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中海：糖、魚、奴隸與大西洋史觀

原標題：走出地中海：糖、魚、奴隸與大西洋史觀

　　在一個全球史、海洋史方興未艾的時代，以海洋的視角來解讀不同地區間相互關聯的歷史，已然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共識也會不時地成為一種固定的範式，並進而有意或無意地限制住新的思考的可能性。這其中，就亞洲海洋史的發展而言，就有著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範式。那就是，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地中海史觀其實始終在亞洲的海洋史（研究）中佔據著一個中心的位置。受這種史觀影響，亞洲的海洋史研究經常不自覺地將南中國海比為亞洲的地中海，將印度洋視為一個擴大版的地中海。可以說，在亞洲從事海洋史研究的學者們的內心深處，其實有著一個很深的以地中海史為中心的研究情結。這種情結所相信的是，海洋是交流的渠道，生活在海洋周圍的人群有著緊密的文化、物質交流。海洋有著超越國界、超越族群和宗教的cosmopolitan的屬性。

這種強調對等與交流的史觀根植於地中海特有的地理環境和歷史進程中，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再往西看，離開溫暖、平和的地中海，進入洶湧、遼闊的大西洋，我們卻可以看到另外一種歷史進程。這種歷史進程告訴我們海洋同時也是人類掠奪大自然、掠奪其他人類，進而造就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不平等、不平衡關係的一條「通衢」。

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描繪，我們姑且稱之為「大西洋史觀」吧！大西洋史觀根植於尚在發展中的大西洋史的研究中。目前研究大西洋的歷史學界還很難說有一部具有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式的那種能影響海洋史（及「史觀」）的巨作，但是大西洋作為一個地理範疇卻一直在激發新的研究議題。本文無意對整個大西洋史研究的發展做一個系統的回顧，而是希望通過三個關鍵詞：糖、魚、奴隸，來介紹和思考大西洋史所能延展的研究路徑。

糖

在整個中世紀，蔗糖往西傳播的歷史是圍繞著地中海進行的。無論是阿拉伯帝國的擴展、十字軍的東征，還是義大利城邦的貿易網路，蔗糖的種植和貿易都是在地中海的各方勢力間爭奪和交易的一個焦點。其大致的發展是，阿拉伯帝國在中世紀早期的快速擴張中，讓蔗糖跟著古蘭經傳遍了其所征服的北非和南歐地區。其後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紀的歷次十字軍東征中，歐洲、尤其是西北歐的十字軍參與者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了原來他們並不知道的蔗糖，並將消費蔗糖的習慣帶回到了無法種植蔗糖的西歐和北歐地區。與此同時，義大利北部的城邦例如熱那亞、佛羅倫薩、威尼斯等也意識到了這種貿易的機會，而將蔗糖從十字軍或者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區域運送到西歐和北歐來賺取利潤。

但是到了十五世紀，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此時地中海的糖業已經擴展到了直布羅陀海峽之外，這預示著大西洋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的特點就是糖業的發展與海航技術的進步，殖民地的擴展，種植園的興起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大西洋東岸的幾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最先進入歐洲糖業經濟的是最靠近直布羅陀海峽的馬德拉（Madeira）群島，該群島在十五世紀早期被葡萄牙人殖民後，很快因為其氣候和地理的優勢成為與地中海競爭的一個新的蔗糖供給地。原來精通蔗糖種植和貿易的熱那亞商人把甘蔗種植與蔗糖生產的技術帶到了馬德拉群島，而同樣進入該群島的是西北歐地區尤其是德國地區的資本，這些資本來自於蔗糖的主要消費市場。

緊跟著馬德拉，大西洋東岸的一連串的小島成為歐洲人海外擴張的前沿。大體的思路是新發現的島嶼因為未被開墾過，所以有更好的土壤肥力支撐新的糖業生產。其中，葡萄牙人的策略是沿著非洲海岸一路往南，進而將維德角群島（Cape Verde）與聖多美群島（S?o Tomé）併入其糖業邊疆。在其繼續往南探索的過程中，巴西也在十六世紀初被葡萄牙「發現」，到十六世紀底，巴西已經取代大西洋中的小島，成為整個大西洋世界的糖業中心。與此同時，西班牙人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徑，他們先是在十五世紀緊跟著葡萄牙人在馬德拉群島附近的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引進了蔗糖產業。到了十五世紀末期，他們則支持著名的哥倫布遠航，發現了加勒比地區，並把蔗糖種植產業帶到了那裡。值得注意的是，哥倫布本身就來自熱那亞地區，並且在其開始遠航之前，就已經是眾多在大西洋東岸從事蔗糖貿易中的熱那亞商人中的一員。對於他和他的贊助者，在大西洋中發現新的島嶼，並將其開發為新的糖業邊疆，並不是一項陌生的事業。

