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不能忘記輝煌，也不能忘記黑暗

原標題：陳小魯：不能忘記輝煌，也不能忘記黑暗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記者 范承剛 實習生 藏瑾

據法制晚報報道，今日上午，記者從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多名故友處獲悉，陳小魯因急性大面積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亞301醫院搶救無效，於2018年2月28日辭世。

下文選自2013年南方周末關於陳小魯系列報道中的一篇。

陳小魯

陳小魯的中國夢：一個人人堅持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的社會

中國走向平等，應該保護人的權益，我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來，就要堅持我的獨立人格、獨立思想。

我們這麼小的公司，還要接待這領導那領導。土地要批，物價問題也要批。這些東西在國外都是很少見的。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

我做的本來就是一個正常人應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麼讚揚，我一做就得到讚揚，並不是因為我怎麼好，是因為我的父親。

陳小魯的家在東城區一處巷子的深處，初冬的北京尚未換上蕭瑟。衚衕之外，是如織的遊客、擁擠的小吃攤，還有印滿了毛主席像與雷鋒畫像的流行T恤；而在衚衕盡頭，青磚鐵門的舊宅里，擺滿了木雕、繪畫與書籍，67歲的陳小魯在其中回憶著往昔：「很多迷霧仍要解開。」

他是陳毅之子。許多年來，作為背負父輩盛名的「紅二代」，陳小魯始終遠離喧囂。如今他卻主動站在了歷史的聚光燈前：2013年10月，他組織了一場同學會，並公開向「文革」中被批鬥的老師致歉。

67歲的陳小魯總會想起父親告訴他的兩句話：一句是「別有優越感」，另一句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我父親有很大的功勞，但他認為這些都是戰士拿鮮血堆出來的。」陳小魯將其視為告誡，「『文革』也一樣，不反思，那些血就白流了。」

昔日八中那個年輕的學生領袖，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鏡頭前，陳小魯陷入往昔回憶：「很多時候，我隨波逐流。但我還是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沒有隨風倒。這是我聊以自慰的。」

「文革」時，反思就開始了

南方周末：今年，你帶頭為「文革」批鬥老師的行為公開道歉。你是否曾想過，為什麼當時一群孩子要如此兇狠地打他們的老師？

陳小魯：1966年我們在學校，突然間團組織沒有了，老師沒有了，校領導沒有了，父母沒工夫管你了。你被放在一個絕對自由的環境里，可以隨心所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可以成為一個戰鬥的人，可以成為一個紅衛兵，可以隨意批判校領導，你對什麼不滿意，寫稿子送到印刷廠免費幫你印。

我們年輕人崇拜毛主席，響應毛主席號召。誰是階級鬥爭對象？老師和校領導。學生和老師、校長之間一般就有矛盾，矛盾激化後，我們得到宣洩的機會，沒人管，可以隨便批。「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北京先搞起來的。北京八中、女附中、四中……利用青年的熱情，第一波衝擊是中學，第二波在大學，然後慢慢擴散。

南方周末：你什麼時候開始思考「文革」？

陳小魯：《人民日報》之前的社論說：「文斗才能觸及靈魂，武鬥只能觸及皮膚」，但是後來我們八中的書記自殺了。受虐待，忍受不了自殺的。他死了之後，脖子拴著線，吊在那裡。我們把他火化了，還要在全校講這是自絕於人民。這個事兒讓我思考，中國話怎麼說？人命關天。

南方周末：這個思考帶來什麼轉變嗎？

陳小魯：我們後來成立西城糾察隊，就是不滿意當時紅衛兵的暴力行為，要制止教育。你想想新中國成立64年以來，什麼時候允許老百姓自己成立組織？我們實際只是個糾察內部的組織，不是造反的。一開始，是到北京車站負責維護秩序。後來跟造反派發生衝突，變成了運動的泛濫，結果就是天下大亂。再後來，總理把我送到部隊去了，隔離起來，保護監督。

南方周末：作為紅二代，你被保護起來了。

陳小魯：總理這個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大家都滿意。我在部隊可以發展提干，對父親和我，都是最好的一種選擇。到了39軍後，我也沒改名字，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很快我就成了瀋陽軍區最年輕的團職幹部。

但是，形勢很快又變了：1975年興起了批鄧、反右傾翻案風運動，我所在的團又是軍區「學習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點。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主管「批鄧」和「學小靳庄」。一個青年幹部，你不做也不行，違心的話必須得說。

「文化大革命」我們全情投入，我從一個衝動的造反學生，到一個自覺的革命戰士，真是為了革命、國家。但到批鄧的時候，我們已經是成年人了。我給岳父寫了信：「道不同，不與為謀」，申請了調動。我不會因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風批鄧——這表明我的一個轉折，這是我「文化革命」中最大的收穫。

