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建言粵港澳大灣區：破解機制體制壁壘 構建大灣區協同創新生態體系

■ 杜弘禹 北京報道

3月2日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在向中外媒體介紹情況時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案已經報批。

進入兩會時間，作為兩會熱點議題的重要前瞻，各民主黨派的提案或建議近期已相繼公布。這其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就是焦點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覆蓋廣東9市和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2017年經濟總量已突破10萬億元，約佔全國八分之一。它在被寄予「對標世界一流灣區」厚望的同時，又有著獨特的「一國兩制三關稅區」格局。因此，如何強化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成為一大關鍵。

這也是此番多個民主黨派在提案或建議中呼籲加快解決的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髮現，其中機制體制創新被視為核心，而高端產業協同創新發展則被視為重要落腳點。

比如，民革中央建議，應成立高度開放的粵港澳大灣區「自由創新服務區」，以此為依託實質性推進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探索區域一體化治理機制和新的創新服務體制機制。

此外，農工黨中央則提出「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條例》」、「由中央統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聯合管理機構」、「將大灣區建設成中國式新型『矽谷』等一系列建議。

創新體制機制呼聲高漲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正受到國家層面高度戰略重視。按2017年7月國家發改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訂的相關協議定調，它的目標是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不過，儘管粵港澳大灣區已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但要成為「國際一流」，卻仍面臨著挑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機制體制問題。民盟中央在其擬提交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一個提案中就指出，體制壁壘成為制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突出障礙。

這種障礙被普遍認為存在兩個方面，一是粵港澳三地之間，受「一國兩制三關稅區」這一特殊格局的影響，三地互聯互通不暢；二則是存在於廣東9市之間。

「香港、澳門與其它城市在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上存在較大差異，阻礙創新合作。」民革中央在《關於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全球創新高地的提案》中說，這嚴重阻礙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如人才流動受到兩種體制限制，職業技術資格不能互認，阻礙國際化創新人才的引入和迴流。並且，城市交通體系缺乏一體化規劃和建設，通關便利化尚無大突破。

農工黨中央在《關於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協同發展模式的建議》中則分析，目前珠江東、西兩岸兩大經濟板塊的整體聯通不暢，已成阻礙大灣區整體協調發展的嚴重瓶頸。這更導致城市間不同程度的重複建設等情況，致使整體綜合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換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原本該有的「強強聯合」效應無法有效發揮，同時也意味著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必須首先扭轉這種互聯互通不暢，甚至割裂的局面。

對此，上述民主黨派提出諸多建議。比如，農工黨中央表示，因涉港澳，建議由中央統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聯合管理機構。同時，要以市場運行法則為導向，以整體對外拓展全球大市場為目的，完善一體化共商、共建、共享統籌協調推進機制，打造開放程度最高、開發水平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經濟活力最強的模範區。

農工黨中央還建議，應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條例》等法規以規範大灣區發展，進而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規範化和法制化，逐步形成共生融合的發展共識。

民革中央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應創新體制機制，提升跨境協同創新效率，包括加快構建要素自由流動、市場深度合作、開放包容和高度國際化的新體制；協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建立科技合作常態化機制；進一步完善促進投資和服務便利化的相關政策，對港澳赴粵投資的創新服務機構和個人視同內資享受同種待遇等。

事實上，記者在此前的調研中也發現，當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對創新機制體制，破解互聯互通障礙的呼聲已格外強烈，並且對於超地方許可權的領域，渴望獲得國家從頂層統籌支援。

率先突破高端產業協同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制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制體制壁壘的破解，上述民主黨派希望能夠率先在大灣區的協同創新發展——尤其是高端產業發展上獲得實現。

這有其必然性，按照上述三地簽訂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大灣區的合作重點領域就包括：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等。

民革中央認為，大灣區創新資源豐富、創新能力突出、國際化水平領先，創新經濟發展比較優勢明顯。農工黨中央指出，應以創新驅動作為大灣區的立足點和推進器。

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之所以強調機制體制上的突破，現實原因是粵港澳三地的創新能力、資源和產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整合和協同，以形成相輔相成效應。

農工黨中央就建議，應有效利用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大中心區和其他城市在基礎科研能力、科教創新能力、科技孵化應用、科技企業創設等方面的優勢，揚其所長、互補短板，實現創新引領，轉化創新成果，促進新興產業的市場化蓬勃發展。

農工黨中央進一步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成為全球性金融高地和高端先進位造業前沿陣地，這包括要以高端服務業為核心推動法制、科技、金融、產業等機制創新；重點建設好高精尖研發基地、科創孵化基地、裝備製造基地、物流樞紐基地、綜合產業基地、國際中轉和外貿等基地，使區內城市群合力形成優勢互補的對外競爭聯盟。

民革中央同樣在機制體制創新突破的基礎上對粵港澳的協同創新提出諸多建議，如創建廣東創新中心，並與香港創新中心、澳門創新中心組建粵港澳創新產業聯盟；構建大灣區協同創新生態體系，成立若干國家創新設計實驗室、工業設計研究院、設計工程技術中心等平台，形成集研發、製造、服務模式創新於一體的、資源共享的創新設計集群；設立大灣區創新產業發展基金，用於支持原創研發、創新示範項目、創新人才培養、大數據建設等。

民革中央認為，應在大灣區核心地帶將港澳及廣東三大自由貿易試驗片區聯點成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自由創新服務區」，以此為依託實質性地推進深化粵港澳的創新合作，探索區域一體化治理機制和新的創新服務體制機制，整合集聚世界級優質創新資源要素。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還注意到，以上民主黨派的提案或建議還均關注到大灣區的人才問題，提出發揮香港「超級聯絡人」角色，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人才引進政策；建立定向服務大灣區的「粵港澳城市大學」，有針對性、有目的性地做到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之全鏈條有機無縫對接等相關具體建議。

（編輯：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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