關於這段大西洋糖業擴展的歷史，有兩本很重要的著作值得大家細讀。一本是Philip D. Curtin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1990），另外一本是Stuart B. Schwartz主編的Tropical Babylons: Sug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50-1680（2004）。

魚

在南歐人為了尋求新的糖業疆域而不斷地沿著溫帶和熱帶跨越大西洋時，北歐人也正在為了尋求另外一種商品幾乎同時地從另外一個緯度跨越大西洋。這個商品就是魚。漁場的形成需要有強勁的洋流和廣袤的淺海，這些條件在地中海都不具備，因此漁業並未成為地中海史的重點。但是在北大西洋地區卻有著一個廣袤的海洋生態區。因為幾大洋流的作用，在從西北歐的北海一直延伸到冰島，到格陵蘭島、再到北美的紐芬蘭，有著一個橫跨整個北大西洋的海洋生態區。該區域有著非常豐富的漁業資源。

歐洲中世紀漁業的消費習慣其實源於地中海的傳統。發源於地中海東岸的基督教繼承了該地區特殊的飲食禁忌，卻對魚類有著比較寬鬆的規定。這在聖經故事中的基督用麵包和魚餵飽眾人的故事中就有體現。當中世紀基督教在整個歐洲盛行的時候，遍布在歐洲的修道院和普通的信徒們遵守著非常複雜的齋戒規則。通常是每周五和每年冬季和春季的很長一段時間，在教會嚴格控制下的歐洲社會遵守著不食用肉類的習俗，但是魚肉除外。因此魚變成了一種齋戒時期的「美食」。但是這種美食並不容易獲取。漁貨通常是季節性的，而且生活在河流里的鰻魚和三文魚很容易被過度捕撈。因此整個中世紀的歐洲經歷一場漁業消費和生產上的巨變。

從最初的淡水魚，到後來的沿海的鯡魚，再到深海的鱈魚，為了獲取越來越遠的魚類，歐洲漁民在北大西洋不斷擴張其漁業的疆域。當近岸的漁場一個個被耗盡，新的技術開始出現，以便從更遠的海域獲取、保存和運輸漁獲，其中著名的就是荷蘭的鯡魚巴士（herring buss），一種可以直接在海上腌制鯡魚的船舶。除此之外漢薩同盟、英格蘭、斯堪迪亞維納等西北歐的漁民們也形成各自的組織，去越來越遠的北大西洋去發現新的漁場。有意思的是就在西班牙贊助哥倫佈於1492年跨域大西洋到達熱帶的加勒比地區五年後，由英國王室支持的John Cabot就於1497年從高緯度跨域了北大西洋，到了紐芬蘭，也就是著名的紐芬蘭漁場的那塊地區。

可以說雖然北大西洋阻隔了兩個大陸，但是其自身是由好幾個前後相連的漁場組成，西北歐的漁民們只要循著這些漁場就可以很自然地發現另外一塊大陸。這條道路在中世紀早期就有維京人走過，而到了中世紀晚期被組織更加完善的歐洲漁民重新發現。站在這些漁民身後的是一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督教信仰傳播而造就的龐大的歐洲漁業消費市場。這個市場不斷地耗盡原來漁獲豐富的海域，迫使漁民駛向北大西洋的另外一段，那就是美洲。

來看，北大西洋的漁業史研究已經碩果累累，其中很有可讀性的兩本書是Brian Fagan的Fish on Friday: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2006）和W. Jeffrey Bolster的The Mortal Sea: Fishing the Atlantic in the Age of Sail（2014）。

奴隸

如果漁業邊疆的擴展，是一部人類掠奪海洋的歷史，那麼大西洋史中更加值得我們深思的人類掠奪人類的歷史。這段歷史必須和前述的糖的歷史結合在一起。糖與奴隸之間的緊密關係對於中國的讀者相信並不特別陌生，因為Sydney Mintz的《甜與權力》對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解讀。但是Mintz的研究其實並不能說完全就是原創的，而是基於很多前人對糖業種植園的研究，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學者是Richard S. Dunn。

Richard S. Dunn的名字其實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去年的一篇報道中出現過，原因是去年（2017）他被美國歷史協會授予了終身成就獎。Dunn在種植園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其系統分析了17世紀中葉在加勒比地區的一場糖業革命，可見其早期的著作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1972）。這次糖業革命的最大特色就是規模龐大的由非洲奴隸勞作的糖業種植園的出現。