當了頭、造了反，就得負起這個責任

南方周末：你不希望再像過去那樣？

陳小魯：批鄧結束後，「四人幫」一粉碎，我就下了決心：我這輩子不再說違心的話了。當時覺得「四人幫」粉碎之後，就搬掉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石頭，中國走向平等，應該保護人的權益，我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來，就要堅持我的獨立人格、獨立思想。

南方周末：所以，多年來你一直在為「文革」道歉？

陳小魯：1988年，我們成立同學會，就是為了解決同學之間的一些隔閡；兩年後成立「獎教基金」，補貼母校教師的生活，也是對被批鬥的老師有一份愧疚。

政治運動給我們的人生打下一個烙印。過去，私下裡也有很多同學道歉。你去反思的話，你會學到很多東西。你不去反思的話，那麼重大的損失就白費了。不能說「文化革命」人人有罪，我們當時1000個人，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不是。是不是人人都當頭了呢？也不是。我當了頭、造了反，我就得負起這個責任。

「文化革命」從來離我們不遠，我經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車主的事情。我們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文革」大事記。希望把這段歷史留下來。八中有輝煌一頁也有黑暗一頁。我們既不能忘記輝煌，也不能忘記黑暗。

南方周末：「文革」後你去了海外工作，這段經歷給你帶來什麼？

陳小魯：1976年我調入總參二部後，當然是參加學習，從人民解放軍外語學院畢業。1981年我去了英國，做駐英的武官助理，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國的軍事情況，當時我們的政策還是聯美反蘇嘛。

到英國前，我從書本上唯一了解的是「倫敦霧」。結果下了飛機，藍天白雲，草是綠的，還很暖和。那時我才知道：我們的宣傳過時了。

英國的國防部長坐地鐵上班，他們的25號高速公路就差幾公里連不上，因為一個老頭不肯讓房子被拆掉。報紙上刊登著他的照片，端著獵槍，誰來跟誰拚命的樣子。那時我很感慨，他不賣他的土地，國家保護，強征不了，不像我們。

南方周末：但4年後你就選擇回國了。

陳小魯：我在英國待了四年半，回到中國卻發覺自己落伍了。國家的變化也非常快，三中全會也開了，改革開放的口號也出來了，中國發生著非常大的變化：我記得1983年放假去溫州玩，很驚奇那裡有了夜市、小攤，小市場半夜都做著生意。

「文革」我在部隊時，那裡的農民幹了一年還欠大隊三毛五毛錢；到了1980年代，農民就有錢了。改革開放的勢頭這麼猛。那時農村搞承包制，工廠也要承包，我回來發現聽不懂，很多人說我落伍，語言還是五年前的語言。我就想不能差太遠了，1985年就回國了。

改革不會停

南方周末：你後來怎麼去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的？

陳小魯：當時有同學推薦，我覺得這是中國的大事，欣然領命。1986年，我就到了中央政改研討小組。1987年10月，研討小組變為研究室，成了中央一個正式的部級機構。

南方周末：研究室里你負責什麼？有留下什麼記憶嗎？

陳小魯：看到了中央的運作過程。成果就是形成了十三大報告。研究室本身內部是很民主的，什麼話都可以講，用不著看領導眼色行事。我在研究員里算最大了。其他研究員都比我年輕，思想都敏銳。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領導就講：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不打棍子，我們探討嘛。

那時候關於司法改革的東西，都請像江平這樣的權威，他們講很多，我們做記錄，我也懂了許多東西，政治的，法律的。比如公檢法聯合辦案，直到現在還要改這個東西。

後來我還做工會研究。現在沒人為勞動者講話，才會有「黑磚窯事件」。我們那時調研就有這個端倪了，很多工人說，你們這個工會，不能保護我們工人的利益。現在越來越明顯，不能老是「御用工會」，不能光收會費、看電影就完了。

我們還研究了「危機處理」，對當年社會動亂的可能性進行分析。主要是1988年，物價飛漲，經濟不穩，社會也比較動蕩。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這樣，我們就去著手搞些調查，跟團中央的領導交流過關於學校的問題，跟工會談過工人的問題。

不過可惜，還沒調查完呢，到了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銷了。那一階段的改革嘗試也畫上了句號。

南方周末：現在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處於改革漩渦中心的政改研究室、農研室（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你怎麼評價身處其中的那批人，包括自己？

陳小魯：經歷了「文革」，從十年動亂里走出來的人，他們對體制的弊端有認識，也有熱情迫切地想去改革，在單位是改革先鋒和闖將。他們對中國的改革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至於說他們有沒有什麼錯誤和問題，當然有，一群年輕人一腔熱血。

