴發預測能力極強，幾乎年年測准獲利。有人說他手氣好，可他不以為然。憑著多年吃苦總結，他早將市場了如指掌，水到渠成已是必然。
誠信為本，樂善好施
喬貴發在生意場上以誠為本，童叟無欺。這種「和為貴」的思想滲透在他生意的點點滴滴中。他賣豆腐、豆芽決不缺斤短兩。賣高稱、薄利多銷是他的絕竅。鄉親鄰里人人願買他的東西。回頭客多。「寧舍銀錢，不結冤家」，「樂善好施，接濟窮因」，喬貴發堅持自己做到，子孫做到，喬家世世代代做到。喬貴發不在乎別人欠帳不還，也從不去催。還有人借了東西不送來，他也不問。每逢節日，他都要送鄰里朋友小禮物。他把牲口拴在門口，誰願用誰就用，用完給他送回門口就行。凡遇困難朋友，他都給些錢財物品以解燃眉之急。
善用人才，聚集人氣
聚集人才是喬貴發經商的重要策略，他辦草料鋪發跡後，又在包頭開辦「廣盛公」商號。喬貴發的廣盛公商號，從米面糧油、金銀鐵器、布匹絲織直到典當賬鋪，處處用的都是能人和細心之人。不能者試用期不到則給以銀兩婉言辭退。但一旦用準的人，他是百般依賴，給以厚待。在各類人才中，有會算帳的、能跑腿的、會應酬說話的，甚至有能觀天象的。
在對待僕人方面，喬家總是寬容，不僅能保證傭人吃飽、穿暖、還尊重傭人的人格，「在中堂」里的女僕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媽子，沒有未出嫁的小丫環。喬家對待傭僕都比較和善，而傭金比較豐厚，逢年過節另有賞賜，還把肉、麥、煤、柴發送到各家。對年紀大的傭僕養起來，原意回家的，每年還給些許退休金。偶有過失時，喬家從不惡語相說，也不會打罵虐待。傭僕家中遇到天災人禍時，喬家總是熱情相幫。
家規嚴厲，百年興旺
喬家的家規定有六條：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這些條文從喬貴發起一直沿續到民國年間。
在執行這些號規中，喬家落實得很好，子女們大都仿效約束不敢疏忽。如喬致庸、喬映霞、喬映霄這些後代的婚姻，始終堅持了一夫一妻制。喬映奎的妻子只生女孩，不生男孩。雖然封建禮教「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權至上」等思想不斷給以壓力，而且按照喬映奎的家庭地位，娶個二房是順手可得之事，但在家規的約束下，根本不敢產生娶二房的念頭，只得過繼侄子過戶頂門。
喬貴發在創業小有成功時頭腦何等清醒，制定嚴厲家規約束子孫，這才使喬家從喬貴發起歷經七世共200多年來始終能夠蓬勃發展。喬家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們辦私塾，高薪聘老師，優秀者送入太谷銘賢學校、天津南開中學、大學深造。畢業後再留學美國。僅「映字輩」，上過大學者兩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學生，獲博士學位者2人，碩士1人，多人從事教授、翻譯、工程設計等事業。
祁縣鄉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