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全球通史》-致讀者

宮羽雅音，經典精讀。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重讀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經典巨著《全球通史》。

人類的過去就象一幅由遠及近的畫卷，讓我們一幕幕展開在你的面前。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問題時代，一個問題很大的時代。在科技的神奇影響下，一切都在經歷著變革。如果我們願意睜開雙眼，每天都有新問題等著我們去研究，去解答。

——教皇保羅六世， 1969年5月18日

致讀者

為什麼需要一部21世紀的全球通史？

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節奏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例如，我們自己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導的歷史觀中成長的，我們也生活在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裡。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結束了這種霸權，世界地圖上歐洲殖民帝國的消失就證明了這一點。地圖上許多地方的名字和顏色都發生了劇烈變動，從而顯現出20世紀中葉湧現出來的這個新世界。

我們漸漸不情願地認識到，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傳統的西方導向的歷史觀是落後於時代潮流並有誤導性的。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儘管伴隨著種種精神求索的陣痛，世界卻已經完成了其從舊到新的轉變。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協會和《世界歷史雜誌》的討論以及本書第1版的出版已經一一證實了這種轉變。

這又把我們帶回到了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本書第1版問世才30個年頭現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科技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難以抗拒的影響令人信服地證明著它的存在。20世紀後半葉的學生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一臉困惑地趴在木製書桌上想，如果這時遭到了核彈的襲擊，這些脆弱的東西怎麼會抵擋得住呢?

這一代的學生不僅要面對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危險，還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威脅地球母親生存的危險。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Jaques Cousteau）已經發出警告：「在20世紀這100年里人類對地球造成的傷害也許比以往全部人類歷史時期還要多。」1

與此相似，環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機構」也在其1989年的總結報告中說：「到1999年，真正決定人類命運的時刻就要來臨。隨著世界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要麼團結起來共同扭轉危機，要麼就將陷入環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2

出於對物種和星球毀滅的黯淡前景的悲觀看法，諸如《美國世紀的終結》、《世界的終結》、《未來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等一系列著作已經相繼出版。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不過是長長的物種鏈上小小一環的話，這些令人沮喪的書名也許是對的。現在地球上大約有4000萬植物和動物物種，而在此前的不同時期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也就是說，只有1%的物種存活了下來，而99.9%的物種都滅絕了。這一紀錄似乎為目前上述「終結」系列著作的熱銷提供了統計學上的支持。

不過，這種統計卻是誤導性的，因為在人類物種和所有滅絕了的物種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後者的滅絕主要是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例如冰川世紀中發生的那些變化。相反，被賦予了高級智能的人類物種則能夠通過使用火種、縫製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讓環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因此，人類物種是獨一無二的、可以使環境適應於自己需要的物種，他使自己成為命運的主人而不是奴僕。

主人和奴僕之間的關鍵差別可以用人類和天花之間關係的變化來清晰地說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懼的一種，它最初出現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遠東，8世紀時被傳到歐洲，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又散布到美洲。隨著歐洲人在其他大陸上的移民，天花病毒殺死了無數缺乏免疫力的海外人口。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的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海島上的居民都因此而遭遇了種族滅絕的慘禍。其實天花病毒也曾在歐洲肆虐，並最終吞噬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壞程度與瘟疫相當。

對天花病毒的征服開始於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發現接種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如今人類已經完全能夠控制天花病毒了，只有幾個種類的天花病毒被隔離在美國和俄國科學家的實驗室里。最後一次天花病例出現在1977年的索馬利亞。1980年人類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學家一度建議把實驗室中的幾個天花病毒樣本也徹底根除，以防止它們傳播開來。但是人們延遲了做出這一決定的時間，因為這些病毒可能會對將來的研究有用。現在科學家已經製造出無害的天花DNA片段，並有完整的基因草圖可供研究，這樣天花病毒的樣本存留與否也就無關緊要了。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董事會決定於當年的6月30日銷毀全部殘存的天花病毒。至此，這一長期以來折磨人類的病毒殺手已經被鐐銬鎖牢，等待它從前的受害者確定一個日子來處決它。由此可見，人類儼然已經成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統治者。

物理學家沃納·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 總結說：「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對自己，而不再有敵人或夥伴。」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諷刺卻在於，這種主導性正是當今全球病態和恐懼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以後，人類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自己。

這種新的與內在的自我(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對抗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要求人類獲取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事實證明，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但同時它還要求用正確的倫理導向來確保知識被運用於正確的方向和目的。在科技革命興起的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過科技革命的潛力，也警告過它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熱情洋溢地讚美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他同時也提到，這一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來加以引導，而且追求它的目的也不應該是「為了自得其樂、爭強好勝、高人一等、追逐名利、爭奪權位，或其他任何類似的卑微目的，而應該是為了改善生活。」3