我做這些工作不是為了陞官。有一次，楊尚昆問我，你對工作有什麼想法，我當時說我沒想法，我的字典里沒有陞官這個詞。我自認為，1980年代末，我還是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沒有隨風倒。這是我聊以自慰的。

南方周末：後來為什麼選擇了脫離體制？

陳小魯：1992年，我提出了轉業，離開39軍，不是因為在那兒升不了官，如果我在那兒待著，我很快可以提起來。但沒辦法，我不是這塊料。我也不想從政了，有選擇讓我去證監會，我不去。

我先去了美國講學，美國的一所大學邀請我做冷戰史研究，我去做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同一年，我還去了新加坡東亞研究所，講了一次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

我也會和這些國外學者聊起中國。我說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神一樣的領袖，需要的是持常人見解的領袖，這話不是我說的，是恩格斯說的。否則他不懂得民間疾苦。我就跟他講這個道理。他們說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

他們也會問中國的前途。他們比較悲觀，我卻認為改革不會停的。我想起還在研究室時，辦公室就瀰漫著悲觀，他們都比我有學問，我這個人讀書第一不太用功，第二也沒有讀過正規的大學。我只有直覺，直覺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2011年1月20日，新四軍重建軍部70周年紀念集會在江蘇鹽城舉行。新四軍「將二代」在父輩青銅雕像前合影。左二為陳小魯。 （CFP/圖）

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

南方周末：所以後來你還是回國了？

陳小魯：對，我回到中國，而且還得找點活干啊。養家還得糊口。我目標也沒有太高，夠吃喝活得下來就行了。所以我選擇了下海。

我這個下海了就一去不復返了。不下海我沒有路可以走，我不願意到國家機關，又不願意到事業單位。你沒有別的地方去。不想在體制內，只能到體制外，只能是自己打拚。

南方周末：一個「紅二代」下海經商，會有阻力嗎？

陳小魯：肯定有過，有些老太太看了不幹了，給領導打電話，說怎麼搞得陳毅的兒子下海了。我說老太太老腦筋，我就是想下海唄。你就這麼說，小魯愛冒險，下海要是搞得不好，給個救生圈，回來就行了。

1993年我就到海南去了。海南要開發亞龍灣，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制的公司，我做了總經理。難度比較大，後來搞宏觀調控嘛，貸不到款，我在那幹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1993年成立了標準國際，開始做投資諮詢這一塊。主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國企在海外上市。從國外的資本市場上籌錢。

這是我們所長。我們有些關係。當時一些國企對走向世界根本沒概念，他對國外投行也不是很信任，需要顧問做個客觀評估。我們也做很多公關的工作，政府公關。比如，廣深鐵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們做它的顧問。我出面找到了計委副主任，找到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等等。我們做得還是比較好。畢竟老爺子在那裡擺著，不支持你也不會敲詐你。人說我們發財了，其實我們五六個人，幹了兩年，就掙了60萬元人民幣。

南方周末：實際上，即使經商，你還是很難遠離體制。

陳小魯：有個朋友是香港的，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十幾年他只見過官員一次，就是在上市那天，官員來宣讀上市公司的規定。我們這麼小的公司，還要接待這領導那領導。做項目當然要跟政府打交道。土地要批，物價問題也要批。這些東西在國外都是很少見的。

我真想做生意應對客戶就完了，交稅就完了。我們想要一個正常的社會。

下海幾年，感覺的確也不好。我覺得挺沒意思的。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不適應。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太不一樣了。我有點理想主義化。

1997年，我身體不好，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所以我就退下來了。現在比較超脫了。

南方周末：你似乎是個非典型「紅二代」，更願意從批評的角度去看問題。

陳小魯：其實都有批評，對現實都有不滿，但可能很多人會有些顧慮，他們很多人是吃皇糧的，我是不吃皇糧的。他們有的說，你這麼高調，沒有人找你談話嗎？我說誰找我談，我是納稅人，我供養你們。

南方周末：道歉後你又站在了聚光燈下，能適應現在的生活嗎？

陳小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做的本來就是一個正常人應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麼讚揚，我一做就得到讚揚，並不是因為我怎麼好，是因為我的父親。

陳 小 魯

1946年出生於山東。

1966年，陳小魯任北京八中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8月19日，組織了對北京市教育系統領導的批鬥大會。

1967年「二月逆流」後，陳小魯淡出運動，改名陳衛東，到北京的718廠去勞動。

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瀋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監護鍛煉。

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1979年起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參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國防副武官。

1985年，陳小魯從英國回國，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

1986年10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

1988年,由陳小魯倡議，成立了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

1993年回國，下海經商，同年創立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2001年任博時公司獨立董事。

2013年10月7日,回母校北京八中開「文革」道歉會,公開向老師鞠躬道歉。

南方周末實習生 藏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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