奴隸制度和糖業並不是天然結合在一起的，在地中海時期，糖業並不依靠於奴隸，而奴隸也並不是服務於糖業。當糖業擴張到大西洋東部的一些小島時，情況仍然如此。糖業發展和奴隸制的結合發生在十七世紀初的巴西，當時葡萄牙將其在大西洋小島開發糖業的經驗帶到了其在南美的殖民地巴西。到了巴西之後，勞力的缺乏很快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葡萄牙的作法是將其巴西殖民地分為很多小的地塊，然後分配給不同的領主，這些領主最初是要依靠當地的印第安人勞力來種植蔗糖，但是因為疾病和印第安人的抵抗，這種模式很快難以為繼。於此同時，由於葡萄人在西非的海岸上也有著一系列的殖民據點，他們很快發現將西非獲取的黑人奴隸賣到巴西的領主們，再讓這些奴隸從事糖業的種植會非常有利可圖。因此，到了十七世紀早期，一個三角貿易在大西洋形成了：依附於葡萄牙的歐洲海商們先是帶著歐洲的商品到西非購買奴隸，然後將奴隸運到巴西賣給當地的糖業種植園主，再在巴西購得蔗糖銷售到歐洲市場。

按照這種模式，巴西的糖業快速發展，並在十七世紀初成為了整個歐洲最重要的蔗糖供給地。巴西蔗糖主要的市場是西北歐，它主要通過當時新興的荷蘭共和國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來中轉。但是此時的巴西並不能說已經出現了Mintz所說的那種規模龐大的糖業種植園。當時巴西甘蔗的種植和蔗糖的加工是分開的，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各個甘蔗種植園和蔗糖加工處的規模並不大。這其中，蔗糖的種植這一塊更是受制於葡萄牙在當地特有的領主制度。可以說這種生產還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式的大規模生產。

而對於巴西蔗糖產業影響最大的，是其和荷蘭共和國的聯繫。由於蔗糖最大的市場其實是在荷蘭，看到葡萄牙人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以後，荷蘭人也開始萌生攻佔蔗糖產業鏈的野心。新生的荷蘭共和國從1620年代開始組建了一個西印度公司來征服葡萄牙的巴西糖業殖民地。這最終引發了一場長達二十多年的戰爭，荷蘭人一度佔領了最重要的巴西產糖區，但是由於和當地葡萄牙糖業種植園主的複雜的債務關係，荷蘭人最終造成了整個葡萄牙種植園主的叛亂。其結果是荷蘭人失去了巴西，而巴西的糖業也遭到了重創。

巴西的不幸卻給英國殖民下的巴貝多帶來了機會，從1640年代開始，當地的糖業迅猛發展。很多原來在巴西的荷蘭和猶太糖業商人選擇去加勒比地區投資，而他們最重要的一個選擇就是巴貝多。而此時巴貝多本身也正在經歷一場巨變。在1640年代以前，巴貝多是英國在美洲的諸多殖民地中的一個，該地當時其實並不產糖，主要的移民群體也是來自英國的中下層的農民。他們與同時期跑到北美的英國殖民者很像，每個移民要麼可以馬上獲得一塊土地，要麼也期待在服務一定年限後獲得一塊土地。這些土地主要也不是用來種植甘蔗。

但是當所謂的「糖業革命」在1640與1650年代的中南美洲發生的時候，原來的中小農業生產者卻被大的農場主所取代，因為後者成功地把蔗糖的生產經營規模化，而且找到了新的勞力來源：非洲奴隸。在這二十多年中，居住在巴貝多的英國中小農場主在當地很快消失，白人居民的數量很快減少，很多人選擇了再移民去北美地區。與此同時，大規模的糖業種植園開始出現，種植園主將甘蔗的種植與蔗糖的生產結合為一體。真正意義上的以奴隸製為核心的糖業種植園綜合體（plantation complex）出現了。為這些綜合體勞作的不是白人移民，而全部都是黑人奴隸。而在這些奴隸上面則有著一群富裕的白人種植園主。這種模式在巴貝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一路往加勒比的其他地區發展，英屬的牙買加、法屬的海地、荷屬的蘇利南等地區成為了整個大西洋糖業貿易的中心，同時他們也成為了奴隸貿易的中心。

一部糖、魚與權力的故事已經在大西洋上演。裝載這個故事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被種植園清空的原始雨林，被殖民者消滅的土著人口，被掠奪、販賣和強制勞動的黑人奴隸，以及被漁船耗盡資源的大西洋本身。大西洋的這種不斷的剝奪與被剝奪、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進程，是孕育一種非常不同於地中海的史觀的基礎。我們不能夠說這種史觀就可以被整個地移植到亞洲的海洋史研究，但是它至少告訴我們研究海洋史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可以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海洋不僅僅代表著交流和溝通，也在不斷地製造和助長不平等與不平衡。

作者：徐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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