我們可以在每天的電視節目以及福坦莫大學（Fordham）的年度報告《社會健康指數》中痛苦地發現，我們對於培根警告忽視到了何種程度。上述報告是在青少年自殺率、失業率、吸毒率、高中學生輟學率以及住房佔有率等統計數字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它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狀況。結果表明，美國社會健康指數從1970年的75點降到1991年的36點——就連該年度報告的主編都稱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會狀況這一「可怕的」惡化並不只限於美國。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從早7點到晚7點在巴黎散步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點。他散步時帶了一個計數器，「每當我遇到人們向我推銷我不需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按一下計數器，結果一天下來我總共按了183次。」

類似庫斯托的這種經歷俯拾皆是。無論是在巴黎、雅典，還是在洛杉磯、墨西哥，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但是，作為一個勤于思考的科學家，庫斯托由此開始探究這種個人經歷的社會意義。他在調查中總結出：「控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主義不是個人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我不是生態治國論者，絕不是。但是當你在街上開車看見紅燈的時候，你會停下來。你不會認為紅燈試圖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保護你的。那麼為什麼在經濟學中不會有同樣的事情?……責任要靠社會機制而不是個人美德來維繫。」4

庫斯托在《消費社會是我們的敵人》一文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很重要的，因為消費社會正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例如在中國，當毛澤東在1949年執政時，社會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錶、縫紉機。此後，隨著人們的消費期望不斷高漲，後來變成了「八大件」，增加了彩電、冰箱、摩托車等。如今，這一單子還在不斷加長，近來增加的大件是汽車。汽車在第三世界億萬「貧苦人民」中已經成了社會地位的標誌。在1990—2000年之間，印尼的汽車擁有量從272 524輛增長到675 000左右，印度從354 393輛增長到 1 100 000 輛，而中國則從420 670輛增長到 2 210 000 輛。5

環保主義者非常擔心這些不斷增加的數以百萬輛計的汽車對全球空氣的影響。但是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則指出：是西歐人發起了工業革命並隨後污染了全球的空氣，現在他們不能又讓這些「貧苦的人」固定在「永遠貧苦的人」的地位上。6

在今天和可預見的將來，這些發展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現在已經到了不能不面對這些基本問題的時候。那麼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人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麼呢？當培根強調新興的科學必須被用於改善人類的生活，而不是為了名利、權位時，他已經直面了這一問題。培根還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以下問題：難道人類非得變成經濟動物，只知道專註於膨脹的胃和膨脹的銀行戶頭？

任何社會的第一目標都必須是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須首先提高經濟效率以使這些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但是如果這些基本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難道人們還必須無視個人、社會和生態的代價而一味強調經濟生產率嗎？對於這個基本問題人類尚未給予應有的思考。也正是因為缺少對這方面的考慮，才使得盲目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在全球泛濫，正如庫斯托在巴黎散步時所發現的那樣。

這種盲目的狀態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因此人類現在正在「被迫地」致力於找到避免成為「經濟動物」的方法，或者更準確地說，正致力於尋找一個「倫理指南針」來引導技術的發展。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遭遇的最大挑戰。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利用其超群的智力主宰了環境，從而獲得了他在地球上的主導地位。 但是隨著這一地位的獲得，以及隨之而來的遍布世界的社會和環境問題，人類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一挑戰要求他從聰明的靈長類轉化為明智的人類——即從聰明轉變為明智。

在以下的章節里我們將會看到，正如在過去反覆經歷並成功地應對了一系列挑戰一樣，人類也正在應對今天的挑戰。因此處於21世紀前夜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和革新，而當今遍布全球的變革則見證了這種革新的廣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國，堅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議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們「意識形態的純潔」。7即便是在佔全球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資本主義本身也正在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出現。這包括強調不受約束的自由企業制度的美國形態、強調福利國家和工人參與決策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形態，以及融合了國家計劃經濟、終身僱用制和政府資助等特色的亞洲經濟形態。

這種多樣性顯示出，21世紀在擁有巨大潛力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危險。雖然歷史學家沒有魔法師的水晶球，不能夠準確地預知將來，但是他們能夠基本確定地預測到，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地獄，而是一個擁有各種可能性的世紀。至於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夠實現則取決於這本書的讀者，你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的所作所為將是有決定意義的。

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現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騙式的烏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憂天式的悲觀預言，現在到了對現存的實踐和機製做一個冷靜的再評價的時候了，我們應當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拋棄那些不合時宜的——這正是當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本書才有了這個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於這一再評價的過程，從而實現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拋棄他所反對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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